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新城
摘要：抗日戰争時期，共産黨、八路軍在封閉落後、土地貧瘠的太行山堅持抗戰，用“小米加步槍”戰勝了“飛機加大炮”的日本侵略者。本文作者深入分析解答了在敵後遊擊戰中，八路軍為什麼行、國軍為什麼不行的根本原因，也充分闡釋了國民黨脫離群衆的片面抗戰路線與共産黨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本質差別。正是靠着“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思想指引，八路軍走出了一條光耀千秋的“太行之路”。
有關太行抗戰的書籍和文章已有很多，本文僅就八路軍太行抗戰的地位作用、八路軍的貢獻及其根本原因，談談自己的一點觀點。
太行山在敵後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6年春節，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的軍事教育家蔣百裡對梁漱溟談了自己的抗戰設想：中國要想實作持久抗戰，就必須充分利用中國複雜的山川形勢，“将來的中日戰争可能是長期的，其規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戰争史上所少見。……中國人假如控制了山東高地和山西高地，堅守一些山區，始終把它們控制住，則中原（北方廣大平原）非敵人所得而有”[1]。應該肯定，蔣百裡看到了依托山地開展遊擊戰的戰略價值，但是他的認識和闡述還比較粗泛。
與此相較，中共的武裝鬥争則是從當“山大王”開始的，是從遊擊戰起家的，是以，對依托山地進行遊擊戰的認識更為深刻、更加具體、更具實踐性和前瞻性。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出師之前，中共洛川會議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戰略任務是首先在山區建立根據地，開展山地遊擊戰，爾後依托山地向周邊拓展，向平原發展，進行更加廣泛的敵後遊擊戰争。基于這個戰略設想和步驟，“以八路軍的3個師分别控制呂梁、五台、太行諸山脈，作為開展華北遊擊戰争，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長期鬥争的戰略基地”[2]。
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緻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3]
在黨中央依托山地開展敵後遊擊戰争的思想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國民黨軍潰敗、日軍大舉推進的情況下逆勢而行，迅速進入各個山區建立根據地，進而向周邊平原地區擴充，開創出敵後抗戰的宏大局面。
在整個華北敵後遊擊戰争中，太行山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價值。太行山地理位置獨特，易守難攻，曆來都被視為瞰制周邊的必争之地。太行山既是八路軍挺進敵後的跳闆，又是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形成、發展的策源地和重要依托，同時還是我黨我軍華北遊擊戰争指揮中心所在地。抗日戰争爆發後，八路軍各部根據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挺進敵後，迅速進入太行山建立根據地，随即以太行山為依托向周邊輻射，形成了以北部太行為核心的晉察冀和以南部太行為核心的晉冀魯豫兩大根據地，奠定了華北敵後遊擊戰争的基本格局。在8年華北敵後抗戰期間，這兩塊根據地的形成、發展以及發揮出的戰略作用，都與太行山有着密切的關系。1937年底，八路軍前方總部進入太行山，此後一直駐紮太行山區，與同在太行山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上司和指揮華北敵後抗戰，直至抗戰勝利。如果說延安和陝甘甯邊區是我黨我軍抗戰的大學營，那麼太行山就是我黨我軍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前方指揮中心。極而言之，沒有太行山這個四戰之地為依托，華北敵後遊擊戰争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八路軍能堅持太行抗戰的根本原因
多年來有一種習慣性看法，認為八路軍之是以能在山地乃至整個敵後遊擊戰中大展身手，而國民黨軍在這方面卻乏善可陳，其主要原因在于雙方對遊擊戰重要性的認識不同。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卻過于籠統，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本。筆者認為，依托山地開展遊擊戰的思想并非我黨我軍獨有的專利，而是有識之士的普遍共識。毛澤東就曾說過：“山地建立根據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4]
如果單就軍事理論和軍事常識而言，中國社會乃至國民黨的有識之士，并不缺乏對開展敵後遊擊戰尤其是山地遊擊戰的重要性的認識，前面所引蔣百裡的言論即是一例。1938年，白崇禧也在武漢反複強調敵後遊擊戰的戰略價值，力主要重視開展敵後遊擊戰。蔣介石在南嶽會議上也提出“遊擊戰重于正規戰”的觀點，要求各戰區大力組織和積極開展遊擊戰，并專門成立了冀察和蘇魯兩個敵後遊擊戰區[5]。這些情況表明，國民黨軍同樣意識到了敵後遊擊戰的戰略價值。然而，“紙上談兵”是一回事，有效實踐是另一回事。華北8年抗戰期間，國民黨軍的敵後遊擊戰一敗塗地，與八路軍的成就形成了鮮明對比。
何以出現這樣的天壤之别？這就涉及到兩黨兩軍的本質差別。白崇禧曾不服氣地說：“打遊擊戰起家的中共，亦是中國人，中共可以打遊擊戰，國軍當亦能打遊擊。”[6]白崇禧承認共産黨八路軍擅長遊擊戰的能力，但卻錯誤地認定國民黨軍也可以如法炮制。之是以如此，是因為白崇禧對敵後遊擊戰的了解停留在簡單的軍事層面和遊擊戰的戰術戰法層面。這種單純軍事觀點的膚淺認識，決定了國民黨軍即便看到了敵後遊擊戰的價值所在，甚至各戰區乃至軍委會也曾開辦了各種遊擊幹部訓練班，并請八路軍幹部為之授課，但卻無法真正了解八路軍遊擊戰的精髓和豐富内涵，始終處于“東施效颦”、不得要領的層面。
1938年初，衛立煌與朱德曾有過一次坦誠地交流，深入探讨了為什麼八路軍善于敵後遊擊戰，而國民黨軍不行的問題。交談中，衛立煌對敵後遊擊戰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對八路軍卓有成效的遊擊戰更是敬佩有加，并向朱德請教八路軍成功的奧秘。衛立煌說：“我們的軍隊從來沒有打過沒有後方的戰鬥，必須一層緊抓一層，要是沒有上級督戰，一分開一沖散就集結不起來，是以隻能在正面打仗，打陣地戰，不能像你們那樣在敵後分散活動。你們能夠以一個團為機關進行遊擊，你們的軍隊能夠撒得開、打不垮，原因到底在哪裡？”[7]
朱德回答說：“我們的軍隊的确與别的軍隊不同，其一，我們的指戰員明白為何而戰，都有堅定的信念，能夠忍受其他軍隊所不能忍受的艱難困苦；其二，我們的軍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全軍上下一心、自覺遵守紀律，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其三，我們的軍隊奉行軍民一緻的原則，有很強的群衆觀念和嚴格的群衆紀律，深知宣傳、組織和武裝群衆的重要性，是以到處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援和擁護。這些特質決定了我們的軍隊敢于深入敵後，能夠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長期堅持，能夠分散在廣大地區進行獨立的遊擊戰。”[8]
朱德與衛立煌的交談内容表明，兩人對敵後遊擊戰重要性的認識沒有分歧，但對如何有效開展敵後遊擊戰的看法不在一個層次。衛立煌的提問表現出一種單純軍事觀點，涉及的是淺顯的軍事層面和具體的戰術方法問題。而朱德的回答則要全面深刻得多，不僅涉及軍事而且涉及政治，不僅涉及軍隊而且涉及人民群衆，其中官兵平等原則、軍民一緻原則，以及堅定的理想信念、長期養成的艱苦奮鬥作風等，展現了八路軍的獨特性質和堅持敵後抗戰的自身條件，尤其是對發動、組織和依靠、武裝群衆的重要性的論述，更是觸及到進行敵後遊擊戰争的根本，展現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要義。聽着朱德的這些話，衛立煌先是沉思不語，末了感慨地表示：道理都對，但是我們做不到。
這段堪稱經典的對話，深刻解答了在敵後遊擊戰的問題上，八路軍為什麼行，國軍為什麼不行的根本所在，充分顯示了國民黨脫離群衆的片面抗戰路線與共産黨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本質差別。一句話，八路軍之是以敢于深入敵後，之是以能夠長期堅持艱苦的遊擊戰争，根本原因在于全黨全軍都堅信“戰争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群眾之中”[9]。徐向前則形象地把人民群衆稱之為“人山”。憑借這種根深蒂固的群衆觀念，八路軍幾百個人、幾十條槍就敢于闖蕩敵後，就能夠發動和武裝千百萬人民群衆共同奮鬥，創造出人類戰争史上最為宏大的遊擊戰争的壯觀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