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之名#
我當了巡撫，一年的俸祿也就100餘兩，穿上這身袍服，你我哪個不是衣冠禽獸？
《大明王朝》中，這句台詞如利刃般剖析了明朝官場的黑暗，道出了那個時代的痛楚。明朝的覆滅，官場A錢腐敗無疑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而這一切的背後，官員的低薪待遇成為了貪婪的誘因。清軍入關後，雖然汲取了明朝的衆多教訓，但在官員薪酬這一問題上，卻未能破舊立新。是以，清朝初期便陷入了腐敗的泥沼。
雍正皇帝登基後，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如果大幅提升官員的薪資，是否就能根除腐敗？于是，他推出了“養廉銀”制度，意圖用金錢的誘惑引導官員走向清廉。然而，事情并未如他所願。養廉銀雖然豐厚，卻未能真正培養出廉潔的官員。
那麼，為何養廉銀制度未能如願以償呢？這其中又隐藏着怎樣的玄機呢？本期，我們就來深入探讨一下養廉銀為何養不了廉的奧秘。
公元1723年，康熙大帝駕崩，其子雍正繼位，此時的大清帝國看似一片繁榮，實則暗流湧動。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已曆經62載，然而盛世之下，國庫空虛，雍正皇帝面臨的财政困境令人咋舌。康熙留下的國庫，僅餘800萬兩銀子，不及國家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财究竟去了哪裡？難道是因為戰争消耗？然而，在雍正繼位之前，大清已多年未經曆大戰。康熙平定三藩之亂，驅逐鄭軍，收複台灣，這些都是前塵舊夢。與俄國的尼布楚之戰，雖勝猶敗，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烏蘭布統之戰，雖将戰線推至青海、西藏，但這一切的軍事開銷，雍正都心中有數。
即便将這些戰争花費計算在内，朝廷的收入也理應遠超現狀。每年的鹽稅、關稅、雜稅以及地丁銀等收入，本應高達3000萬兩。這些錢财，足以填補邊境戰争的耗費。要知道，清軍剛入關時，順治元年的财政支出也僅1570萬兩銀子。即便青海駐軍規模龐大，與當初入關相比也相去甚遠。那麼，國庫為何隻剩下800萬兩銀子了呢？
雍正深思熟慮後，漸漸察覺到了朝廷财政體制的痼疾。地方商賈似乎将大半稅收據為己有，上交朝廷的僅是冰山一角。然而，這并非地方官府的獨斷專行，而是他們面臨着地方經濟困境的無奈之舉。各省财政捉襟見肘，入不敷出，形成惡性循環。為了填補這一巨大的财政黑洞，他們不得不利用朝廷财政制度中的漏洞，将耗饷虛報為55萬多兩，驿站開支為15萬多兩，兩者相加竟高達70萬兩之巨，而真正用于地方行政的經費卻隻剩下區區13萬多兩。這恰恰反映了清朝财政制度的一大弊端：地方官員所掌握的财政資源極為有限，即便他們年輕有為，也難以僅憑這13萬兩銀子來支撐整個山西省的行政運作，更别提各級官員的俸祿開支了。
在大明王朝，人們常常提到巡撫一年的俸祿才158兩，而清朝的巡撫也不過155兩銀子一年。總督級别的官員雖然稍高一些，但也隻有180兩。然而，這些官員的實際開銷卻是天文數字，遠超其俸祿。除了家庭的日常開支，他們還需資助親戚、養活管家仆人，甚至還要為辦公室的員工支付薪水。以雲貴總督鄂爾泰為例，他雖然是公認的清官，但每年的開銷卻高達6000兩。甘肅巡撫許蓉每年的花費也達到5000兩，而大多數官員每年的開銷都在8000兩以上。就連在浙江巡撫任上的李衛，也曾向雍正皇帝上奏，坦言自己一年的花費需要8000多兩，這還僅僅是他年輕時的開銷。而有些官員為了講究排場，一年的花費甚至能飙升到2萬兩之巨。
地方财政的窘迫與各地官員對下屬的貪婪索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腐敗的根源，如同潛藏在暗處的巨獸，吞噬着官員們那微薄的合法收入。雍正皇帝終于洞悉了這一切，他明白地方财政的窘迫與官員的腐敗，很大程度上源于過低的俸祿。
那麼，如何為官員們增加合法的收入呢？雍正皇帝的目光轉向了那條潛藏在暗處的線—火耗。雍正皇帝深謀遠慮，他說：“與其讓火耗在黑暗中，不如讓它拿到台面上”于是，朝廷下令，全國範圍内推廣火耗歸公的政策。火耗從此變成了合法的稅收，允許各省官員在上繳第一營時額外征收。
然而，養廉銀政策并未能徹底解決清朝初期的A錢問題。雖然火耗歸公後，成為了地方官員的合法收入，但這筆錢一旦地方政府需要用錢，随時可以收回。養廉銀的性質變得模糊起來，地方官員為了填補财政虧空，又開始尋找新的灰色收入。随着時間的推移，養廉銀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最終名存實亡。
乾隆繼位後，雖然沒有像嘉靖那樣大發雷霆，但他在處理A錢問題時的方式卻破壞了規矩。在這場A錢循環中，他将大清朝再次拉入了曆史周期的循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