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砂洲
1979年4月，北京中山公園乍暖還寒。這裡，正進行着一次攝影展，每個人3分錢門票，一百多平米的蘭室，擠滿了人。
在畫家石魯的肖像前，站着一個年輕人，看着畫作出了神。
照片裡的石魯，臉頰凹陷，雙目如鷹，頭發淩亂，滄桑中有一股威嚴感，旁邊配着一首小詩，寫道：白了一頭青絲，掉了一口白牙。
年輕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後再用力閉上眼睛，他想要把那些顔色、構圖和影像，全部刻入自己的腦海。
這個年輕人，名叫解海龍。是一名轉業的軍人，在北京半導體器件十廠保衛科工作，那年他28歲，看完影展後喜歡得不得了。
回去後，他就買了一台海鷗203牌相機，決定開始認真搞攝影。當時他月薪46元6角，家裡隻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個大木箱。
掏錢買了相機之後，他又覺得這不夠，有了相機，還得有個放大機，這樣拍出來的照片才有質感，可看着屋裡的模樣，兒子不斷伸出被窩的胳膊，妻子收拾舊衣的背影。
這一回，無論如何開不了口。
直到有一天，路過同仁醫院，他看到有一群小夥子正排着隊捐血。
解海龍走了過去，拍了拍排在最後面的小夥。
“捐血給錢不？”
“給錢！”
給多少錢？二十二塊五，不僅如此，機關還給放三天假，獎勵兩個雞蛋和一包糖。解海龍聽到後當即表示，血我幫你獻，假期歸你，錢歸我，你看如何？
然後就撩起了胳膊。
那一次捐血，解海龍拿到了二十二塊五，後來小夥子的機關還另外獎勵了五十塊錢，解海龍高興壞了，拿着72塊錢直奔商場，指着那台他心儀已久的放大機：
“趕緊拿出來吧！”
有了相機之後，解海龍組織了幾個好友，準備第一次攝影行，目标是北京郊外的十渡。
天蒙蒙亮，解海龍領着幾個兄弟就出發了。
先到一個包子鋪吃早飯，24個包子，每人4個，外加一碗稀飯。随行的一個兄弟提出每人多加一個包子，解海龍死活不同意。
省下來的錢，是要拿來買膠卷的，不能松口。
那一次采風回來後，解海龍打開相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作品。
發現其中有一副的内容是這樣的——
夜色下，圖書館靜悄悄，天上一輪白月，自行車整齊地擺放着，透過窗戶玻璃，能看到裡頭一群年輕人在念書。
“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努力學習文化知識的場景，安甯中有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
後來這副照片登在了《北京青年報》上，名字就叫《夜幕靜悄悄》。
這是解海龍第一次刊出自己的作品，稿費5塊錢。他高興急了，一口氣買了33份《青年報》，逢人就送。
之後一年時間，解海龍迅速斬獲了很多獎項，獎項多了，心氣也就大了，他很想成為一名記者，原本有這麼多作品和獎項打底，料想不成問題。
可機關的集體所有制性質，卻成了卡住他的一個命門。
《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經濟日報》《大衆電影》。
一次次履歷投遞，沒有回聲。唯一對他感興趣的《大衆電影》，知道他機關性質之後，對他說：“抱歉啊，這事兒不成啊。”
在人生初露頭角的時候，解海龍被狠狠潑了一瓢冷水。
但東方不亮西方亮，既然當不成記者，莫若“曲線救國”。
1983年，解海龍加入了“北京廣角攝影學會”。
廣角影會的創始人之一，叫劉家瑞，原本是空軍的一名地勤人員，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專業。劉家瑞成為了解海龍的老師。
解海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們一幫年輕人想學中山公園裡的影展一樣，在中國美術館辦一次自己的展覽。這個想法，迅速被美術館拒絕。
理由是：“廣角會隻是一個民間組織，按級别來說，遠遠夠不上，可以辦展覽的地方很多！”
劉家瑞一聽，不幹了。
他的目光落在那位從業人員身上。
緩緩開口，對那人說：“自影會成立以來，我親眼看到這群年輕人憑着一股熱情和執着潛心學習攝影。買不起相機，他們就拿别人的照片一遍遍研究，一遍遍模拟……
後來終于有了相機，不管風裡雨裡，隻要有機會，聲幾餐早飯，省幾趟車錢，都要想方設法買一個膠卷，就是這幫年輕人感動了我！”
之後的那一幕，解海龍一輩子都忘不了，他看到劉家瑞扯開了上衣，露出自己的胸膛。
上頭有一個濃重的U型傷疤。
“這是我先天性心髒病留下的手術疤痕，二尖瓣狹窄，瓣膜關閉不全，平時上兩層樓都心慌氣喘，但是今天，為了他們，就拉下這張臉來懇求你們！希望你們能滿足他們的心願！”
後來，劉老師成功了，美術館的從業人員被震撼住。
多年後，在解海龍的自傳裡，劉家瑞的名字出現了很多次，基本前面都有“恩師”的字首。
1986年，解海龍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并且調入文化館工作。
那年他35歲，早已不是一個毛頭小子，也不是什麼“攝影愛好者”，而是一個能在全國攝影大賽上拿下三座獎杯的猛人。
解海龍很開心，他一次次被邀請去給一些攝影愛好者們上課，分享“獲獎秘訣”。
“獲獎其實很簡單，首先就是内容要積極向上，主題要突出，技術要到位，做好影調處理與色彩對比，構圖力求創新，形式感要強。”
大夥都誇他，都說他真厲害，除了一個人——劉家瑞老師。
好幾次，解海龍捧着獎杯和作品到劉家瑞面前，劉家瑞看完後便沉吟搖頭：“如果長期這樣，你還是要考慮你适合不适合攝影創作。”
劉家瑞的話，讓解海龍深受觸動。
後來有一天下午，他跟劉家瑞對談了很久，劉家瑞告訴他，攝影的本質意義在于“記錄今天，告訴未來”。
那一刻，解海龍恍然。
他想起第一次去十渡郊外時，除了包子和圖書館，給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大概就是一群山裡的孩子，他們淳樸頑皮，争着往鏡頭前面湊，笑聲爽朗。那種舒适感掠過胸口的感覺，解海龍永遠忘不了。
或許鏡頭真正應該對準的，是像他們這樣的人。
一味的祥和與喜樂，從某種程度上說，就等于淺薄。
那天之後，解海龍用報紙把他的一大摞獎杯、獎狀全包了起來塞進紙箱，然後一把推到了床底。
從此，踏上了記錄真實生活的道路。
第一站是河南武陟。
采風歸來後，解海龍放映自己的照片，這一次沒有太多的喜樂祥和，而是在麥穗間瘋狂玩鬧的孩子，累得趴在地裡的老黃牛，倚門而立的老婦人，雞飛狗跳的院落。
這是，解海龍了解裡的“真實”。
之後，他轉戰廣西。
在一間課室裡，他見到了一位女老師在授課，與衆不同的是，老師的背上，竟背着一個小孩，解海龍大為不解，他掏出廣角鏡頭，慢慢對準老師和她背後的孩子，按下快門。
隻聽見一聲“咔擦”。
孩子登時轉過臉來。
這位女老師，叫戴紅英，那年她29歲。知道解海龍的來意後，她百般懇求解海龍不要把照片放出去，因為這是“違背規定”的事情。
後來這幅照片還是被命名為《艱難的哺育》登在了《中國教育報》和《中國婦女報》上，霎時震驚了許多人。
解海龍高興，特别高興，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劉家瑞老師。
結果當天一推門，發現老師的桌子上就擺着他那幅《艱難的哺育》。那天，老師指了指茶幾上的照片，他早就知道解海龍的來意，笑着說——
“喏，你瞧。”
那一刻，什麼話都無需多言了。
從此，解海龍的鏡頭開始對準普羅大衆。
在浪漫旖旎的八十年代，很多人選擇了“下海”，解海龍卻不斷地“上山下鄉”，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有一回在河北一個村落裡，天很冷，解海龍看着破落的教師外頭，圍着一群孩子，孩子們在踢毽子，滾鐵環，笑聲不斷，開心得不得了。
但是漸漸，氣溫驟減，天空的烏雲聚集了過來，然後一片一片的雪花降下，風吹了過來，真的太冷了，解海龍忘了拍攝，他趕忙把相機塞進棉衣裡。
爬上了一段斜坡。
隻見一座農宅園裡，一個顯眼的智語立在了眼前——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旁邊是破落的教室，天上是鵝毛大雪，解海龍看着這行智語出了神。
他憶起兒時，自己丢了學費，被母親一通責打。
那天，阿娘告訴他：“看着（你）被咯出一條條那麼深的印子，我心疼地哭了，可是我不能心軟，我不能給你笑臉，生活艱難，但你們一定要讀書，你記住，這錢，咱丢不起！”
那天他忘了在雪地裡坐了多久。
隻覺得鼻孔裡、嘴裡噴出來的熱氣都成了霜花兒。
不遠處，他看到一個小身影，那是一個孩子，拿着一塊玉米餅。
“天快黑了，這麼冷，你去哪裡？”
“俺去上學，老師給俺補課哩。”那孩子答道。
那一夜，風雪越來越大，解海龍目送孩子消失在了夜色裡，心裡眼裡全是那條智語——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回到文化館之後，解海龍找到館長，提出拍攝一組照片，來改善這些孩子們的命運。截至1989年時，全國年均收入200元以下的人數尚有4000萬，因貧窮而失學的孩子占了大多數。
那天，解海龍寫了一個申請：
“我申請一年時間，跑遍全國所有有代表性的老區、山區，拿出一組如實反映孩子渴望讀書，老師辛勤耕耘的照片來，希望得到文化館的支援。”
上司非常支援，解海龍也幹勁十足，但是在這個節骨眼，解海龍得到一個消息，劉家瑞老師病重。
那天他照常帶着照片去找劉老師談天，一邊翻看，一邊給老師講着照片背後的故事，老師不住地點頭。
半晌，劉家瑞對解海龍說：“過段時間，我準備再做一次心髒手術。”
解海龍心頭一驚，他知道以劉家瑞的身體狀況，再進行一次手術意味着什麼。但劉家瑞言簡意赅：“我一定要最後一搏，手術成功了，我還想跟你們再幹上幾年。”
沒有人比解海龍更了解恩師，他知道他無法，也不能阻止老師……
1990年6月22日，劉家瑞進了手術室。
再也沒有出來。
後來醫生告訴他，劉老師的口袋裡留着一封信，是寫給解海龍的，信件的内容，我們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揭開。
1991年4月4日“中國希望工程攝影紀實”踏上征程，
首站，是安徽合肥。
在這裡，他發現孩子們上學要乘船，往返有六裡路，在船上，解海龍遇到了一個小女孩，她一隻手抓在船弦上，另一隻手把書包牢牢抓在手裡。
“你叫什麼名字？”解海龍問道。
女孩怯生生地說：“蘇明娟。”
解海龍聽完後模仿着她的口吻說“蘇明娟”，逗得女孩直樂。
不久，解海龍跟随孩子們來到一所寺廟改建的教室，課堂極其簡陋，但孩子們規規矩矩地坐在書桌前，用力地跟着老師朗誦課文，這時一個身影映入了解海龍的眼底。
是她！
這時，蘇明娟一個擡頭，解海龍迅速按下了快門。
這就是永恒的經典。
後來，“大眼睛”成了希望工程的宣傳海報。
1992年刊出後，《人民日報》《中國日報》《光明日報》，全國50多家媒體争相報道，僅用時數個月，募捐善款超過一個億。
1992年10月8日 “解海龍希望工程攝影紀實展”在第二屆中國攝影藝術節上展出。
不止全國轟動，連海外華人圈也驚撼不已。
之後，攝影展開始全國巡回。解海龍的照片，被全國各地的人所熟知。
後來到了珠海中心廣場的時候，有一個男子看到了這組照片，他問解海龍：“這是真的嗎？”
聽完這句話，解海龍回答：“你捐可以，不捐也可以。但是請你不要懷疑照片的真實性，我給你們講幾個故事吧……”
“資助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
“300元。”
“這是5年的費用。”解海龍補充道。
後來，這個男人捐了3000元。
而那個被解海龍拍下的“大眼睛”直到1994年才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并且同時她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筆400元的捐款。
關于蘇明娟後面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
後來蘇明娟順利讀到大學畢業，進入工商銀行工作，在2018年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
并且，在今年成為了大會代表。
多年後，解海龍與蘇明娟一起接受采訪，主持人問：“你們倆誰改變了誰？”
蘇明娟說：“我和叔叔都改變了。”
解海龍卻答：“她把我改變了。以前我就是想出名，後來我才知道手中相機的分量。”
解海龍的奮鬥成果如何，且看下面兩張圖——
到這裡，我們把謎底揭開。
1990年，恩師劉家瑞留給解海龍的信裡寫的是什麼？
他說：
“我覺得大家一起拿着相機記錄社會，記錄時代，反映人民的生活，這個方向是對的……
我希望能有再多一些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機會，是以我決定做這次手術，如果手術成功了，就和你們共同奮鬥幾年，如果不成功，我也不後悔，請大家不要傷心。”
午夜夢回，多次，恩師的身影在解海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他永遠記得，恩師送給他的畫冊裡有這麼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偉大的攝影師亞當斯（《月升》的作者），那天解海龍才知道，原來當男亞當斯在鋼琴上才華橫溢，母親知道他要從事攝影後，大力反對，媽媽說“照相機無法表達人類的靈魂”。
結果亞當斯回答：“照相機或許不可以，但攝影師可以。”
後來在紀錄片《光刻》裡，主持人問解海龍什麼是紀實攝影？
解海龍回答：“紀實攝影，就是關注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