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翻譯家，精通中西文化，曾翻譯《論語》《中庸》《大學》等儒家經典，并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中國人的精神》等英文書籍，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他曾說過一句令人驚訝的話：“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 這句話出自何時何地？他為什麼這樣說？他對蔡元培先生有何敬重之情？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探究。
辜鴻銘出生于南洋槟榔嶼一個富裕的華人家庭，自幼随英國人布朗夫婦到歐洲求學，先後在愛丁堡大學、萊比錫大學等名校深造，獲得十三個博士學位，掌握九種語言。他在歐洲期間，不僅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哲學、科學等領域，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經在德國人舉辦的紀念俾斯麥百年誕辰會上用拉丁文即席演講，贊揚俾斯麥的政治才能，并引用《春秋》中的故事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他的演講引起了德國人的驚歎和敬佩。
辜鴻銘回到南洋後，遇到了馬建忠，一位熱心于推廣國學的華僑。馬建忠向辜鴻銘介紹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精髓，并勸他回到祖國去為國效力。辜鴻銘深受感動，決定放棄殖民政府的職務，專心研究國學。他開始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闡述中國哲學、道德、曆史、藝術等方面的特色和價值。他還将儒家經典譯成英文，并在海外刊載和印行，使西方人能夠直接接觸到中國思想的源頭。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在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張之洞是清朝時代推行洋務運動的實權派大臣之一，主張“中體西用”，即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科技和制度。辜鴻銘作為張之洞的外文秘書和顧問，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和教育事務。他協助張之洞籌建了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并任教授和監督。他還參與了編寫《資政新篇》，一部介紹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科技發展的百科全書。
1905年後，辜鴻銘辭去公職，在上海、北京等地從事教育和寫作工作。他先後任教于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并與當時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家交往密切。他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兩部重要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和《中國人的精神》。前者是對清末新政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所上司的新文化運動的介紹和評價；後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春秋時期孔子所倡導的道義精神的闡釋和贊揚。這兩部書都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被一些大學哲學系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7年至1923年間，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授，并與蔡元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蔡元培是一位開明進步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曾經參與過辛亥革命，并擔任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和外交總長等職務。他主張“思想自由，相容并包”，即在尊重不同思想觀點和流派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形成自己獨立而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聘請了許多不同背景和立場的教授，在校園内營造了一種自由開放、包容多元、求真務實、創新進步的氛圍。
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裡，當時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是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是以非得挽留不可。” 這句話反映了辜鴻銘對蔡元培深厚學問和高尚品格的敬佩，也反映了他對皇權制度仍有一定程度的留戀。 辜鴻銘雖然嘲笑過“五四”新潮流，“五四”新潮流也不待見他這個“老古董”，但是在蔡元培看來，“五四”新潮流并不代表全部真理，“老古董”也不全然無用。“思想自由”就是要容納各種聲音，“相容并包”就是要各取所需。“五四”新潮流需要“老古董”的補充，“老古董”也需要“五四”新潮流的啟迪。這就是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期間，不僅教授英國文學，也講授中國古典文化，尤其是《春秋》的道義精神。他認為《春秋》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著作，是孔子對中國文明的總結和升華。他說：“《春秋》是孔子的心血，是他對中國人的精神的最高表達。” 他将《春秋》的道義精神概括為“仁義禮智信”，并将其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進行比較和對話。他認為中國人的精神是“溫良恭儉讓”，是一種内在的道德力量，而西方人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是一種外在的政治權利。他說：“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生活的藝術，西方人的精神是一種生活的科學。” 他主張中西文化互相借鑒，互相補充，達到一種和諧統一的境界。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期間，也結識了許多當時的知名人士，如胡适、魯迅、陳獨秀、李大钊、梁啟超、章太炎等。他與這些人士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和立場，但他并不排斥或敵視他們，而是尊重他們的思想自由和個性特色。他說：“我不想改變任何人，也不想讓任何人改變我。我隻想了解他們，讓他們了解我。” 他與這些人士之間有着很多有趣而深刻的對話和交流，展現了一種開放包容、求同存異、互相啟發、互相促進的學術風氣。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期間，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和挫折。由于他堅持保皇和辮子，受到了一些革命派和新潮流的嘲笑和攻擊。由于他主張一夫多妻制，引起了一些女性主義者和道德家的反感和抗議。由于他批評袁世凱稱帝，遭到了袁世凱政府的迫害和監禁。由于他贊美日本文化，招緻了一些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的誤解和指責。但是，辜鴻銘并沒有是以改變自己的觀點和态度，而是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勇敢地面對各種挑戰和困境。
1924年，辜鴻銘應邀赴日本講學三年，在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等名校演講，并受到日本知識界和社會界的熱烈歡迎和尊敬。 辜鴻銘認為，宋以後中國文明的精華在母國中國已經消逝了，隻在日本保留了下來。是以，“應該說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他贊揚日本人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并将其發揚光大。他說：“日本人有一種高貴而純潔的愛國心，這是中國人所缺乏的。” 他還贊美日本人在科技、工業、軍事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并希望中國能夠向日本學習。
辜鴻銘在日本期間，也曾赴台灣講學，并受到台灣辜家創始人辜顯榮（辜顯榮）（辜鴻銘之堂弟） 的招待。 辜鴻銘對台灣有着特殊的感情，因為台灣曾經是清朝領土，在1895年被日本侵占。辜鴻銘曾經呼籲台灣人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并支援台灣民主自治運動。 但是，在日本期間，辜鴻銘也看到了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進步，并認為這也有值得肯定和借鑒之處。
1927年從日本傳回中國後，辜鴻銘定居北京，并繼續從事教育和寫作工作。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總之，辜鴻銘是一位博通中西、獨具風格、敢言善行、影響深遠的學者、翻譯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用自己獨特而深刻地見解闡釋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之間的關系與價值，并用自己豐富而多彩地經曆展示了中華民族與世界民族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他既是一個忠于傳統文化、堅持保皇主義、主張一夫多妻制、贊美武士道精神、留着大辮子、穿着長袍馬褂、自稱“清末怪傑”的“老古董”，又是一個精通外國文化、參與新文化運動、支援民主革命、批評袁世凱稱帝、赴歐美講學、與各國名流交友、自稱“東西南北人”的“新時代先驅”。 他用自己生動而真實地個案證明了中華民族不僅有着悠久而燦爛地曆史文化傳統，也有着開放而創新地現代文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