本文原載《曆史研究》2017年第6輯，《中國北方地區的家馬引入與本土化曆程》。作者不詳。真知堂轉載。為友善閱讀，有删節。下面為第一部分。
一、晚商以前家馬引入中國北方地區的考古學證據
從晚商時期開始，家馬在中國北方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大量出現，是以，晚商時期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家馬起源的時間節點。如袁靖通過對考古學資料的全面梳理，認為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家馬起源于商代晚期”，并進一步推測，鑒于新石器時代馬與人基本沒有什麼關系，“而到了商代晚期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突然出現了大量的家馬，這可能與外來文化的傳播有關”。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上述情況卻揭示出，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晚商以前，北方地區确實存在為數不多的馬，同時也揭示出北方地區并非野馬的主要活動區域。導緻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馬是一種群居動物，會在适合自身生存的區域裡成群出現，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的北方地區，狩獵生計方式的産出尚屬人們的重要生活來源。假設北方地區在當時适合野馬生存，那麼，人們勢必會對野馬進行大量捕獲。因為，早在舊石器時代北方地區的人們已具備捕獲野馬的能力。
在山西北部的峙峪遺址中便有大量野馬骨骼出土，但相比于表1和表2所列大部分考古遺址中出土動物骨骼的總量而言，各遺址中馬骨的數量微乎其微。對這種現象的解釋當是：北方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并不是野馬的主要活動區域。
氣候考古學研究成果也能佐證，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區不是野馬主要活動區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與氣候史上全新世大暖期的來臨有着密切關系，施雅風等根據“全新世孢粉及其他古植物、古動物、古土壤、古湖泊、冰芯、考古、海岸帶變化等多方面研究資料，推斷中國全新世大暖期出現于8.5-3ka BP，延續達5.5ka”，雖然期間有多次劇烈的氣候波動與寒冷事件，但總體上，北方地區處于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顯著增加，植被比較繁茂的狀态。
而野馬卻喜歡生活在氣候幹冷的草原生态環境之中，是以，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晚商以前，北方地區不太可能出現大量野馬。即便在相對偏西偏北的北方地帶，出土的馬骨遺存也如表2所示，極為少量。總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晚商以前，中國北方地區不是野馬的主要活動區域，進而大大降低了先民們本土馴化野馬為家馬的可能性。
是以，既然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區不是野馬的主要活動區域，那麼北方地區在這一時期發掘出土的明确鑒定為家馬的資料，也不太可能是源于本土馴化的結果，而是源于域外引入。
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資料來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晚商以前，野馬大量生活于歐亞草原地帶，馴化野馬為家馬的人類行為也在歐亞草原地帶有較為明顯的迹象。在公元前3500—3000年的柏台遺址中，出土三十餘萬塊動物骨骼，馬骨占80%，Dorcas Brown等人認為，柏台先民将馬主要用來食用、随葬、祭祀和騎乘等，且為數衆多的馬骨中至少存在一部分為家馬。進而顯示出馬從野生種到馴化種的演化迹象與序列。
在公元前2000—1750年間，被認為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前身的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文化的遺址中，“墓地中有些墓葬帶有墓上建築，有些墓有多個墓室，并葬有車馬，墓中還有馬、狗、牛和綿羊殉牲。墓中随葬品豐富，有陶器、石制和青銅制裝飾品、武器和工具”。柏台遺址中所出馬骨的屬性雖至今仍有争論，但可以确證，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文化中存在被馴化的家馬。
到公元前17—13世紀時，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歐亞草原逐漸興起并向東擴張，以“發達的冶金業、輕型戰車和大量馴養馬匹的應用”為文化特色，并零星進入新疆地區，最終在公元前12—9世紀時強勢進入新疆西部地區，卻受到來自甘青地區與新疆本地兩種文化因素的阻擋。由此揭示出，中國北方地區與歐亞草原地帶在公元前12—9世紀存在接觸的史實，但互相之間零星的交流或要早于這一時期。歐亞草原地帶公元前3500年以來，存在馴化野馬為家馬的人類行為，家馬伴随人群的流動進入中國北方地區具有極大可能性。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北方地區的家馬可能是從歐亞草原引入的結果。
結合表1和表2所列材料與前文所論，本文認為，在陝西神木石峁、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與甘肅永靖大何莊等遺址中出現的家馬，當是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從域外引入的結果。基本可以肯定，晚商以前的中國北方地區，存在零散地從域外引入的家馬。
根據中國北方地區和中亞草原地帶的馬骨遺存情況，結合馬自身的生物性特征和氣候考古的相關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判斷，中國北方地區晚商以前已存在由域外引入的家馬。但馬骨在各遺址中出土動物骨骼的總量中微乎其微，揭示出新石器時代至晚商以前，中國北方地區總體上并不适宜馬的生存，人們雖已識得家馬，但隻能與家馬保持一種相對松散的關系。
于商代氣候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晚期已進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後階段，氣候開始向幹冷化轉變。
王晖等人通過對甲骨文資料和古文獻記載進行雙重互證，認為“商代後期氣候出現了幹旱化”，并引發周人東遷、商人南向發展、武王伐纣等一系列社會變動。
基于氣候幹冷化趨勢造就的風土适應，中國北方地區成為馬的适生區，家馬開始大量出現，也為晚商以來的家馬本土化程序提供了前提條件。《莊子·秋水》：“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形成兩種不同的家馬本土化路徑：一種是中原地區以車馬為典型代表的路徑；一種是北方地帶以騎乘為典型代表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