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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書是燒盡了天下典籍?其實并不是,焚的書是有針對性的

作者:陳詞a

世人皆知秦始皇"焚書坑儒",但你可知焚書并非盡數燒毀典籍?所謂坑儒,其實也未真傷及儒生?抛開後世臆想的色彩,秦始皇的做法未盡如此殘暴。那麼,焚書的真實面目是怎樣的?坑儒的對象又是誰?讓我們一一撥開曆史的迷霧,看清事實的本來面目。

秦始皇焚書是燒盡了天下典籍?其實并不是,焚的書是有針對性的

春秋戰國百家争鳴

說起春秋戰國時期,這正值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春秋時代;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戰國時代。這漫長的幾百年間,周天子的王權日漸衰微,各諸侯國則紛紛崛起,展開了你争我奪的激烈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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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原地區,可謂是烽煙四起、腥風血雨。齊桓公、晉文公等諸侯國的領袖,都在疆場上厮殺,争奪着更大的疆土和權力。在這種動蕩環境下,各國不得不加強國力,以求自保。于是,一批批思想家和理論家應運而生,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張和學說,試圖為國家出謀劃策。

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商鞅、韓非子,名家的荀子,陰陽家、兵家、縱橫家等等,紛紛在這一時期嶄露頭角,形成了空前絕後的"百家争鳴"局面。他們的學說,對後世中華文明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其中,孔子是儒家的創始者,他提出"仁、義、禮、智、信"的核心理念,主張"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孟子則進一步發展了儒家思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極緻。

老子則是道家的創始人,他在《道德經》中闡述了"道"的哲理,提出"無為而治"、"反者道之動"等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莊子則将道家思想發展到了極緻境界,主張"逍遙自在"、"内聖外王"。

與之相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則主張"重賞罰""法治國家",提出了"法家"的核心理念。他們的學說,為秦國的興盛做出了重大貢獻。

除此之外,名家的荀子提出"性惡論",陰陽家探讨陰陽變化規律,兵家研究戰争政策,縱橫家則專注于世故權謀,等等,在這一時期都展現出了燦爛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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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百家争鳴的氛圍下,中華文明才得以在動蕩年代綻放出燦爛的光芒。各家各派的學說,就如同錦上添花的點點繁星,增添了中華文化的光彩奪目。這種思想的激烈碰撞和交鋒,推動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智慧結晶。

法家思想在秦國興起

在百家争鳴的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如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秦國這片熱土上綻放出奪目的光芒。

法家思想的興起,緣于當時秦國的特殊國情。作為西北邊陲的小國,秦國自古以來就地處偏僻,民風彪悍,國力孱弱。可是到了戰國後期,秦國卻漸漸崛起,最終一統天下,成就了史無前例的大一統局面,這背後功不可沒的就是法家思想的影響。

公元前359年,商鞅出任秦國宰相,開創了變法的先河。商鞅深谙時務,他認為秦國要想強盛,就必須徹底革新陳舊的封建制度。于是,他在秦國大刀闊斧地推行了一系列變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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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商鞅廢除了世襲制,推行了"貴賤有等級,勇武有階級"的爵祿制度,打破了舊有的等級藩籬。隻要有功績,就可以獲得相應的爵位,激發了人們的鬥志和幹勁。

其次,商鞅又大力發展農業生産,鼓勵人們開墾荒地,并規定了嚴格的田制,使農業生産有了長足的進步。

再次,商鞅還重視發展手工業,大興工商業,使秦國的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

除此之外,商鞅還推行了嚴酷的法律,對犯罪分毫不馀地嚴懲不貸。他的做法雖然嚴厲,但确實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秩序,為秦國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商鞅的變法,充分展現了法家思想的核心主張。法家主張"重賞罰""法治國家",反對儒家的"仁政"理念。他們認為,國家的統治應該依靠嚴酷的法律,而非儒家所說的"德治"。隻有如此,才能有效維護社會秩序,增強國力。

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國力日益強盛。到了秦始皇時期,秦國已經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秦始皇繼承了法家思想,大力推行法治,最終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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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朝,法家思想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秦始皇為了鞏固法家的統治思想,不得不采取了"焚書坑儒"的極端手段,試圖鏟除其他思想的影響。

可以說,如果沒有法家思想的指導,秦國很難在短時間内走向強盛,更不可能一統天下。法家思想為秦國的興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它的影響力延續到了秦朝時期,成為秦朝的國策所依歸。

焚書的針對性和局限性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下令在全國範圍内焚燒民間典籍。這一舉措,給中國古代文化知識造成了巨大損失,被後世視為"焚書坑儒"的暴行。然而,當我們深入探究曆史真相,就會發現秦始皇焚書并非盡數燒毀典籍,而是有着明确的針對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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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雖然給古代文化知識帶來了重創,但并非是徹底抹殺了中華文明。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并未将所有典籍盡數焚毀,而是留有備份。

當時,丞相李斯曾上書秦始皇,建議留存部分重要典籍,以備将來查閱參考之需。秦始皇采納了這一建議,指令在鹹陽宮中保留了一批珍貴的典籍。

這些典籍主要包括一些醫藥、農業、曆史、天文等實用性知識,供朝廷将來查考之用。可見,秦始皇并非是要徹底抹殺文化知識,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有選擇性地焚毀了部分典籍。

在焚書的過程中,秦始皇并非是對所有典籍都一視同仁。相反,他的焚書行為是有針對性的,主要針對的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當時,秦朝奉行法家思想為國策,而儒家的仁政學說則與之存在根本沖突。為了鞏固法家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秦始皇決定焚毀儒家經典,如《詩經》、《尚書》等,以防這些著作影響法家的執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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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一些實用性的技術類書籍,如醫藥、農業、天文曆算等,則未被焚毀。這些書籍對于國家建設和民生有着重要作用,是以得以幸免于難。

可見,秦始皇焚書并非是為了徹底抹殺文化知識,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有選擇性地焚毀了與法家思想存在沖突的儒家經典。

在後世的描述中,秦始皇焚書常被渲染成是一場持續了很長時間的大規模文化浩劫。但實際上,這場焚書運動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根據史書記載,秦始皇下令焚書的時間隻持續了短短一個月。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朝廷指令各地方官員,收繳并焚毀民間藏書。

雖然一個月的時間足以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損失,但也決非是徹底抹殺中華文明的"浩劫"。畢竟,在這之前的幾千年間,中國古代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絕非是一個月的焚書就能将其全部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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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如前所述,秦始皇并未焚毀所有典籍,還保留了部分重要的書籍。是以,雖然焚書給古代文化帶來了一定沖擊,但其影響也是有限的,并未達到"文化浩劫"的地步。

總的來說,秦始皇焚書并非是盲目地焚燒天下典籍,而是有着明确的針對性和局限性。他保留了部分典籍,主要焚毀的是與法家思想存在沖突的儒家經典,時間也僅持續一個月。這種做法雖然手段殘酷,但出于當時的政治考量也可以了解。我們不應将其簡單等同于"暴政"。

坑儒的真相

除了焚書之外,秦始皇另一個被人們廣為诟病的做法,就是"坑儒"。後世常将"焚書"與"坑儒"并列在一起,視為秦始皇暴政的鐵證。然而,當我們追根溯源,就會發現"坑儒"的真相并非後世所想的那般簡單。

所謂"坑儒",指的是秦始皇下令捕殺了幾十人的術士。這些被處死的術士,并非真正的儒生,而是一些遊手好閑、行騙術數的江湖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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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秦朝奉行法家思想為國策,崇尚法治,認為這些術士的行為有損國家法紀。于是,秦始皇下令嚴懲不法,将他們處以極刑。

然而,這一做法在後世卻被曲解為"坑儒",與焚書合為一談,被視為秦始皇暴虐的罪證。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後世儒家學者為了貶低法家思想、抹黑秦始皇的需要。

在秦朝之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主流,儒家學者為了極力貶低法家和秦始皇,故意混淆了"坑儒"的本來面目,将其與焚書合為一談,造成了"坑儒"的誤傳。

事實上,真正的儒生與秦朝的法家思想截然不同,秦始皇沒有理由要大規模殺害儒生。所謂"坑儒"完全是後世文人為了形容秦始皇殘暴而虛構的說法。

我們不妨來看一個生動的例子。據史書記載,當時有一位名叫丘佳的術士,曾在秦始皇面前表演過"移山"的把戲。秦始皇見狀大怒,認為這是在愚弄君王,于是将丘佳處以極刑。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秦始皇所坑的并非儒生,而是一些行騙為生的江湖術士。他們的行為有違法紀,是以受到了嚴懲,這在當時的法治環境下是可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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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秦始皇對儒生并無殺伐,儒家學者在秦朝時期依然可以生存。據記載,當時有一位名叫孫叔敖的儒生,曾在秦始皇面前直言進谏,但并未受到何等懲罰。

這些曆史事實充分說明,将"坑儒"與焚書等同,是對秦始皇的不公評價。秦始皇所坑的,隻是一些行騙為生的江湖術士,而非真正的儒生。這與焚書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件,後世将兩者混為一談,是出于對法家思想的貶低和對秦始皇的抹黑需要。

結尾

總之,所謂"坑儒"的說法,并非是秦始皇大規模殺害儒生,而隻是懲治了一些違法的江湖術士。我們不應将其與焚書等同視之,也不應是以而對秦始皇有所非議。事實遠比後世的描述要複雜得多,我們需要客觀公正地看待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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