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之名#
初載于《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後載于李零：《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7-135頁，另載于中國社會科學網
一 引 言
有翼神獸在中國古代文物中是一種使用材料很廣、流行時間很長的藝術主題。這一主題包括若幹不同種類（如帶翼的獅、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祿、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它主要流行于東漢以來，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體巨大，雕刻精美）（這類主題也見于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物，如六朝時期的青瓷水注和虎子），是以其讨論多圍繞于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中央古物委員會，1935年）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部報告中，學者曾對天祿、辟邪做專門探讨，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基礎。關于天祿、辟邪的起源，他們有兩種觀點：一種比較大膽，見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第71－90頁）；一種比較謹慎，見于朱希祖〈天祿辟邪考〉（第183－199頁）。滕固的看法是，這類主題于六朝時期雖已“十足的中國化”，但出現當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漢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戰國）（其“早至戰國說”是據徐中舒對林氏壺的考證。參看徐氏：《古代狩獵圖象考》。但徐氏此文隻說該器“上镌鳥獸奔騰與人持戈矛劍盾追逐刺擊之形”，并沒有說該器有表現翼獸的花紋。當時，滕氏還沒有找到真正的證據），淵源是古代亞述地區的藝術，類似主題也見于塞種和大夏，以及希臘和印度的藝術，西人或稱winged chimera（西人所說chimera有寬狹二義，狹義是指希臘神話中特有的一種神獸，寬義則指任何想象的和用不同動物拼湊而成的神獸。滕固說，西人嘗稱六朝陵墓上的有真神善為 winged chimera，但他在意大利曾親見其物，“前身是獅子，背脊的中部昂起一頭山羊，其尾為一長蛇，乘勢折回而咬住山羊之角。審其體制，似和六朝實物無幹，西倫雲雲，乃亦暫定之稱謂”。案：滕固所說雕刻是供羅倫薩考古博物館的藏品，此器與中國的天祿、辟邪确實相差甚遠，但西人以此為名，多取寬義，即其表示混合動物的含義，所謂winged chimera，隻是泛指“有翼神獸”）。這是受西方學者影響（滕固所據是法國學者格羅塞的說法）。而朱希祖的看法則頗有保留。他引中國古書中的“如虎添翼”說，引《山海經》中講帶翼神怪的話，以為這類形象在中國非常古老，它們究竟“是吾國固有之遺風，抑外國傳來之新範”，很難肯定。盡管“外來說”在當時的學術界還是一種“海外奇談”，長期以來并沒有被國人接受（姚遷、古兵，管玉春，楊泓），但筆者認為，這卻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國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們再次見到這種神獸，它們是與不少帶草原風格的器物共出，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學者認為，我們應放開眼界，對習慣的想法做重新思考（李學勤）。
現在因為整個讨論還不夠深入和系統，國内學者對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國外學者對境内的材料也了解不夠，無論哪一種想法，片言孤證，都難以定論，故本文彙集有關材料，試就這一想法進行探讨，希望對問題的研究能有所推進。
二 出土發現的有翼神獸
有翼神獸在出土發現中材料很多，筆者眼界有限，難以搜羅齊全，下面僅就目前所知，以時（春秋到東漢）為經，以地（出土地和國别）為緯，把其中年代較早也比較典型的例子列舉如下（漢以後的材料暫不讨論）：
（一）春秋時期
主要有兩個例子，都是屬于青銅飾件：
1、河南新鄭李家樓鄭國大墓出土的立鶴方壺（圖一）（案：此條是承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的杜德蘭（Alain Thote）教授提示）。原出為一對，一藏故宮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館。它們除有兩獸耳，器腹四隅的下方還各飾爬獸。後者與一般方壺上的爬獸相似，但不同點是背樹雙翼，翼尖朝後。其造型比較簡率，缺乏細部描寫，它們究竟是偶然的藝術變形，還是外來的藝術主題，尚須進一步證明，但對問題的讨論還是不容忽視。從墓葬年代考慮，其制作時間約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紀前後）。
2、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青銅器飾（圖二：1－3）。相傳是1930年河南新鄉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裝配在一圈狀物上的獸形飾四件，及散置的鳥形飾和獸形飾各兩件。前者類似東周流行的獸紐器蓋，後者類似東周流行的鋪首銜環，是以梅原末治推測它們是一件碩大圓壺（從複原圖推測，高度約70－80厘米）的器飾，并畫了複原圖（圖三）。其所謂器蓋上的獸形飾是作側首蹲伏狀。它們既有獅虎類的獸首，張口露齒，獸口兩側有翼，又在頭上立一小鳥，口銜獸首的肉冠（瘤狀突起），雙翼平舉；既有獅虎類的獸身，又背樹雙翼，略呈S形，翼尖朝後，作垂鱗狀疊羽（兩排）（中國古代翼獸的羽毛有兩排和一排之分，這種特點一直延續到漢魏時期）；四足也作鳥爪：前足是鈎爪，後足是尖爪，腿後有距（類似鳥爪後面的突出物）。其紋飾，獸身為雲紋，獸口為S紋，口側的翼為簡化羽紋（作篦齒狀），銅圈為繩索紋。而所謂器腹上的神物，二獸有獅虎類的頭和鳥類的雙翼，二鳥（頭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雲紋在身，相同的羽紋（作篦齒狀）在翼，銜環則飾重環紋，顯然是前一種飾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同樣是翼獸和神鳥的組合。其紋飾與侯馬陶範中的紋飾相似。從紋飾判斷，年代似可定為春秋晚期。戰國時期的獅首翼獸或即由此發展而來，鳥首（由鷹首變形）翼獸也與此或有關聯，是以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圖一 有翼神獸裝飾的立鶴方壺（銅，新鄭李家樓鄭墓出土）
圖二 泉屋博古館藏青銅器飾：1.四獸銅圈;2.獸形飾;3.鳥形飾
圖三 泉屋博古館藏青銅器飾（梅原末治的複原圖）
圖四 翼獸形提梁盉（銅）：上：甘肅泾川出土;下：上海博物館藏
（二）戰國時期
（甲）銅器。
1、甘肅泾川出土的“翼獸形提梁盉”（圖四：上）。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其特點是以獸首為器流，獸身為器身，獸足為器足，并飾雙翼于器腹。獸首，從發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見原物）。雙翼，是以突起的陽線（上面的細紋是陰線）表現翅脊，細密的陰線表示羽毛（從下故宮藏器看，陽線的前端是一鈎喙的鳥頭），翼尖朝後，四足作鳥爪，腿後有距。此器年代，估計在戰國早期；國别不詳，但從下述器物看，應是三晉制造。
2、故宮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藏“翼獸形提梁盉”（圖四：下）。它們和上器的不同點是器流作鳥首，蓋紐和提梁也不太一樣，但明顯屬于同一類造型。故宮所藏（見于陳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詳，其頭部與上博所藏不盡相同，鳥嘴較尖，雙目填金（疑是後做）。廣博所藏，出土亦不詳。上博所藏，原在倫敦戴迪野行（Deydier），據雲是從山西太原金盛村盜出（出土來源是承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告）。由這一線索判斷，我們懷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晉制造。
3、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鳥首獸尊”（圖五）（案：李夏廷先生已指出這是一件格裡芬式的銅器）。這件器物與2相似，也是屬于鳥首類。其雙翼在身側，用陰線表示，作平面裝飾，翼尖朝後，呈S形；足作鳥爪，爪側有距。年代，估計為戰國早期；國别，應屬三晉系統。其鳥首的裝飾與渾源李峪村出土的銅器相近，身上的S形紋則見于下述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鳥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獸的雙肩和雙髋作渦紋裝飾，與下文圖四九巴澤雷克出土鞍鞯的圖案有相似處，類似裝飾也見于上2，下4等器，但多為浮雕）
圖五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鳥首獸尊"（銅）
4、湖北随縣（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編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獸（圖六：1）。兩件，皆作獸首長頸（長頸是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雙翼，可與泉屋博古館所藏相比，是類似特點；四足作鳥爪，後足腿後有距。年代為戰國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嶺楚墓出土過一件鑲嵌綠松石的神獸器座（圖七）（案：這類器座（包括下文所說中山王墓出土的器座）在漢代有進一步發展，天祿、辟邪正是器座常用的造型），該器沒有明顯的翼，但從造型看，與曾侯乙墓所出頗為相似（特别是頭、耳、口、舌）。（漢代墓前使用的成對石獅，無翼者和有翼者一樣是作“天祿”、“辟邪”（詳下）。這件器物與曾侯乙墓所出是類似情況。）曾、楚二國，互為姻娅，器物、文字本來就相近，二者都是戰國早期的器物，共同點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們聯想，從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條南北的傳播管道。又，曾侯乙墓還出土過一件“鹿角立鶴”鼓座（圖六：2）（案：1991年江蘇徐州後樓山西漢墓出土過一件玉枕，其四角神獸與此相似，但沒有明顯的翼），也是鳥獸複合的器物。
圖六 曾侯乙墓的有翼神獸（銅）：1.承托磬虡的有翼神獸; 2.鹿角立鶴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獸。分三種：（1）錯銀雙翼神獸（圖八：1）。共四件，可能是鎮物，其造型與泉屋博古館的藏品相似，也有獅虎類張口露齒的獸首，背樹雙翼，翼尖朝後，羽毛作垂鱗狀，足作鳥爪，前後足的掌外側皆有距；（2）中山王方壺（圖八：2）。其四隅爬獸背樹雙翼，與上立鶴方壺相似，但頭向相反；（3）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圖八：3）。所謂“四龍”也是背樹雙翼（頭生雙角，長頸有鱗，四足為鳥爪，腿後有踞）。中山是與三晉（特别是魏國和趙國）有關的白狄國家（類似十六國時期漢化的外族國家），出土物既有三晉特點，又有草原風格。如該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風格，而該國遺址出土的虎形金飾也是草原地區所習見。
圖七 楚神獸器座（銅，河南淅川徐家嶺楚墓出土）
圖八 中山王墓的有翼神獸（銅）：1.錯銀雙翼神獸；2.中山王方壺上的爬獸;3.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
（乙）銅器陶範。
春秋戰國時期，三晉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與草原地區鄰近，所出器物或雜草原風格，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陶範是其集中展現。如：
（Ⅰ）1959－1964年的發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遺址出土的鐘鈕範（圖九：1）。編号：ⅡT13⑤：6，鐘鈕是由一對龍首翼獸組成。翼的表現極富寫實感，三晉花紋多有之。
（Ⅱ）1992年的發掘品。典型标本是：
1、“鳥形模”（圖九：2）。編号：T9H79：17，頭部殘缺，報告稱“鳥形模”，大概是從其足作鳥爪來判斷，其頸部花紋同下“虎形模”，翼的裝飾也與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鳥形模。
2、“獸擒蛇模”（圖九：3）。編号：T9H79：18，頭部亦殘缺，但有翼，從身上的花紋看，似是豹類。
3、“虎形模”（圖九：4）。編号：T9H79：19，兩件，皆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鱗狀疊羽；一件無羽。足為鳥爪，腿後有距。其虎紋作陰線S紋，是三晉銅器的特點。
圖九 侯馬鑄銅遺址陶範上的有翼神獸：1.鐘鈕範上的對獸;2.鳥形模；3，獸擒蛇模;4.虎形模
（丙）銅器紋飾。
1、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銅壺上的麒麟紋（圖一○：左）（孫機）。麒麟在漢代圖像中極為常見（圖一○：右），形象多作帶翼鹿，頭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節，如肉瘤狀）。孫機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銅壺上的花紋與之相似，應是較早的執行個體。此器也是出自三晉系統。
圖一〇 麒麟紋
左：渾源李峪村銅壺上的麒麟紋（孫機《幾種漢代的圖案紋飾》插圖）;右：漢代的麟麟紋（同上）
圖一一 三晉的鳥首翼獸紋：
上：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範上的花紋；
下：河南輝縣琉璃閣M57出土銅鑒上的花紋
圖一二 巴蜀兵器上的有翼神獸：
1.巴蜀銅矛上的帶翼虎；
2.廣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銅戈上的花紋
2、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範上的獸面紋（圖一一：上）（郭寶鈞）。是由變形的鳥首翼獸組成。這類花紋在三晉銅器中極為常見，往往正視可見其耳，側視可見其冠，而且有如同鷹翼的鳥羽和類似泉屋博古館藏器的簡化羽紋。
3、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魏墓M57出土銅鑒上的動物紋（圖一一：下）。分上下兩層，上層是鳥首翼獸和蛇，下層是馬、鹿。其鳥首翼獸，皆長頸帶冠，翼或上舉，或下垂（李夏廷）。
4、巴蜀兵器上的紋飾（圖一二：1）。巴蜀流行虎紋，虎紋多作帶翼虎，用以裝飾兵器（其劍、矛上的紋飾比較明顯。戈上的紋飾分兩種：橫置式，身首被闌隔斷，看不清是否有翼；豎置式，在闌左，可以看出是背上有翼）。這種紋飾雖有當地特點，但與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區可能有淵源關系。如：（1）四川廣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銅戈（60年代在昭化寶輪院收集），器形屬巴蜀式，但紋飾是鄂爾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場面，還有一獸很像是獅虎類的有翼神獸（圖一二：2）；（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雲南滇文化的墓葬經常出土所謂“三叉格式銅劍”，這種銅劍也流行于内蒙、甯夏一帶；（3）翼虎也見于雲南晉甯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銀帶扣（詳下）。這三點都暗示出，從内蒙西部到雲貴高原一直有一條南北的傳播管道。
（三）秦代
陝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獸器座（圖一三）。現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其特點是，獸首與貓科不類，而更像是駱駝或馬，有尖耳和長尾，背樹雙翼是分鑄而配裝。
圖一三 秦代的翼獸器座
（銅，陝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
圖一四 西漢早期的“獸形飾”
（銅，江蘇徐州漢宛朐侯劉埶墓出土）
（四）西漢
（甲）銅器。
1、江蘇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埶墓出土的“獸形飾”（圖一四）。其造型與上述秦代的翼獸相似，也是作駝、馬類形象，但頭上有向後彎曲的雙角（作羊角式），并且雙翼朝後。同出有類似動物形象的金帶扣一組。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55年，屬西漢早期。戰國翼獸有不少是背樹雙翼，這種特點在漢器中比較少見。漢代翼獸的特點是，它們的翼多作長條形或葉片形，翼尖朝後，貼于身側，羽毛則有兩排和一排之分。
2、江蘇蘇州虎丘農機廠出土的“辟邪形銅座”（管玉春）。原物未見，器形不詳，器底有銘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屬西漢晚期。翼獸形器座在兩漢時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鎏金鑲嵌翼獸鎮。兩件：（1）“蝦蟆式”翼獸（圖一五：上）。獅首，獨角，狀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渾身鑲嵌紅寶石、綠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采用所謂“青碧玫瑰式”裝飾（孫機）。（2）雌雄雙獸（圖一五：下）。作上下二獸，上獸為獨角，下獸無角，身上亦鑲嵌綠松石。這兩件器物，日本學者均斷為西漢之物，但它們也有可能是東漢的器物。
（乙）陶器。
1、陝西西安龍首原西北醫療裝置廠福利區92号西漢墓出土（圖一六：上）和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博物館收藏的翼獸器座（圖一六：下）。兩件基本相同，皆彩繪，大嘴尖耳，雙翼朝後，足三分，頸後有方形插孔。其頭部造型也與駝、馬有類似之處，并且雙翼在側。此器是西漢早期的器物。
2、陝西西安十裡鋪西漢墓出土的翼獸器座（圖一七）（王九剛、孫敬毅）。亦彩繪，頸後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點是作昂首挺胸的帶翼獅。昂首挺胸也是後來天祿、辟邪的特點。此器年代也在西漢早期。
圖一五 泉屋博古館藏鎏金鑲嵌西漢翼獸鎮（銅）：
上：“蝦蟆式”翼獸;下：雌雄雙獸
圖一六 西漢早期的翼獸器座（陶）：
上：陝西西安龍首原92号西漢墓出土；
下：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博物館藏。
圖一七 西漢早期的翼獸器座
（陶，陝西西安十裡鋪西漢墓出土）
（丙）玉器。
1、陝西鹹陽漢渭陵（漢元帝陵）出土的帶翼獅（圖一八：上、下）。兩件，現藏鹹陽市博物館，一件作昂首挺胸式，頭上有雙角，貼頭頂向後彎；一件作低首匍匐狀，頭上也有雙角，雙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開。其年代在西漢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與東漢神道石刻中的天祿、辟邪相似，已具備其特點；後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騎馬羽人（注意：馬是有翼的天馬）、鷹、熊等玉器，可以讓人感受到一種草原藝術的氣息。（故宮博物院有兩件漢代的玉天馬（皆清宮舊藏），也有雙翼。羽人是中國式的藝術主題（大洋洲商代墓葬已有玉羽人發現），但戰國以來的神仙思想常與西王母的傳說有關，羽人騎天馬或羽人騎天祿辟邪，也不能排除是受外來影響。）
2、故宮博物院藏帶翼獅（圖一九）。清宮舊藏，與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異，當是時間相近的作品（清宮舊藏還有幾件玉辟邪，不知是西漢晚期還是東漢時期的器物）。
3、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藏帶翼獅（圖二○）。獅首似龍，亦昂首挺胸，頭上有雙角，背上有羽人為禦，與上騎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時間相近的作品。
圖一八 西漢晚期的帶翼獅
（玉，陝西鹹陽漢渭陵出土）：
上：昂首式;下：俯首式
圖一九 西漢晚期的帶翼獅
（玉，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〇 西漢的帶翼獅
（玉，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藏）
4、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浮雕飾件上的帶翼山羊（圖二一：上）。作獨角山羊。漢代藝術形象中的麒麟，多數是作帶翼鹿，一角，角端有肉，這是中國風格的麒麟，但也有作這種形象，即與西亞風格更為接近。例如東漢以來的“五靈紋”，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孫機）。此器與廣西西林普馱銅鼓墓出土銅牌飾（圖二一：下）上的動物酷為相似，不同點隻是後者沒有翼。前者是西漢遺址所出，後者是西漢墓葬所出，時代相近，但它們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傳播的廣泛。
（丁）金銀器。
雲南晉甯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銀帶扣（圖二二：上）。主題是翼虎。其形式與北韓樂浪遺址出土的虎紋帶扣相似（圖二二：下），但後者沒有明顯的翼。大陸早期帶扣有些是草原地區的制品，也有些是模仿這類風格的漢地制品。二者的關系值得探讨（這件帶扣的來源，學者有不同看法：（1）發掘者認為是從希臘傳入，紋飾與“亞述式”翼獸相似；（2）張增棋先生認為是斯基泰在雲南的移民所造；（3）王仁湘先生認為是本土制造；（4）孫機先生也認為是本土制造；（5）童恩正先生認為是印度傳入。案：諸說似以本土說較為合理。）。在出土發現中，類似出土物很多，主題往往是龍，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卻是虎紋。這樣的虎紋，按當時了解，似可歸入四靈系統的中國紋飾，但加翼卻是受外來影響。現已出土的金銀帶扣，此種類型多見于漢地和與漢地鄰近的地區（東見于北韓、日本，西見于新疆，南見于雲南和廣東），當然不能認為都是外來物，但它們的審美趣味還是受到外來影響。
圖二一 西漢的帶翼山羊：
上：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的玉器；
下：廣西西林普馱銅鼓墓出土的銅牌飾
圖二二 西漢的翼虎紋帶扣（銀）：
上：雲南晉甯石寨山7号墓出土；
下：北韓平壤樂浪遺址出土
（五）東漢。
東漢時期，上述翼獸中的帶翼獅開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祿、辟邪（下文按慣例，稱成對者為“天祿”、“辟邪”，單出者為“辟邪”）。因為發現太多，這裡隻能擇要做簡短介紹。
（甲）銅器。
1、美國賽克勒美術館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藏品（F1961．3），背部開口，長36．6、寬13．7、高19．3厘米，雙角存；（2）賽克勒基金會借存（MLS1779，圖二三），器形與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長24．2、寬11．6、高13．3厘米，雙角失；（3）賽克勒基金會借存（MLS1778），器形與上面兩器相似，但頭部不同，背部有方、圓插孔（筒狀）各一，尺寸界于上述二器：長25．6、寬15．3、高16．5厘米，雙角存。此類辟邪的一個特點是往往足掌上翻。
圖二三 東漢的辟邪器物
（銅，賽克勒美術館藏）
2、江蘇徐州漢彭城王劉恭墓出土鎏金鑲嵌辟邪式硯盒（圖二四）。這是典型的“蝦蟆式”翼獸，頭上有雙角。此器裝飾豪華，器表鎏金，鑲嵌紅珊瑚、綠松石和青金石，亦屬“青碧玫瑰式”裝飾。其年代約在東漢明帝時（公元58－75年）。
圖二四 東漢的辟邪硯盒
（銅，鎏金銀嵌，江蘇徐州漢彭城王劉恭墓出土）
圖二五 東漢鎏金辟邪鎮（泉屋博古館藏）
3、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鎏金辟邪鎮（圖二五）。造型與東漢常見的辟邪相似，身上有類似豹文的花紋。
4、銅鏡（圖二六）。孫機先生提到，浙江出土的一面漢鏡上有獨角翼龍式花紋，旁注銘文“辟邪”。
圖二六 東漢銅鏡上的辟邪紋（孫機《漢鎮藝術》插圖）
（乙）陶器。
1、陝西鹹陽市出土的翼獸器座（圖二七）。陝西省博物館藏。獸首似駝、馬類動物，與上西安北郊所出秦器座、龍首原所出西漢器座似為一系，而與東漢常見的辟邪器座不同。東漢的辟邪器座，多與下器相似。（上文所記戰國秦漢時代的翼獸形器座，它們原來是幹什麼用，很多情況還并不清楚。但東漢時期的這類器座，特别是四川地區出土的陶器座，有些是所謂“搖錢樹”的器座（除辟邪式，也有作帶翼馬或帶翼羊式）。參看：Susan N. Erickson， “Money Tre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66 （1994）， pp.5-115。案：四川出土的帶翼羊是綿羊）
圖二七 東漢的翼獸器座（陶，陝西鹹陽出土）
圖二八 東漢彩繪辟邪（洛杉矶縣立藝術博物館藏）
圖二九 東漢的辟邪器座（玉，陝西寶雞市北郊東漢墓出）
2、美國洛杉矶藝術博物館藏東漢彩繪辟邪（圖二八）。頭上有雙角，前後足的上方皆有四條前端彎曲如鈎狀的羽翼。這件辟邪是東漢辟邪的典型式樣，當時的陶器座很多都是采取這種形式（這類陶器在各地博物館中多有收藏，如1997年參觀濟甯市博物館就見到過一對）。
（丙）石器。
陝西寶雞市北郊東漢墓出土的辟邪式器座（圖二九）。頭頂有一方形插孔，背部有一圓形插孔（又台灣故宮博物院有一件玉辟邪，造型與下奈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天祿、辟邪石刻相似。原器有乾隆禦款，蘇芳淑博士認為是明清時代的仿古藝術品）。
（丁）金銀器。
河北定縣漢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天祿、辟邪（圖三○）。是用金絲掐制，一件作雙角，一件作獨角，皆有翼。同出還有掐絲金龍、掐絲金羊和各種金飾片多種。墓葬年代約在公元174年。
圖三〇 東漢的天祿、辟邪（金，掐絲，河北定縣漢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
圖三一 東漢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原在河南南陽宗資祠前）
（戊）神道石刻。頭上或無角，或一角，或兩角。東漢時期的标本，現在有十幾對（但有些隻剩一件）除四川地區的發現，似以河南，特别是帝都洛陽和豪族雲集的南陽最集中。本世紀以來流散于各國博物館的藏品，很多也是出自河南。南陽所出，一角者銘刻“天祿”，兩角者銘刻“辟邪”（皆刻于翼上）；四川所出，則沒有銘文。以天祿、辟邪守護阙門和神道是東漢以來的風氣，它們一般是以一角者居左，兩角者居右（六朝則是以一角者者居右，兩角者居左），形體不算太大（一般在1-1.6米左右）。它們是魏晉南北朝這類石刻的前身（形體不如後來巨大，但基本特征相同）。魏晉時期，這類石刻未見，南北朝時期才重新流行（但南北朝以後衰落）。北朝所刻不精，制作精美者多是南朝的作品（集中于南京、丹徒一帶）。它們的共同源頭還是河南，雕刻工藝也是沿襲漢代，彼此非常相似。其實物有：
（Ⅰ）河南的标本。
1、南陽宗資墓前的天祿、辟邪。據宋以來的金石著錄（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三、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趙明誠《金石錄》卷一五等書），河南出土的天祿辟邪石刻是以南陽、寶豐二地最集中。南陽所出主要有漢宗資墓前的一對，漢宋均墓前的一對，以及麒麟崗漢墓前的一對。寶豐所出則有州輔墓前的一對。這些石刻，現在隻有宗資墓前的一對（或說隻有一件屬宗資墓，另一件不是）還在，現藏南陽漢畫館（圖三一）。
2、河南洛陽澗西孫旗屯出土的天祿、辟邪（圖三二）。一藏洛陽關林石刻藝術館，一藏中國曆史博物館，其造型與上相似，下有方座，頸部有銘，曰“缑氏蒿聚成奴作”。
圖三二 東漢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河南洛陽澗西出土）
圖三三 東漢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四川雅安漢高頤墓前）
圖三四 東漢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奈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圖三五 東漢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陝西鹹陽西郊出土）
（Ⅱ）四川的标本。
1、雅安高頤墓的天祿、辟邪（圖三三）。一對，造型粗犷，不如河南所出者精細。
2、蘆山樊敏墓的天祿、辟邪。一對。造型也比較粗犷。
（Ⅲ）散藏于西方博物館中的藏品（Barry Bill，案：作者把上述器物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下述1-4，第二類是下述5-7。另外該文還收有一件下落不明的私人藏品。該器是蓋特格雷氏（Mr. Gategory）于解放前獲自洛陽，然後遷到北京，器形與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藏品相似，作者懷疑是一對）。
1、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博物館的藏品。一對，傳出河南内丘縣。
2、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的藏品。一對，傳出河南内丘縣。
3、美國布法羅：阿爾布萊特—諾克斯美術館的藏品。一件。
4、瑞士蘇黎士：萊特堡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5、美國堪薩斯：奈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藏品（圖三四）。一對。此器下有方座，與澗西所出同。
6、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7、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此外，應當指出的是，東漢時期的天祿、辟邪，有些無翼，學者或稱“獅子”，如：（1）四川蘆山楊君墓前的一對，（2）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對，（3）1959年陝西鹹陽西郊出土的一對（圖三五），它們在墓地的位置和功能（看守阙門），它們的造型和姿态均與有翼者無别，其實仍應視為天祿、辟邪。
（己）畫像石。
在東漢時期的畫像石中，有翼神獸是常見主題。其中既有格裡芬式的鳥首神獸和天祿、辟邪，也有翼獅、翼虎、翼豹、翼馬、翼鹿和人首（九頭、三頭和兩頭）獸身的帶翼神物，例子極多，不勝枚舉。這裡可舉兩個例子：
1、山東沂南畫像石中的例子（圖三六）。
2、山東嘉祥畫像石中的例子（圖三七）。
圖三六 東漢畫像石上的有翼神獸（山東沂南出土）
（庚）其他石刻。
1、四川雅安點将台漢墓出土的“辟邪插座”（圖三八）。現藏四川省博物館，頸後有圓形插孔。
2、河南淮陽縣北關紗廠漢墓（M1）出土的“石天祿承盤”（圖三九）。也是比較小的石刻（長22、高46厘米），同出有石俑、虎形座、獅形座、雙獸座等其他石刻。
三七 東漢畫像石上的有翼神獸（山東嘉祥出土）
圖三八 東漢的辟邪插座（石，四川雅安點将台漢墓出土）
圖三九 東漢的石天祿承盤（石，河南淮陽北關紗廠漢墓出土）
圖四〇 尼雅遺址出土的絲織品（帶辟邪紋）
（辛）絲織品。
在新疆出土的漢地織錦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種鳥獸紋夾漢字的圖案。其中的獸類，除獅、虎外，辟邪也是常見之物。如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讨南羌”錦、“延年益壽長葆子孫”錦、“宜子孫”錦、“文大”錦、“安樂繡”錦（圖四○），上面就有這類圖像。
（六）其他。
1、漢墓出土的“系臂辟邪”。（圖四一）（案：孫機先生引《急就篇》卷三“系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玑玫瑰甕，玉玦環佩靡從容，射魅辟邪除群兇”，似以諸物皆可避邪，因稱此物 為“系臂辟邪”）。是一種用琥珀、炭精、黃金、琉璃、骨頭制作的無翼小獅，一般大小隻有1厘米多長，主要流行于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孫機先生推測，當是系臂用來辟邪的用品。
圖四一 系臂辟邪：
1.陝西鹹陽馬泉西漢墓出土（琥珀）
2，3.貴州清鎮平壩漢墓出土（骨）
4.四川昭化寶輪院南北朝墓出土（炭精）
2、廣西合浦西漢墓出土的“辟邪鎮”（圖四二）。辟邪鎮。作三獸環立，沒有明顯的翼。
圖四二 辟邪鎮 （銅，廣西合浦西漢墓出土，孫機《漢鎮藝術》插圖）
三 傳世文獻中的有翼神獸
中國古代藝術中的動物形象可分兩大類，一類是寫實的動物，一類是用不同種類的動物（特别是飛禽和走獸）誇張變形、混合而成，即純屬想象的動物。後者又可分為随意想象不太著名的動物，和經過長期篩選被人視為“祥禽瑞獸”的動物。這裡為了讨論的友善，我們對“有翼神獸”的讨論僅限于最後一種，而并不包括前兩種。如朱希祖提到的“如虎添翼”說，或《山海經》中的毛神雜怪，這裡都不再讨論。
從文獻記載看，中國最重要的“有翼神獸”是：
（一）麒麟。是以鹿類動物為依托的有翼神獸。中國早期的祥禽瑞獸是以“龍”、“鳳”或“麒麟”、“鳳凰”最出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龍”、“鳳”雖是商周銘刻中早就出現的名稱，但“麒麟”和“鳳凰”卻并不見于早期銘刻。《春秋》經傳記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詩經•周南》有《麟之趾》，它們提到的都是“麟”而不是“麒麟”。“麒麟”作為瑞獸而與“鳳凰”對舉，似乎隻是從戰國文獻才出現（如《大戴禮•易本命》、《禮記•禮運》、《孟子•公孫醜上》、《管子•封禅》、《呂 氏春秋•應同》、《楚辭》的《惜誓》和《九歎》。案：《禮記•禮運》也把麟、鳳、龜、龍稱為“四靈”）。“麒麟”稱“麟”，一般認為是省稱，就像“鳳凰”稱“鳳”也被認為是省稱。但我們從詞彙發展的順序看，情況卻毋甯相反。它們也許反而是“麟”、“鳳”二字的擴充。據《爾雅》、《說文》等書，“麒”、“麟”和“鳳”、“凰”都是同一種動物的雌雄二體。但我們懷疑，“麟”（亦作“麐”）在未被神化之前大概隻是一種鹿類的動物（舊說麒麟即長頸鹿，孫機已正其誤，見所著《麒麟和長頸鹿》。又學者或說麒麟即狷羚 （hartebeest，Alcelaphus），也不可信，見郭郛、李約瑟、成慶泰：《中國古代動物學史》）。這種動物被神化，是因為曆史上的兩個著名事件：（1）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注意：其獲是在西方），它的被擒曾引起孔子的哀憫，傳說孔子竟是以而絕筆《春秋》；（2）漢武帝于公元前122年西祠五畤，據說也曾獵獲“白麟”（注意：其獲也是在西方，所獲之獸色白，正是西方的象征），因之改元元狩，為作麒麟閣。孔子見到的“麟”是什麼樣？《春秋》、《左傳》沒有講，《公羊傳》說是“非中國之獸”或“仁獸”，“麕而有角”（麕即獐，Chinese water deer，Hydropotes inermis，隻分布于中國和北韓）（《漢書•宣帝紀》說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九真（在今越南）獻奇獸”，據說也是“麟”，《論衡•講瑞》說宣帝所獲是“狀如麞而兩角”）。孔子見了這樣的動物為什麼會大哭？原因是他自己就是一位仁者，在他看來，這種仁獸的被擒正是其道不行的象征。武帝所獲“白麟”，據說是“一角而五蹄”，在當時是作為漢征四夷、武功全盛的象征，特别是與他對匈奴的征服有關（《漢書•終軍傳》）。漢以來，學者多謂麒麟是一種麕身、牛尾、狼額、馬蹄的神物，雄曰麒而無角，雌曰麟而一角，并且角端有肉（如《爾雅•釋獸》、《廣雅•釋獸》、《左傳》哀公十三年杜預注、《國語•魯語》韋昭注、《漢書·武帝本紀》顔師古注等）。但因為麒麟單稱隻叫“麟”，是以更多是以“一角”而為人所知。其出土形象，上文已說，是以一角而角端有肉者為多，但也有作山羊形象，頭戴尖長角或兩角并合者。西漢以後，“麟”還常常加入由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代表四方的“四靈紋”（圖四三：上、中），進一步構成四方加中央的“五靈紋”（圖四三：下）（孫機）。可見“麟”是一種形象明确的主題。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對“麒麟”和下面要講的“桃拔”、“符拔”、“扶拔”或“天祿”、“辟邪”有時會混淆。如朱希祖就曾指出，古人往往把漢魏六朝陵墓前的天祿、辟邪稱為“麒麟”，并把此類陵墓呼為“麒麟冢”和以“麒麟”命名石刻所在的地點。可見它們是形象相似，性質接近的神獸。
“麒麟”的上古音，“麒”是群母之部字，“麟”是來母真部字。我們懷疑，它也許是一種借助中國概念和中國詞彙（麟）的外來譯詞，引入中國的年代要相對早一點（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懷疑，“鳳凰”既與“麒麟”并稱，也有可能是按同樣方法創造的外來語）。
圖四三 四靈紋和五靈紋
上：四靈紋（陝西鹹陽馬泉西漢墓出土銅酒尊上的花紋）
中：四靈紋（青海西甯北朝墓出土角質印匣上的花紋）
下：五靈紋（孫機《幾種漢代的圖案紋飾》插圖）
（二）桃拔、符拔、扶拔。一般認為是與“天祿”、“辟邪”有關的一種外來動物的名稱。它的出名要比麒麟晚，主要是漢通西域以來，并且明顯是與古稱西域的今中亞和西亞各國有關。其有關記載是：
（1）《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在今阿富汗一帶），王〔案：下脫表示其首都的“治某某城”〕（林梅村先生說缺文當作“治烏弋山離城”，見他的《天祿辟邪與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但《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它們的國名和首都也有不同名者），去長安萬二千二百裡，……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産、五谷、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
，尾端茸毛大如鬥。”
（2）《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在今新疆和新疆以西）遣使獻扶拔、獅子。”注：“扶拔，似麟無角。拔音步末反。”
（3）《後漢書•和帝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國（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帶）遣使獻獅子、扶拔。”注：“解在《章紀》。”
（4）《後漢書•班超傳》：“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符拔、獅子”。注：“《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在上述材料中，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桃拔”、“符拔”和“扶拔”應是同一外來詞彙的不同寫法。它們的第一字，似是表示該詞的輔音部分或靠前的音節，略如中國的反切上字。在中國的上古音中，“桃”是定母宵部字，“符”是並母侯部字，“扶”是並母魚部字，第一字與後兩字聲母不同，但“桃”雖為定母字，古代從兆得聲的“佻”字和“頫”字卻是幫母字，和並母非常接近，我們懷疑，它們都是以b或p為聲母。而“拔”是並母月部字，則以at為韻尾。
對上述材料，過去有兩種了解，一種是以“桃拔”（或“符拔”、“扶拔”，下不再注）和“獅子”為兩種動物，比如認為它是麒麟的别名或無角的麒麟（即麒）（楊寬），或者猜測它是西亞或中亞的某種其他動物（如林梅村：《天祿辟邪與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桃拔”為誤，“符拔”或“扶拔”為 正，并把“符拔”或“扶拔”了解為“天祿”，按沙畹的考證，解釋為西域叉角羚（antelope，古 希臘文作boubalis），把“辟邪”解釋為犀牛）。因為孟康對“桃拔”和“獅子”的解釋是分開的，李賢也是但釋“符拔”。這種解釋似乎比較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各句中，“桃拔”類的詞彙和“獅子”雖偶爾倒置，但所有句例都是連在一起，它們也有可能是連讀。例如朱希祖就是采用連讀。
這裡我們希望指出的是，盡管古書記載比較模糊，學者了解頗多分歧，但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與天祿、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關（即天祿、辟邪的統稱，或無角的天祿、辟邪）；第二，天祿、辟邪，見于出土發現，一律都是以成對的帶翼獅或獅子的形象而出現，而與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别。如果我們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動物，則與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們以它們指獅子，又嫌語義重複。是以，上面的後一種讀法也值得考慮。這裡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桃拔獅子”是指具有某種神力的獅子或以獅子為化身的某種神物。也就是說，“桃拔獅子”或“獅子桃拔”都是獅子的神秘說法。孟康說“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稱“天鹿”，與麒麟相似，則此物可能是依托“麒麟”的形象來了解。它是以比較熟悉的東西來解釋不太熟悉的東西（就像古人以腫背馬解釋駱駝，以短毛虎解釋獅子，都是屬于語言學家稱為“catachresis”的現象）。如果這種了解是正确的話，那麼它就可以解釋朱希祖提出的問題，即古人為什麼會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桃拔獅子”或“獅子桃拔”也就是一種麒麟式的獅子或獅子式的麒麟。
第二種可能，“桃拔獅子”是說“桃拔”出産的“獅子”。也就是說，“桃拔”隻是表示獅子的産地（但如果是這樣，那麼“獅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誤）。比如說，我們可以考慮的是，它是不是與《漢書•西域傳》所說出産獅子的烏弋山離國或鄰近國家屬于同一地區。據《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是漢通西域，在絲路南道的終點首先碰到的大國。《後漢書•西域傳》說，東漢時烏弋山離改名叫“排特”。其領土，東面是罽賓（在今克什米爾地區），北面是撲挑（即巴克特利亞〈Bactria〉，在今興都庫什山和阿姆河上遊之間），西通犁靬（埃及的亞曆山大城）和條支（在今叙利亞），範圍在今阿富汗境内。烏弋山離（古書多簡稱“烏弋”），古音與亞曆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漢書•西域傳》脫去其名）當是今阿富汗境内以亞曆山大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個（烏弋山離究竟是哪一座亞曆山大城，學界主要有四說；Herat、Kandahar、Farah、 Ghaznio。參看餘太山：《塞種史研究》。案：“排拔”與第一和第三說讀音稍近）。
（三）天祿、辟邪。什麼是“天祿”？什麼是“辟邪”？學者争論很大（一說獨角者為天祿，雙角者為辟邪，無角者為符拔，見朱希祖《天祿辟邪考》；一說獨角者為麒麟，雙角者為天祿，無角者為符拔，見朱偰：《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說無論獨角、雙角都是麒麟，見楊寬：《中國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說獨角者為辟邪，雙角者為天祿，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但無論怎麼看，有兩點不能懷疑：（1）它們是從西域傳入，是外來之物（從漢代文獻看）；（2）它們應與“獅子”有關（從出土實物看）。從上述了解出發，我們的看法是，“桃拔獅子”乃“天祿”、“辟邪”的外來名稱，“天祿”、“辟邪”乃“桃拔獅子”的中國名稱，兩者是一回事。“桃拔獅子”易名“天祿”、“辟邪”，其實是一種“中國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詞彙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點解釋。
第一，上面我們已經說過，這類神物的引入是參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說成成對的神物，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稱“麒”、“麟”，據說是以有角無角而定：麒無角而麟一角。同樣，“天祿”、“辟邪”也是按這樣的方法來劃分。它們的形象，驗之出土發現，情況比較複雜：有時是單出，有時是雙見；有時帶角，有時不帶角；有時一角，有時兩角，最初并無嚴格區分。我們懷疑，“桃拔獅子”的一分為二和以“天祿”、“辟邪”成對出現，這很可能是後起的說法。孟康說“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李賢說“扶拔，似麟無角”，都可說明這并不是截然的劃分。截然劃分隻是在成對出現類似麒麟的情況下。如果單出，大家就很難叫，根本無法按一角兩角而定，更何況它們還往往無角。學者把單出者叫“辟邪”（比如上節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實隻是一種習慣，真實根據并沒有，我們把它稱為“天祿”也無妨（比如下面考證的“天祿蝦蟆”就是兩角）。
第二，“天祿”、“辟邪”是中國詞彙。它們是中國人為了表示祥瑞的套話。“天祿”，見《孟子•萬章下》，本來是指上天所賜的福祿，但因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諧音“天祿”，是以也指類似麒麟的神獸，其實是一種吉語。同樣，“辟邪”見《急就篇》卷三，是與“除群兇”連言，本來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認為獅虎兇猛，可除兇祟（詳第五節），是以用這種神獸來看守阙門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我們曾見過一對老虎，作用類似天祿、辟邪（虎在當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标“辟卯（邪）”（“卯”是筆誤），一件标“除兇”（圖四四），同樣的詞，既可用于成對的獅子，也可用于成對的老虎，可見是類似的吉語，使用并不嚴格。
圖四四 标“辟卯（邪）”、“除兇”銘文的老虎（四川出土的畫像石）
與文獻比較，我們認為，上述考古發現主要都是屬于這一類。但種類卻不限于此，除獸首類，還有鳥首類，獸首類中也有不同類别。特别是它們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屬于西漢以前，當時的獅子是叫狻猊。是以我們還不能以“桃拔獅子”或“天祿”、“辟邪”來為所有發現命名，東漢以前，還是稱為“有翼神獸”或“翼獸”。
漢代以瑞獸名殿，有天祿閣和麒麟殿，據說乃蕭何所建（見《三輔黃圖•未央宮》引《漢宮殿疏》），其中或即陳有這類神物的銅像或石像，可惜它們都已湮沒無聞。
（四）天祿蝦蟆。也是與天祿、辟邪有關的一種神物。關于這種神物，文獻記載是：
（1）《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複修玉堂殿，鑄銅人四，及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岚鑄銅人，列于倉龍玄武阙外，锺懸于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事具《宦者傳》。”
（2）《後漢書•張讓傳》：“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岚鑄銅人四，列于倉龍、玄武阙。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于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這兩條文獻是講同一事情。其所謂“銅人”、“鐘”、“天祿蝦蟆”、“翻車渴烏”都是殿宇陳設的豪華物品。類似之物也見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很多記載。如所謂“銅人”，實即翁仲，史凡六見，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裝飾；“鐘”往往就是以銅人承簴。“天祿”、“辟邪”、“麒麟”、“飛廉”之屬也是這類東西。它們多是富有異國情調的作品。文中的“天祿蝦蟆”，過去一般都是分讀。如果照此讀法，則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兩種形象不同的東西。我們以為還是以連讀為好。因為從考古發現看，上文所述兩漢時期的翼獸，它們中的一種往往作青蛙匍匐狀，或為鎮物，或為硯盒，或為器座，我們懷疑就是“天祿蝦蟆”。如上節提到的漢彭城王劉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它們與内蒙古阿魯柴登出土的金“虎形飾片”姿态相似（同墓出土“鷹形冠飾”和“鑲寶石飾牌”上也有類似的卧獸））。
（五）飛廉。見《楚辭•離騷》、《淮南子•俶真》等書，是一種能緻風氣的神物。《三輔黃圖•觀》說：“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緻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觀上，因以為名。”（武帝作飛廉觀，又見《史記•封禅書》和《漢書•武帝紀》）值得注意的是，古書說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飛廉”，大約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帶的北方，為商王養馬。這似乎暗示，“飛廉”也可能是與北方民族有關的藝術主題。上文說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鶴”，有學者認為就是古書中的飛廉。情況是否如此，還要研究（這種立鳥也可能是外來。如巴澤雷克出土過一件挂毯，就有這種形象，圖案左邊的神物是頭戴鹿角的鳥，右邊是頭戴鹿角的人）。
四
西亞、中亞和歐亞草原的有翼神獸
上文是講中國的有翼神獸，這裡要談的是它是否與外來影響有關。這個問題牽涉廣泛，要靠比較才能解決，但筆者所見不廣，缺乏深入研究，這裡隻能講點粗糙的想法，抛磚引玉，請大家來讨論。
首先，我們都知道，有翼神獸在歐亞各地的藝術中有許多種類（如：（1）司芬克斯（sphinx，人面獅身），埃及有（公元前三千紀的埃及已有），希臘也有；（2）格裡芬（griffin，鷹首獅、帶翼獅等），起源于兩河流域（公元前三千紀已有），傳播極廣；（3）齊美拉（chimera，是一種背生鹿頭，尾為龍蛇的獅形怪物），希臘有；飛馬（Pegasus，帶翼馬），希臘有；（4）飛龍（dragon，帶翼龍），希臘有。此外，亞述/波斯還有拉馬蘇（lamassu人首帶翼獸）、森莫夫（senmurv， 一種獸首的鳥形怪獸）和各種翼人、鳥人），其中與上述問題關系最大，恐怕要算格裡芬（griffin）（格裡芬”是閃語的詞彙，并被所有歐洲語言共同使用）。這種藝術主題起源很早，幾乎和地中海地區的司芬克斯一樣古老。早在公元前三千紀，它就已經出現于兩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廣泛傳播。這類主題在北非、南歐、南亞、西亞、中亞和歐亞草原都有發現（前三個地區的格裡芬，見圖四五；後三個地區的格裡芬，見圖四六至五三），是古代世界最有國際性的藝術主題。但它們有很多變種，在早期宗教和神話中的含義并不是很清楚，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有不同表現，彼此的文化關系非常複雜。
研究格裡芬的傳播，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它是以西亞為中心向四面傳播：地中海和近東是南系，中亞和歐亞草原是北系，印度是介于兩者之間，前者有獅無虎，後者有虎無獅，印度則兩者都有，它們代表了動物生态分布的兩個區域（獅子的分布區是非洲大陸、兩河流域、西亞和印度西北。歐洲有史時期沒有獅子，但希臘可能有過。老虎的分布區是亞洲大陸：北到阿穆爾河，南到蘇門達臘，西到格魯 吉亞，東到薩哈林群島，很多地方都有。亞洲的老虎是以中國為中心：東北有東北虎，華南有華南虎（野外已滅絕），新疆有伊犁虎（三十年代後滅絕），西藏有與印度東北孟加拉虎同種的老虎。但中亞高原沒有老虎）；第二，西亞藝術向北和向東傳播，它的進入黑海北岸、進入南西伯利亞和阿爾泰地區是以中亞為樞紐，進入新疆、蒙古草原和中國腹地也是以中亞為樞紐；第三，中國對格裡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管道，既可能從新疆方向接受中亞和西亞的影響（大緻沿所謂“絲路”的走向），也可能從内蒙和東北接受來自歐亞草原的影響（除年代較早的亞述、巴比倫藝術，這些地區的藝術往往是互相影響（其中還包括希臘藝術的影響），年代關系和風格關系極為複雜，學者對其年代早晚和傳播關系有各種不同的猜測和分析）。
圖四五 北非、南歐、南亞的格裡芬：
1.埃及的格裡芬;2.以色列的格裡芬;3.希臘的格裡芬;4.印度的格裡芬
圖四六 亞述帶翼獅：
左：卡拉(Calah)宮牆上的裝飾;右：蘇薩(Susa)宮牆上的裝飾
圖四七 吉維耶胸飾上的有翼神獸
圖四八 鷹首格裡芬：阿姆河寶藏中的金手镯
（二）獅首格裡芬或帶翼獅（lion griffin或winged lion，見圖四六：左、右和圖四七每排中間的一種）。是前一種格裡芬的變種。它與前者的差別是以獅首代替鷹首或鳥首。此類最初無角，加角是波斯、中亞、南西伯利亞和阿爾泰藝術的特點，亞述藝術未見，黑海地區的藝術也少見。它們主要是仿野山羊角，即借自下一種。野山羊的角有兩種，一種是尖角，一種是末端上卷。
（三）羊首格裡芬或帶翼羊（ibex griffin或winged ibex，見圖四七中間一排的左起第一種）。其形象是以西亞和中亞地區的亞洲野山羊（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為原型而添加翅膀。這種格裡芬是偶蹄有角的格裡芬：偶蹄可與獅身别，有角是自身特點。它的角，既有按真實形象作兩角者，也有作兩角并合或一角者，形狀一般是向後彎曲，但也有作其他形狀者。上面兩種格裡芬本以無角為常，但與此種混合，也有加角的形象。
此外，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亞述、波斯系統和中亞系統的格裡芬是以青銅裝飾、石刻雕像、瓷磚壁畫、金銀首飾和滾筒印為主，在複雜的表現場面裡，它們往往會與其他帶翼神物（如司芬克斯、拉馬蘇，以及鳥人、羽人）一起出現（如圖四七）。上述格裡芬，因為往往是施于金石雕刻，是以對鷹首和鷹翼，獅首和獅身，羊首和羊角，特别是它們的肌肉，刻畫很細緻，有強烈的寫實感。特别是它們還有三個裝飾特點：（1）雙翼多上舉，略呈S形，翼尖朝前（頭的方向）；（2）獸足（鷹首格裡芬和獅首格裡芬的足）或作鳥爪，特别是後足，更往往是如此；（3）其臀部或有形狀作“（”或“•”的裝飾（所謂“apple and pear”或“bow and dot”），翼下的腹部有時還伸出一塊條形标記。這三個特點，也見于歐亞草原的出土物。
下面，我們再簡單說說歐亞草原的格裡芬。
通常所說的歐亞草原，是指（1）黑海北岸高加索以北的南俄草原（所謂“塞種”和“斯基泰藝術”，主要就是指這一地區的居民和他們的藝術）；（2）南西伯利亞和阿爾泰地區；（3）大陸的新疆和蒙古草原。在這一範圍内的古代部族十分複雜，既有希臘人叫Scythian或波斯人叫Saka的部族（即中國史籍所說的“塞種”），也有中國文獻稱為“月氏”、“匈奴”和“鮮卑”、“東胡”的部族。這些地區不但流行格裡芬，而且有趣的是，照希臘古典時代的傳說，在Scythian人的東面（似指阿爾泰地區）住着Arimaspi人，他們殺死了“看守黃金的格裡芬”，而奪走了黃金（阿爾泰山正是歐亞草原最著名的黃金産地，其名稱本身就是“金山”的意思）。
從考古材料看，公元前7－4世紀，南俄草原、南西伯利亞和阿爾泰地區曾流行所謂斯基泰藝術，即一種與波斯系統的藝術、中亞系統的藝術，以及希臘殖民地系統的藝術都有關系，也反過來影響它們的藝術。其出土物多為小件飾品，裝飾于馬具、氈毯、金銀帶扣和牌飾，以及用來文身。這種藝術是以豐富的動物紋飾和表現其搏鬥場面為特點。在這些場面中，充當殺手的是鷹、虎、狼、熊，皆屬食肉動物；而被殺者則是駝、馬、羊、鹿，皆屬食草動物。它們雖兼有上述三種格裡芬，但以角色互換的規律看，鷹首格裡芬是代替鷹，獅首格裡芬是代替虎（以及豹、熊和狼）。它們的鷹、虎寫實性較強，但鷹首格裡芬和帶翼獅則完全是想象，即使在當地的藝術中也是一種“異國情調”。
圖四九 神鷹：
左：巴澤雷克出土的鞍鞯；
右：七兄弟石冢（Seven Brothers Kurgan）出土的銀鷹頭
在這類藝術中，與我們的讨論有關，主要有下面幾種主題：
（一）神鷹（mythological eagle，圖四九）。特點是大耳，短額，鈎喙，頭戴肉冠，頸項和胸脯飾垂鱗紋。
（二）格裡芬。又可分為：
1、鷹首格裡芬（圖五○）。它的特點是，其鷹首往往都是采用上述“神鷹”的形式，并且有S形的雙翼，翼尖朝前（朝向頭部）。這種翼形和中亞及波斯的格裡芬是一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還帶有希臘藝術的特點。如它們的鷹首往往都是背上有鬣（mane），早期作鋸齒狀，晚期作魚鳍狀，這種特點就是受公元五世紀希臘藝術的影響（亞述和希臘有這種特點，波斯沒有）。
圖五〇 鷹首格裡芬：
左：圖克丁石冢(Tuktin Kurgan)出土的木雕;
右：巴澤雷克出土的銅牌飾
圖五一 帶翼獅：彼得大帝藏品中的金項圈
2、獅首格裡芬或帶翼獅（圖五一）。它和波斯和中亞的帶翼獅在總體特點上是一樣的，但也有一些不同，一是因為所用材料不同（如刻畫于木材、皮革或氈毯），有些隻是表現其輪廓，缺乏立體感和細部描寫，寫實性不如前者；二是有“虎化”的趨勢，很多“帶翼獅”被改造，去其雄獅之鬣，如同母獅，或者幹脆和老虎一樣，學者常以表示貓科動物的feline一詞稱之，并把此類和下一類混稱為feline griffin；三是多半有角（或一角，或兩角），角端有結，或作圓紐狀，或作圓餅狀，同于中國文獻描寫麒麟所說的“角端有肉”。前者是從上面提到的卷角發展而來，後者則與上述阿姆河寶藏金手镯上格裡芬的角是一樣的。
3、帶翼虎（winged tiger，圖五二）。是帶翼獅的一種變形。歐亞草原是老虎活動的舞台，虎在當地藝術中占有中心地位，往往是搏鬥場面的“第一殺手”。它與前者有相似角色，往往互相代替，但帶翼虎的特點是有條形虎紋，并且沒角。這是我們可以把它們勉強分開的标志。
圖五二 帶翼虎：圖克丁石冢出土的木雕
圖五三 鷹首鹿：帕西裡克石冢二(second Pasirik Kurgan) 出土的文身圖案
最後，我們還應提到的是，公元前4－2世紀，與斯基泰藝術有關，在大陸的新疆、甯夏和甘肅地區，蒙古草原和與蒙古草原鄰近的大陸東北地區，黃河流域的陝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很多北方民族的出土物，其中也有類似的藝術表現，可作研究上述主題如何傳入中國的背景參考。如：
（一）新疆地區。
1、新疆新源縣出土的翼獸銅圈（圖五四）。是以一對帶翼獅為裝飾，年代相當中原地區的戰國時期。此器是西亞作風的器物（Michelle Chiu Wang）。
圖五四 西亞風格的翼獸項圈（銅，新疆新源出土）
2、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溝北1号台地1号墓出土的“鷹嘴怪獸搏虎金牌飾”（圖五五：上）。墓地是車師墓地，年代相當中原地區的西漢早期。此器是表現“神鷹”（即上所說斯基泰式的“神鷹”）與老虎搏鬥的場面。這類主題在草原地區極為常見，如俄國愛爾米塔什美術館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帶扣，上面有完全相似的場面（圖五五：下）。
（二）匈奴系統。
1、内蒙古準格爾旗西溝畔匈奴墓出土的“怪獸紋”金飾片。其所謂“怪獸”分兩類，一類是鈎喙大角鹿（圖五六：上），一類是草原藝術流行的狼（圖五七：上、中）。前者是以神鷹式的頭部和鹿的身體混合而成，頭上的角糾結缭繞，有如樹冠（注意：其中作卧姿者，背上還有一神鷹式小頭）。對比斯基泰藝術中的同類作品：如伊賽克（Issyk）王墓出土金帶扣上的鈎喙大角鹿（圖五六：下）（孫機），我們不難看出，此類應屬斯基泰藝術流行的鷹首鹿式的格裡芬。後者則見于狼、虎搏鬥的場面（注意：其中第一件有鷹首鹿見于畫面上方）。俄國愛爾米塔什美術館的彼得大帝藏品中有一件金帶扣，上面也有同樣的主題（圖五七：下）。這些飾片的年代可能相當中原地區的戰國晚期。
2、陝西神木縣納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鹿形怪獸”（圖五六：中）。與西溝畔所出的鈎喙大角鹿相似，也是屬于鷹首鹿式的格裡芬。其鹿角和尾部都是由神鷹式的鳥首而變形。其年代可能相當中原地區的戰國晚期。
3、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牧民捐獻的“虎鷹奪羊”銅牌飾（圖五五：中）。它與交河故城出土的金牌飾為同類主題。其所謂“鷹”者也是上面所說的“神鷹”。其年代可能相當中原地區的兩漢時期。
圖五五 鷹虎搏鬥：
上：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金牌飾;
中：内蒙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銅牌飾；
下：彼得大帝藏品中的金帶扣
圖五六 鷹首鹿：
1. 内蒙準格爾西溝畔匈奴墓出土的金飾片;
2. 陝西神木納林高兔匈奴墓出土的金飾物;
3. 伊塞克(Issyk)王墓出土的金帶扣
(孫機《先秦、漢、晉腰帶用金銀帶扣》)
圖五七 虎、狼搏鬥：
上、中：内蒙準格爾西溝畔匈奴墓出土的金飾片;
下：彼得大帝藏品中的金帶扣
（三）鮮卑系統。
内蒙古紮赉諾爾和吉林榆樹老河深鮮卑墓出土的飛馬紋銅牌飾（圖五八：1、2）。其形象是頭戴尖角，背樹雙翼，這是鮮卑民族的典型牌飾（宿白先生把它與《魏書·帝紀•序紀》所說“其形似馬”的“神獸”聯系起來，見所著《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一北魏遺迹》），類似形象在中原地區還沒有發現。
圖五八 飛馬紋牌飾
（銅，鎏金，吉林榆樹老河深鮮卑墓出土）
同上述材料比較，我們的印象是，中國的有翼神獸，其主題類型和裝飾風格與西亞和歐亞草原流行的格裡芬在各方面都很相似。如：（1）他們有鷹首、獅首、虎首、羊首、鹿首等各式格裡芬，我們也有類似的各類翼獸；（2）他們的鷹首格裡芬或獅首格裡芬，西亞早期風格，羽毛比較寫實，侯馬鑄銅遺址陶範上的鳥首翼獸，其羽毛也是如此；（3）他們的獅首格裡芬，足爪或作鳥爪，頭上或有角，或無角，或一角，或兩角，角端有結，我們的獅首翼獸也是如此（并且為了表示是鳥爪，我們還在腿上或掌側加距）；（4）他們的羊首格裡芬或鹿首格裡芬，頭上有時作一角，有時作兩角，我們的麒麟也是如此（麒麟應屬格裡芬，而與西方藝術中的unicorn（獨角獸）不同，unicorn無翼，而麒麟則有翼，它們的角也不同，西人或以unicorn譯之，不妥）。此外，除了這些細節，它們在姿态和神态上也頗多相似。比如我們不妨拿泉屋博古館所藏的青銅卧獸和巴澤雷克（Pazyryk）出土的項圈（圖五九）做一對比，就不難發現二者的相似。這是它們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有翼神獸對外來影響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甚至還有輸出（如三晉銅器向代地的輸出，以及漢代牌飾和帶扣在周邊的流傳）。此外，在藝術手法上，它也有自身的特點。如：（1）它的翼形，往往都是翼尖朝後，而不是朝前；（2）它的獅首，往往與龍、虎和麒麟有同化的趨勢。
圖五九 泉屋藏器與巴澤雷克項圈（金，古墳2出土）的比較
五 有關的動物主題
（一）鷹。是草原地區流行的藝術主題。它在中國藝術和與中國鄰近的地區雖時有發現，如興隆窪陶器紋飾上的鷹首，紅山玉器中的玉鷹，楚幽王墓出土的銅鷹，漢渭陵出土的玉鷹，都是非常精美的藝術品，但真正與上述“神鷹”類似的形象還比較少見（有些類似形象可附記于此。如：(1)陝西寶雞益門春秋墓 出土的鷹形帶鈎；(2)安徽舒城秦家橋西漢墓出土玉佩上的神物；(3)故宮博物院藏春秋玉雙鳥紋嵌件(清宮舊藏)；(4)故宮博物院藏戰國玉龍鳥紋佩 (清宮舊藏) (注意：其表現手法與西溝畔所出卧式大角鹿有相似處，也是背上起一鈎喙鳥頭。案：本文圖七的器座也是背上另起一小獸），除泉屋博古館所藏可能是這類主題，其他發現主要是鷹首翼獸或鳥首翼獸。如上述“異獸形提梁盉”和三晉銅器紋飾即屬這一類。它們在戰國時期曾一度流行，但戰國以後逐漸衰微。
（二）獅。獅子本來是西亞地區的重要動物，是以在它們的藝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草原地區沒有獅子，中國也沒有獅子，它們的進入，從一開始就帶有神秘色彩和異國情調。獅子在中國藝術上的表現似乎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戰國時期的獅子。
當時，中國人對獅子有兩種叫法，一種是“狻猊”，見《穆天子傳》卷一和《爾雅•釋獸》；一種是“豸寽貌”，則是從新出楚簡獲得的知識。前者可能是西域方言的一種叫法（林梅村），後者則與希臘、羅馬對獅子的叫法有關（“豸寽貌”，上字是來母字，此名與希臘、羅馬表示獅子的詞彙發音相近。獅子，希臘語作ledn，拉丁語作leo，今英語作lion）。從材料對比，我們得到的印象是：（1）“狻猊”或“豸寽貌”就是漢代的獅子；（2）古人把狻猊的發現歸之穆天子西遊，這在漢通西域以前是重要記錄（其所遊所曆不必實有其事，但所記所述必資輾轉傳說）；（3）當時人對獅子的了解是借助老虎，他們把獅子說成是短毛虎（見《爾雅•釋獸》），認為它比老虎還厲害，不但可以吃老虎，而且還以“狻猊食虎”為祥瑞。獅子在藝術上的表現是獅首翼獸，寫實的獅子還未發現。這樣的獅子都是“神化”的獅子或“虎化”的獅子。
2、漢代和魏晉南北朝的獅子。
獅子的傳入和被稱為“獅子”是在漢代。它的傳入地點很明确，全部都是在西亞或鄰近的中亞地區。當時的獅子也是被視為神秘的瑞獸，而不是一般的動物。它的傳入，最初是依托麒麟，取其有翼和有角，當作獅首格裡芬的化身。兩漢的獅子仍然是以神化的獅子即天祿、辟邪為主。東漢以來有寫實性的獅子，但數量有限，而且無論天祿、辟邪，還是寫實性的獅子，其形象都被“虎化”。
3、隋唐以來的獅子。
趨勢是上述兩種獅子分化：天祿、辟邪式的獅子，其形象被固定，逐漸排除于獅子之外，不再作為獅子；而寫實性的獅子則因佛教藝術的影響而獲得普及，成為新的造型。這類獅子的特點是：（1）受印度和吐蕃影響，往往作卷發；（2）形象較為可愛，有“狗化”的趨勢。後世所見獅子，無論是看門的獅子（從漢代守阙的獅子發展而來），還是由獅子舞表現的獅子，基本都是采用這類形象，由此才确立所謂“中國式的獅子”。（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獅子是我們自己的動物，舞獅子是我們自己的藝術。例如新蓋的上海博物館，它的門口有八個仿古獅子或天祿、辟邪，記者問過路行人“獅子象征什麼”，他們說“象征中國精神”。但獅子不僅本身是外來，而且獅子舞也未必是我們創造。《漢書•禮樂志》孟康注“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是年代較早的舞獅記載，而出土實物則有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舞獅俑，年代約當公元七-九世紀）
（三）虎。上面說過，獅子是從西亞地區引入的藝術主題，但引入後被“虎化”。“獅子”被“虎化”，原因很簡單，這是因為獅子本來是西亞、北非的動物，歐亞草原和中國沒有獅子，隻有老虎。老虎在歐亞草原和中國都有廣泛分布，在藝術上是流行主題。草原地區有翼虎，中國也有翼虎。它們對獅子藝術形象的改變無疑有重大影響，但寫實的翼虎無論在草原藝術還是中國藝術中都不是主流。
（四）鹿。也是草原地區的流行主題。它是麒麟、飛廉類的有翼神獸所依托，在中國藝術中也有一定重要性。但中國的鹿多半是小型的鹿，麒麟所依托，主要是梅花鹿（Cervus nippon）一類小型鹿，而不是草原地區流行的大角鹿（stag），鷹首鹿式的格裡芬在中原地區的藝術品中還從未發現。
（五）羊。我們在上面說過，中國的麒麟有兩種，一種是鹿首式，一種是羊首式。後者是以野山羊為原型。這兩種風格，前者與草原藝術接近，後者與西亞藝術接近。但應當補充的是，中國藝術中的鹿不是草原流行的大角鹿，而是本地常見的鹿，真正有外來風格的反而是羊。
（六）龍。本來是中國藝術的典型主題，但漢代以來，卻與獅首翼獸互相影響，同時改變着它們各自的形象：一方面是天祿、辟邪的“龍化”，一方面是“龍”的添加羽翼。這種互相影響的結果是，在東漢魏晉時期的藝術表現中，我們很容易把兩者看混。如果要仔細分辨，往往要看它們的整體組合。比如在“四靈紋”和“五靈紋”中，我們就比較容易認出，但單獨出現，就有點困難。
此外，應當指出的是，狼、熊在草原地區的藝術中雖很重要，但它們脫離西亞藝術的主流比較遠，對草原地區的有翼神獸沒有太大影響，中國的情況也一樣。
六 結 論
綜上所述，我們對“中國的有翼神獸”有下述印象：
（一）中國的有翼神獸，無論就文獻記載看（如《漢書•西域傳》的記載），還是從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獅子的形象），都與西亞、中亞和歐亞草原的藝術有不解之緣。它在中國藝術中的出現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從那時突然出現，逐漸發展為中國藝術的重要主題。其流行時期主要是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6世紀這一段。春秋中期到戰國時期（公元前6－3世紀），即與格裡芬在波斯、中亞和歐亞草原的流行期大緻同步而略晚，中國也有很多類似發現，他們是以銅器和銅器紋飾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銅器或青銅器的裝飾物。主題，最初是以典型的格裡芬即鷹首類最突出（戰國以後逐漸衰亡），但帶翼鹿、帶翼獅和帶翼虎也已出現，主要類型都已齊全。它們的風格與西亞等地流行的格裡芬在主體特征上是一緻的，比後來更有外來特點。秦代和西漢前期（公元前221－前87年），這類主題曾被用于某些宮觀的裝飾手段（注意：不僅在古代，而且在今天，外來藝術常常都是身份高貴的象征），以及某些小型器物，在形式特點上已經具備後來的許多要素。西漢晚期到東漢（公元前86年－公元220年），随着漢平匈奴和開通西域，這類主題十分活躍，它們被廣泛用于各種材質，除銅器、陶器和石器，還包括貴重材料（金銀和玉器），既用于精巧的裝飾品（器座、硯盒和鎮），也用于大型雕刻（神道石刻和畫像石）。這一時期，鷹首類隻是偶爾還見于畫像石，已不再流行；鹿首類形成固定風格的麒麟；獅首類形成固定風格的天祿、辟邪。後者自東漢以來地位十分突出，不僅流行程度高，還被用于陵寝裝飾，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紀念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國的有翼神獸，出土地點很多，但時代較早似乎是集中于黃河流域，即與西域相通也與草原相鄰的今甘、陝、晉、冀四省，特别是它們的北部，三晉地區的銅器是其代表。它的産品不僅與周、鄭等地的銅器型式有關，也與陝北、晉北、冀北和内蒙草原的南部，以及白狄中山國的銅器型式有關，既受草原地區影響，又向草原地區輸出，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當時的有翼神獸主要是三晉系統的有翼神獸，楚、曾和中山的有翼神獸或即從其派生（春秋時代的晉楚交争可能是有翼神獸南傳的背景）。此外，中國的有翼神獸不僅在北方流行，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也有不少發現，東可及于江蘇、浙江，南可及于兩廣、雲南，西可至于四川。它們當中，有些年代還很早，可以早到戰國早期，說明古代的傳播與交流遠比想象要發達。其傳播路線，除與古代絲路有關的東西通道值得重視，還有很多南北通道也值得考慮。如：（1）從内蒙東部、遼甯西部到河北北部，經山東，進入江、浙的路線；（2）從内蒙草原中部，經山西到河南，走洛陽、南陽、淅川、襄樊到江漢平原的路線；（3）從内蒙草原中西部，經甯夏、甘肅和陝西，入四川、雲南的路線。漢代文化，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結果。秦漢以來，有翼神獸逐漸成為普遍的主題。
（三）中國的有翼神獸是受外來影響，但它們與中國的藝術主題長期共存，又受後者影響，二者是互動關系。中國古代藝術，自商周以降，是以龍、鳳為主。戰國以來，并形成由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構成的“四靈”，後來麒麟加入其中，也叫“五靈”，但天祿、辟邪不在其中。天祿、辟邪在中國藝術中的地位很微妙，它不僅是以外來的獅子作為依托，從一開始就與外來藝術有不解之緣，而且還經常與其他表現異國情調的動物一起構成中國古代的“紀念藝術”。中國古代的“紀念藝術”是以秦漢特别是漢代最輝煌（以疆域廣大的統一帝國為背景），其典型表現有三，一是漢代的宮觀，二是漢代的祠畤，三是漢代的陵墓。這些建築往往都有大型的銅器和石刻作裝飾。它們包括：翁仲、麒麟、天祿、辟邪，以及各種表示域外珍奇和大漠風情的動物（大象、鴕鳥、駱駝，等等）。天祿、辟邪主要就是屬于這類主題。它對中國藝術的影響，不僅是各種動物的“翼化”，而且對本土藝術中的龍和外來藝術中的獅子也有很大影響，使它們彼此的形象都得到很大改觀。但最終，它并沒有取代龍的地位，而是以一種雖經改造而仍留神秘的色彩，長期地保留在我們的藝術之中。
2000年4月4日－5月18日寫于奧斯陸挪威科學院，6月6日－7月16日改定于北京。
後記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挪威奧斯陸大學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指點與幫助，并參考過Michelle Chiu Wang女士的新作（見上注100引，内容是讨論格裡芬從西亞向歐亞草原和中國傳播的途徑與方式）。此外，日本泉屋博古館、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博物館、奈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華盛頓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和洛杉矶藝術博物館也為本文提供了珍貴圖檔，均此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