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2日，雲南昆明圓通北路發生一起命案。
命案現場停留了一輛面包車，車内衣衫不整的一男一女，皆被槍殺。
1999年，死者老公杜培武，一名緝毒警察，被指控為殺害二人的兇手，經法院審理後被判處死刑。
一年後，警方根據一起失蹤案順藤摸瓜，抓獲一個連殺19人的犯罪集團，這夥罪犯卻交代，他們才是當年殺害兩人的真兇。
那麼法院何以判定杜培武是兇手？杜培武身上經曆了什麼？
案發被捕
1998年4月20日晚，杜培武給妻子王曉湘打去電話，沒有接通，越想越擔心。
王曉湘是他的大學同學，也是昆明市警察局通訊處民警，兩人感情很好，但近年因為工作原因，分居兩地，聚少離多。
第二天一早，他聯系妻子工作機關、嶽父嶽母詢問妻子情況，甚至詢問交通局近期是否出現涉及女性的交通事故，沒有任何線索，于是報警。
到22日上午，妻子仍然杳無音信，杜培武直覺妻子可能出事了。
22日下午，警察找到他，他以為是妻子找到了，沒想到他們一上來就将自己死死按住，全身上下搜身。
任憑杜培武詢問緣由，那幾名警察始終保持沉默。
随後，他被帶到昆明市警察局刑偵支隊辦公室，一直靜坐到下午5點，然後被交給專案組。
審訊室裡，杜培武一臉茫然。
“你知道你妻子在哪裡嗎？”
辦案人員的問題讓杜培武眉頭一皺，他要是知道，何必報警？杜培武搖頭。
“她已經死了。”
杜培武恍惚自己剛剛是不是出現了幻聽，辦案人員接下來的話證明他沒有。
民警在圓通北路發現命案，死者都是警察，一人是他的妻子，另一名則是他的朋友王俊波，法醫檢驗死亡時間在20日晚8點左右。
警方懷疑人是他殺的，原因有二。
首先，他有作案動機。
現場兩人衣冠不整的程度，王曉湘應該是在和王俊波偷情，杜培武作為王曉湘丈夫，報複殺人。
其次，他有作案條件。
兩人所中槍傷均來自王俊波所佩戴的“77式”，現場找不到槍支，兇手應該是從王俊波手中奪槍後對着二人射擊，再攜槍逃離現場。
隻有經過專業訓練才能如此幹脆利落地判斷力和行動力，是以兇手要麼當過警察，要麼當過軍人，或者是窮兇極惡的涉黑人員。
對警方給出的理由，杜培武表示他根本不知道妻子出軌，而且20日當天他一直在戒毒所辦公，晚上八點回到宿舍，晚上九點出來接水還遇到同僚黃建忠，根本沒有作案時間。
刑訊逼供
警察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詞，将其留置。按規定留置時間不超過12小時，但杜培武足足留置了10天。
留置的10天裡，專案組沒有取得任何實際進展，于是将杜培武送到戒毒所變相關押。
杜培武作為嫌疑人，身上有疑點，但無直接證據，那怎麼辦？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進行了測謊儀測試。
測謊儀通過記錄分析被測人回答問題時的生理反應，如呼吸變化，心率變化等，來判斷其是否說謊，測試顯示杜培武在一些問題上說謊。
測謊儀測試結果隻能做參考，不能作為證據。
但是，辦案人員由此相信杜培武就是兇手，他不認罪，那就采取一些措施來讓他認罪。
從6月30日到7月19日，杜培武遭受了一系列高強度審訊，比如開強光燈不讓其睡覺。
杜培武最後無法承受心理、生理壓力，承認自己殺人，并“供述”了一整套騙槍殺人的情節。
他說，他把騙來的槍丢棄在昆明銀河酒家門前的垃圾桶，銀河酒家距抛屍現場1公裡左右。
可律師實地調查得知，銀河酒家案發當時根本沒有垃圾桶，警方也沒有在那裡找到手槍。
杜培武“招供”後，被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關押，他私下向押犯打聽情況，了解到這裡的民警不會打人。
7月28日，杜培武向駐所檢察官和市檢察院送出《刑訊逼供控告書》，次日，駐所檢察官給杜培武驗傷并拍照。
開庭審理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杜培武故意殺人案”。
檢察院公訴人主張：杜培武為報複妻子王曉湘和王俊波的不正當性關系，故意殺害二人。
為了使證據有說服力，他們提供了由11名工程師級别的刑偵技術專家的勘驗報告。
“在被告人杜培武的襯衣袖口處，檢測出槍支射擊殘留物。”公訴人拿着報告說，“說明他曾經穿着此襯衣使用槍支射擊。”
杜培武的律師辯駁道：
“此殘留物是我方當事人年前參加打靶時留下的，另外，如果杜培武想到丢棄手槍，以及二人随身攜帶的電話等物品，何不把留下射擊殘留物的衣服一并丢棄？邏輯說不通。”
杜培武辯護人對公訴人提供的證據進行一一辯駁。
其中較為關鍵是杜培武的有罪供述。
公訴人所提供的杜培武的四份有罪供述中，杜培武對同一犯罪事實表述前後不一緻，互相沖突。
諸如殺人手段、時間、地點，以及抛棄作案工具地點等關鍵資訊，一般情況下，這樣的有罪供述是不能采信的。
期間，他們要求檢察院出示駐所檢察官7月20日給杜培武拍下的照片，證明四份有罪公訴是在杜培武受到刑訊逼供條件下所得。
公訴人回應是“沒有找到”，并表示需要休庭補充驗證，于是一審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本案再次開庭。
杜培武堅持要證明自己遭到嚴刑逼供。
當時正值冬季，他穿的衣服寬大，于是悄悄把刑訊逼供時被打爛的一件衣服藏在腰部，帶進法庭。
公訴人依舊不肯提供照片時，他一把扯出衣服當衆展示，“審判長，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的衣服！”
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衣服，并說：“不要再糾結這些問題了。”
“我真的沒有殺人！為什麼不肯相信我!”
“沒有殺人就拿出證據來!”
法官最後認為杜培武及其律師的申辯純屬狡辯，應予駁斥。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杜培武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出于求生本能，杜培武向雲南省進階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1999年10月20日，雲南省進階人民法院認為杜培武辯護人意見存在采納之處，改判杜培武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關押重刑犯的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
遭遇妻子背叛和離世、屈打成招、漫長的關押以及無力的法庭申辯，杜培武很疲勞，放棄了求生的希望，給家人留下遺書。
等待“死亡倒計時”期間，唯一讓他放不下的就是兒子，等他被執行死刑後，兒子就成了孤兒。
為了給兒子留下一點生存資本，杜培武準備賣器官賺錢。
就在他思考賣掉哪些器官時，事情出現轉機。
沉冤得雪
2000年4月，警方抓獲一起失蹤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此人供述出以楊天勇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楊天勇原是昆明市鐵路公安分局東站派出所的民警，因為不服從機關調令被辭退。
被辭退後，楊天勇心生怨怼，走到警察和人民的對立面，糾集一批亡命之徒，形成黑社會幫派。
随着楊天勇等人先後落網，已經做出的定論“杜培武故意殺人”被完全推翻。
從1997年4月到2000年5月，以楊天勇為首的黑社會幫派總共殺害19人，其中2人就是王曉湘和王俊波。
1998年4月20日晚8點，楊天勇等三人身着警服，在昆明市圓通北路閑逛，看見一輛面包車停在路邊，遂想打劫。
走上去敲門，發現一男一女正在苟合，便自稱是緝毒警察，要他們下車接受檢查。
王曉湘趕緊說：“我們也是警察局的。”
楊天勇見她不配合，用“五四”手槍對準他們，“交出武器！下車！”
王俊波沒有辦法，遞上随身攜帶的“77式”手槍，準備下車。
這個時候，王曉湘堅持要先檢視他們的警察證才肯下車。
這瞬間激怒楊天勇，他一把奪過“77式”手槍，迅速對準二人，一人一槍。
三人劫走兩人身上的财物，關好車門，揚長而去。
楊天勇回憶當時的想法：“反正都殺過一名警察了，再殺兩個也沒什麼差別。”
随後，警方從楊天勇住所找到王俊波配槍，一直找不到的關鍵物證現在就刺眼地擺在眼前。
2007年7月11日，雲南省進階人民法院下達再審判決，宣告杜培武無罪，當庭釋放。
當初涉及刑訊逼供的辦案民警也被檢察院提起公訴，在法庭上，杜培武多次要求公布，但一直被檢察院無視的傷痕照片，終于被作為呈堂證供。
另外，經過法醫鑒定，刑訊逼供導緻了杜培武腦萎縮。
結果是昆明市警察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隊長甯興華被判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杜培武職位和黨籍恢複，獲得國家賠償2萬元，隻是從警察到死囚，又從死囚到民警，他的心境應該變化不小。
這是建國以來引起較大關注的冤假錯案。
分析整個過程可以發現：
專案組民警預設立場，刑訊逼供；檢察院對刑訊逼供視而不見；法院要求被告人出示沒有殺人的證據，違反刑事案件“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公安、檢察院、法院，本該是一個層層監督以保障執法公正，但在杜培武一案中，這三道關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
隻有吸取教訓，堅持法治才能杜絕此類事件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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