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之名#
我当了巡抚，一年的俸禄也就100余两，穿上这身袍服，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
《大明王朝》中，这句台词如利刃般剖析了明朝官场的黑暗，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痛楚。明朝的覆灭，官场贪污腐败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这一切的背后，官员的低薪待遇成为了贪婪的诱因。清军入关后，虽然汲取了明朝的众多教训，但在官员薪酬这一问题上，却未能破旧立新。因此，清朝初期便陷入了腐败的泥沼。
雍正皇帝登基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大幅提升官员的薪资，是否就能根除腐败？于是，他推出了“养廉银”制度，意图用金钱的诱惑引导官员走向清廉。然而，事情并未如他所愿。养廉银虽然丰厚，却未能真正培养出廉洁的官员。
那么，为何养廉银制度未能如愿以偿呢？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本期，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养廉银为何养不了廉的奥秘。
公元1723年，康熙大帝驾崩，其子雍正继位，此时的大清帝国看似一片繁荣，实则暗流涌动。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已历经62载，然而盛世之下，国库空虚，雍正皇帝面临的财政困境令人咋舌。康熙留下的国库，仅余800万两银子，不及国家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财究竟去了哪里？难道是因为战争消耗？然而，在雍正继位之前，大清已多年未经历大战。康熙平定三藩之乱，驱逐郑军，收复台湾，这些都是前尘旧梦。与俄国的尼布楚之战，虽胜犹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乌兰布统之战，虽将战线推至青海、西藏，但这一切的军事开销，雍正都心中有数。
即便将这些战争花费计算在内，朝廷的收入也理应远超现状。每年的盐税、关税、杂税以及地丁银等收入，本应高达3000万两。这些钱财，足以填补边境战争的耗费。要知道，清军刚入关时，顺治元年的财政支出也仅1570万两银子。即便青海驻军规模庞大，与当初入关相比也相去甚远。那么，国库为何只剩下800万两银子了呢？
雍正深思熟虑后，渐渐察觉到了朝廷财政体制的痼疾。地方商贾似乎将大半税收据为己有，上交朝廷的仅是冰山一角。然而，这并非地方官府的独断专行，而是他们面临着地方经济困境的无奈之举。各省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财政黑洞，他们不得不利用朝廷财政制度中的漏洞，将耗饷虚报为55万多两，驿站开支为15万多两，两者相加竟高达70万两之巨，而真正用于地方行政的经费却只剩下区区13万多两。这恰恰反映了清朝财政制度的一大弊端：地方官员所掌握的财政资源极为有限，即便他们年轻有为，也难以仅凭这13万两银子来支撑整个山西省的行政运作，更别提各级官员的俸禄开支了。
在大明王朝，人们常常提到巡抚一年的俸禄才158两，而清朝的巡抚也不过155两银子一年。总督级别的官员虽然稍高一些，但也只有180两。然而，这些官员的实际开销却是天文数字，远超其俸禄。除了家庭的日常开支，他们还需资助亲戚、养活管家仆人，甚至还要为办公室的员工支付薪水。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例，他虽然是公认的清官，但每年的开销却高达6000两。甘肃巡抚许蓉每年的花费也达到5000两，而大多数官员每年的开销都在8000两以上。就连在浙江巡抚任上的李卫，也曾向雍正皇帝上奏，坦言自己一年的花费需要8000多两，这还仅仅是他年轻时的开销。而有些官员为了讲究排场，一年的花费甚至能飙升到2万两之巨。
地方财政的窘迫与各地官员对下属的贪婪索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的根源，如同潜藏在暗处的巨兽，吞噬着官员们那微薄的合法收入。雍正皇帝终于洞悉了这一切，他明白地方财政的窘迫与官员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过低的俸禄。
那么，如何为官员们增加合法的收入呢？雍正皇帝的目光转向了那条潜藏在暗处的线—火耗。雍正皇帝深谋远虑，他说：“与其让火耗在黑暗中，不如让它拿到台面上”于是，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推广火耗归公的政策。火耗从此变成了合法的税收，允许各省官员在上缴第一营时额外征收。
然而，养廉银政策并未能彻底解决清朝初期的贪污问题。虽然火耗归公后，成为了地方官员的合法收入，但这笔钱一旦地方政府需要用钱，随时可以收回。养廉银的性质变得模糊起来，地方官员为了填补财政亏空，又开始寻找新的灰色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最终名存实亡。
乾隆继位后，虽然没有像嘉靖那样大发雷霆，但他在处理贪污问题时的方式却破坏了规矩。在这场贪污循环中，他将大清朝再次拉入了历史周期的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