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會不會更好，答案或許在書中

作者：劉宇翔，編輯：王芳潔，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戰後秩序的最後一道道德枷鎖，在加沙的廢墟上開始崩裂。

雖然此前被驅趕，但4月24日淩晨，抗議者還是繼續在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示威活動。不僅哥大，連日來，數所知名美國高等學府爆發示威，要求加沙地帶永久停火、美國停止軍事援助以色列。

看似是校園沖突的“小事”，其實可能預示了維持着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補償”共識，先在 TikTok ，而後在美國的校園被撕開了個口子。這種共識的撕裂，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誰也無法預料，是以美國政壇才會如臨大敵，多名美國議員紮堆通路哥大。而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美國總統拜登在中原標準時間4月24日晚間，簽署要求剝離TikTok 法案的深層動機之一。

人類社會秩序的穩定，需要信仰的共識，倘若共識被摧毀，就預示着秩序即将變動。要守護住共識，就要掌握話語權，要掌握話語權就要掌握媒介。是以巴以問題不僅僅是中東那片彈丸之地的事情，而是牽一發動全身，不僅影響到大型網際網路科技公司的所有權，甚至會影響到這個星球的未來。

但巴以問題過于複雜，如果說要推薦一本快速入門的讀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東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伊恩·布萊克的《敵人與鄰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是非常好的一本書，該書在《貝爾福宣言》發表100周年之際出版，講述阿拉伯-以色列沖突的曆史，難得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曆史學家都稱贊該書精确且客觀。在書的結尾，布萊克寫道：“暴力的陰影近在咫尺，沖突的結束遙遙無期。”

可謂一語成谶。

至于這次哥大的活動，讓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缪爾·亨廷頓，他在《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實之間》一書中預言：每六七十年，美國就會爆發一次信條激情期，而“下一個信條激情期可能在 21 世紀 20 年代出現”。

你不得不服亨廷頓的精準預言。他也注意到新型大衆傳播方式對信條激情産生、蔓延的影響，之前是報紙，後來是廣播，之後是電視，再後來是網際網路。他的這本書是了解美國社會的進階讀物。

好的書就是這樣的，它們不僅能深刻剖析曆史，分析當下，也能預測未來。

一、失衡

2014年，我陪同采訪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那時他出了本書《失衡：美國與中國的互相依存》。

這本書論述中美兩國的經濟關系是互相依賴：中國依靠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并讓人民币與美元挂鈎以提升出口競争力，維持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美國則嚴重依賴中國生産的廉價商品，來提高其消費者的購買力，壓低通脹率，同時利用中國對美國國債的需求，為巨額财政赤字埋單，讓美國不必擔憂赤字。

但這種看似互惠的互相依賴關系也産生了經濟的副作用：美國指責中國的“廉價商品”強勁出口造成了它的貿易赤字，對它的勞工造成壓力，“廉價資金”的湧入，在支撐美國創紀錄的消費狂潮的同時，也催生了巨大資産與信用泡沫；而中國出口的增長又過于依賴美國的消費泡沫。

羅奇寫道：“這種互相依存關系終究是一種權宜婚姻。”他預言，這将導緻雙方在貿易與匯率、地緣戰略安全、知識産權等問題上摩擦不斷。

羅奇顯赫的身份以及友好人士的身份，使得那本書影響到了很多人。事實上，在那之後幾年，兩國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這個“失衡”問題而做了許多努力，包括大陸擴大内需，降低對外貿的依賴度；包括“811 彙改”，提升人民币匯率的彈性；也包括美國持續多年的降杠杆。

但結果，大家都看到了。

這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沖突在 2008 年甚至是在 2001 年就埋下了種子，但它還會持續多久呢？

可能會很長時間，可以參考的是日美經濟博弈，從 1955 年紡織品摩擦至今，兩國還在不停博弈。鹫尾友春的《日美博弈戰》一書回顧了那段從紡織品談判，到日本汽車自願出口限制，再到《日美半導體協定》導緻日本半導體行業衰落的過程。

他這樣寫道：“哪怕某類産品已經出現貿易赤字，美國也遲遲不願限制進口。頂着國内呼籲采取保護措施的巨大壓力，美國政府把責任轉嫁給大量出口該産品的日本，要求日本實施自願出口限制。美國把自身的問題、責任和義務統統甩給對方，這招可謂高明。紡織品、鋼鐵、汽車等領域的貿易戰無一不是如此。而且，美國将對日本的要求視為政府職責，為迫使日本政府屈服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鹫尾友春的洞見還有一本巨作可以做參考，那就是道格拉斯·歐文的《貿易的沖突》一書，書中一針見血指出，“美國的貿易政策始終指向三個基本目标：通過對進口産品征收關稅增加政府的收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國内廠商免受外國競争，以及通過互惠協定減少貿易壁壘和擴大出口。”

無論是鹫尾友春還是歐文都發現，來自美國國内的壓力是其貿易政策變化的巨大動因，而隻有在某一個産業上美國領先了，才會從保護傾向轉變為自由傾向。

先是對日本而後是對中國，為何美國總是面臨着貿易逆差的問題呢？這很難單一用産業競争力的論述，而要切入到貨币的視角。美元作為世界貨币，其實是世界上流動性最好、最緊俏的“商品”，隻要印刷美元，美國就可以源源不斷換取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務。而世界各國也樂于持有美元，用于貿易結算，乃至作為事實上的本國貨币發行準備金。這看似“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其實也是美國一定會産生貿易赤字的根源，那就是“特裡芬悖論”。

所謂“特裡芬悖論”指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挂鈎，每 35 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币與美元挂鈎，美元取得了世界貨币的地位，但戰後各國發展水準相對美國落後，要素成本更低，為了發展經濟，就不斷增加出口換取美元，有多少要多少，導緻美國國際收支長期逆差；而美元承諾與黃金挂鈎，可兌換，就要保持币值穩定，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沖突，是一個悖論。随着越戰開支浩大、通貨膨脹等的影響，要維護住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越來越力不從心，最終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轟然倒塌。

是的，那段時間正是亨廷頓說的“第四波信條激情期”。關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世界貨币是如何從英鎊切換到美元的，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的《布雷頓森林貨币戰》詳細考據過。

時過境遷，布雷頓森林體系 1.0 版本雖然終結了，現在的世界其實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2.0 時代，雖然美元不再與黃金挂鈎，但還是世界貨币，全世界各國還是願意持有美元，美元也可以說是美國“國本”之一。由于美元币值過于強勢，對成本斤斤計較的制造業很難留在本土，隻能将制造環節轉移到海外，再進口制成品，而美元是世界貿易最大的結算貨币，這就導緻美國一定是貿易逆差，海量的商品湧入則對其還留在本土的制造商造成沖擊，要求其進行幹預和保護。

“失衡”的根源就源于此。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币，雖然傳統制造業會是以衰落，但會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加之資本市場活躍，高科技一枝獨秀，尤其以網際網路、晶片等為代表的高科技産業，汲取了全世界的巨額盈利，擁有強大控制力，這又反過來支撐了美元的強勢。

于是産生了所謂的“美元潮汐”現象。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聯儲一降息，海量資金沖出配置到新興市場國家，為避免本币升值導緻出口下滑，新興市場國家也被動降息，廉價資金刺激下，這些國家的房市、股市乃至一級市場變得非常活躍，量價齊升，全世界都在講“新興市場國家高增長”的故事；而一旦美聯儲加息，全世界的資金就蜂擁回流到美國，拉爆非美元貨币，重創新興市場國家的房市、股市、一級市場，原本高價、高市值、高估值立馬顯出原形。

1998年、2008 年乃至今天新興市場國家的困境，都受“美元潮汐”的影響。但美國金融業也不是對“美元潮汐”免疫，過高的利率會導緻美國的中小銀行資産端與負債端錯配，出現周期性的危機，甚至可以說美國的金融體系是“美元潮汐”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人為制造的脆弱性》一書中，查爾斯·凱羅米裡斯論述過這一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這本書對政治-金融-地産關聯的論述非常精彩，配合阿蒂夫·邁恩的《債居時代》閱讀，相信會有别樣體會。

二、沖突

當下世界的現實之一，就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對經濟格局的影響，不僅展現在“失衡”上，也展現在實力相對變化後引發的連鎖反應，太平洋兩岸的關系，牽動着所有人的神經。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戰》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解釋兩強相争的經典理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争的曆史總結，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史》是記錄那場“海權強國”與“陸權強國”争端的必讀典籍。艾利森教授汲取了修昔底德的曆史文本、亨廷頓的理論創造了這一概念。

艾利森寫道：“雅典不斷的崛起和斯巴達與日俱增的擔憂，斯巴達擔心雅典會威脅自己在希臘的主導地位，最終誘發了伯羅奔尼撒戰争。”無獨有偶的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分析架構也類似，他在《大國政治的悲劇》借鑒了霍布斯的“人恐懼互相殘殺，是以需要主權者”的邏輯，設定了“國家把生存列為最高目标”的假設，各國為了自身安全增加手段，會使得别國跟進，反而産生了“安全困境”，加劇了所有國家的不安全感，極易引發沖突。

米爾斯海默的書寫作于 2001 年，當時反響強烈，引進時已經是2008 年了。可能是為了避免書中描述的悲劇，兩國提出了“G2”的概念，試圖以經濟上的互補來彌合分歧，走出悲劇，“G2”概念産生的樂觀主義情緒，在2008 年兩國攜手應對金融海嘯後達到頂峰，美國前财長保爾森的《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詳細訴說過這段經曆。

但樂觀情緒很快逐漸滑落。因為“G2”所提出的優勢互補，在主權國家體系下是有負面效應的，即：在經濟上，越是互補，越是互相依賴，就會越恐懼彼此抓住自己的要害，受制于人，哪怕兩國經濟高度緊密，屬于産業鍊上下遊。同時，崛起國産業更新，實力提升，會讓守成國家感到地位遭受挑戰，促發“安全困境”，加上産業受損的群眾要求保護的壓力，一起推波助瀾，産生“相愛相殺”的結果。

這是難解的難題，太考驗智慧了。

我們都知道自由貿易的好處。在很長一段時間，美聯儲之是以能保持靈活的政策，是因為“通脹消失了”，基礎在于中國曾經源源不斷的新增勞動力供給和出口導向，極大壓低了制成品價格，加上零售業看似微小而其實影響深遠的創新，那就是由沃爾瑪發起的“低價革命”。

馬特·裡德利的《理性樂觀派》一書中寫道：20世紀90年代美國生産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企業後勤的改革，尤其是零售行業。後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實就是沃爾瑪這一家企業而已。光是零售業的這些“社會技術”創新，就占了全美生産效率提升的整整四分之一。中國制造+零售業低價革命，使得美國消費者吃穿用度的支出大幅降低，省出的錢可以用于其他消費，帶動了更多産業的發展。

裡德利指出：“創新，不管是技術上的創新，還是組織方式的創新，都不光創造了新的東西，也摧毀了舊有的東西。”

裡德利和寫作了《與全世界做生意：一個經濟學家的環球冒險》的柯納·伍德曼一樣，是樂觀主義者。我挺喜歡樂觀主義者，但正如《貿易打造的世界》中，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指出的——貿易從來都與暴力如影随形，兩者互相成就。而繁榮的貿易，理論上會促進帕累托改進，但在現實中，是靠暴力推動的，其中有赢家也有輸家。在書尾，他寫道，“零售革命，赢家也是有的，但大多數都在太平洋對岸。”

這絕非是溢美之詞。2016 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就是隐喻。人們很驚訝這個結果，J.D. 萬斯卻早就預見到了“沉默的大多數鄉下人”的選擇。他在《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中，描寫了制造業衰落、外遷對鏽帶、阿巴拉契亞地區、南方地區的影響，這些地方的藍領“鄉下白人”再也找不到固定合約的穩定工作，相對乃至絕對貧困化，沉迷于酒精、芬太尼、宗教，社群土崩瓦解，貧困代際遺傳，他們的挫敗感、怨氣推動了結果的産生。

這點在《壓裂底層》《曾經的輝煌》《精英的黃昏》都有相關的論述，曾經的共同體越來越分裂成受益于自由貿易的城市中産、網際網路新貴的“赢家組”與“鄉下人”的“輸家組”。這種現象在英國、日本也出現，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約的人》、齋藤茂男的《飽食窮民》、三浦展的《下流社會》、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都研究了産業變遷後，越來越多的人隻能打零工度日。

曾經在《21 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托馬斯·皮凱蒂指出，享受到全球化的資方，其資本收益遠超工資水準增幅，這一結論是否正确，我不做評論，但“赢家組”與“輸家組”因經濟地位的差距，而在理念上産生撕裂乃至沖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并且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主導着各國的決策走向。

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對世界的沖擊是極為深遠的。過去三十年，（中國） 制造業美元、（中東） 石油美元的雙輪循環（出口國高儲蓄率-美國低利率）悄然改變，舊秩序被守成國揮霍和打破，卻低估了崛起國的發展速度，産生種種問題後，這些年暴風驟雨般的沖突，使得雙輪循環陷入停滞。

自從“中國制造”源源不斷供給世界後，發達國家肆意搞貨币寬松的洪水，都能被“中國制造”所吸收。而在沒有“中國制造”的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發達國家要治理通脹，就如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時運變遷》寫道：“要想徹底解決通脹帶來的所有難題，隻能通過貨币政策。”

而現在，壓制全球通脹的封印正在被解開，在《人口大逆轉》一書中，查爾斯·古德哈特、馬諾吉·普拉丹寫道，随着中國人口拐點效應的顯現，加上全球技術交流受阻，“中國将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脹的力量”，單純的貨币政策似乎不再能“治療”太平洋對岸的“高血壓”以及這邊的“低血糖”。

當然，如果說過去向中國産業轉移，壓制了發達國家同類型産業的工資水準，那麼，當中國的人均 GDP 達到1.2 萬美元時，即使沒有貿易摩擦，成本敏感的制造業也會“逐水草而居”部分外遷。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可能施展的《溢出》能給我們些啟發，他寫道：一個與中國供應鍊深度嵌合的供應鍊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充，不是轉移和取代，而是“溢出”。

兩個大體量的玩家，在過去三十年，雖然有博弈有沖突，但總體上來說，都像是兩個“抽風機”，源源不斷把與之相比對的人才、産業吸到自己身上。近30年，中美兩國的GDP合計占全球比重，已經從1990年的27.95%，發展到了2020年的42.1%。

失去份額的大頭是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在産業上的映射就是歐洲在2G、3G時代曾經獨霸一方，擁有愛立信、阿爾卡特、諾基亞、法國電信、西門子等衆多通訊企業，而現在這些公司的地位、股價已經大不如前；加拿大曾經的北電、黑莓也早已消失；日元匯率的大幅下挫，固然有利率差産生的套利交易因素，而更深層次的則是在日美半導體戰争中失敗後，日本失去了引領世界高科技産業發展的機會，又在家電、造船等行業被中韓所趕超，汽車産業也面臨着新能源車沖擊。

兩強相争，如同大闆塊撞擊，不但擠壓了小闆塊，也使得地緣斷層線嘎吱作響，地區大國因曆史、現實問題發生越來越多沖突，喬治·弗裡德曼的《歐洲新燃點》正是描述這一擠壓效應下東歐局勢的很好參考書。

是的，舊日世界的基礎在崩裂。

三、相信

那麼，世界還會好嗎？

如果覺得現在的世界不夠好，那麼翻一翻塔奇曼的《驕傲之塔》、基恩·羅威的《野蠻大陸》，描寫的分别是一戰前、二戰後的曆史，你會覺得今天的沖突算什麼呢。

是的，二戰僅僅過去 79 年，人類的生活水準是當時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即使普通人的生活水準，也遠超過去的王公貴族。在《美國增長的起落》一書中，羅伯特·戈登認為電梯、青黴素、計算機、汽車、農用機械、噴射機、手機等這些偉大的發明，成就了生活方式的革命。

技術進步也使得機關時間的收入增加。 戈登寫道，“人們之前在鋼鐵行業工作，每周工作72小時，需要忍受炎熱、汗水和各種危險，後來人們在裝有空調的房間，擔任職員或者從事專業工作，每周隻需要工作40小時。”裡德利也寫道，“較 1995 年，2005 年的全球個人所得翻了差不多三倍。”商品的價格也比之前的更便宜，他引述一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從前造成财富配置設定不平等的那些因素，過了一段時間後，反過來又在削弱财富配置設定的不平等。”

裡德利認為人們要是支援創新和貿易，人類的經濟進步就能持續下去。羅伯特·戈登也樂觀地寫道：“技術變革直接提高産出。技術一旦取得進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它都是永久性的。”

但，樂觀之餘，你可能又會隐約覺得不安：萬一，曆史重演了呢？

坦率來說，書中有各自的結論，需要你自己去細品，而作為“二道販子”，我并不能給你直接的答案，更遑論保證答案的準确性。因為，你知道的，我隻是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平日最大的愛好不過是買書、看書。

像《人類簡史》《未來簡史》這樣跨學科的書也是極好的，可能看不懂術語，但在 AI 浪潮的今天，我們除了要了解過去，也要面向未來，人們不能沉溺于過去，要朝前看。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都要堅信未來，說服自己，世界會更好。

那麼多優秀的作者用無數時間思考、寫作出的著作告訴我們：即使曆史有波折，有沖突，甚至有兵戎相見，但還是曲折前進的。人類可能不能從曆史中完全吸取教訓，但作者們用文字告訴了我們教訓的後果，其實人們也在努力修正行動，避免重蹈覆轍。

正如相對于許多人悲觀的預期，艾利森教授在書中，引用莎士比亞的詩句寫道，“我們的命運不由星星決定，而在于我們自己。”

是的，命運的答題卡其實是在每個人手裡。

這是書，給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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