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一個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走過了她的一生，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
她就是鄧穎超同志，一個出生在廣西南甯的傳奇女子，有關她的故事衆口稱贊，她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是黨和國家的卓越上司人，是與周恩來同志相守一生的革命伴侶。
她的離開是一件舉國哀悼的大事，她沒有财産，沒有子女，于是身邊的秘書趙炜成為了她葬禮的主理人。
1992年7月18日，鄧穎超的葬禮如期舉行，根據她的遺願，秘書趙炜将她的骨灰撒入了海河，她的人生至此落幕，這一年的鄧穎超同志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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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出生在廣西省一個軍官家庭，父親鄧廷忠是廣西省軍區司令，母親楊振德是一名知識女性，因為夫妻兩人隻有一個女兒，鄧穎超深受父母寵愛。
原本這樣的家世可以讓她成為一個衣食無憂的大家小姐，可在那個風浪年代有着太多的變數，在她三歲那年，鄧廷忠因為觸怒上司被流放新疆。
突逢變故，對這個家庭來說是巨大的打擊，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楊振德，為了生存和撫養女兒，受盡了很多的苦難。
母女兩人一路流亡，雖然日子過得清苦，但有家人的陪伴在亂世也算是一種慰藉，最後她們定居在天津，鄧穎超的父親在流放結束之後傳回故鄉，本來想着一家人團聚，卻意外猝死他鄉，自此，父親成為鄧穎超人生之中一個模糊的符号。
後來她的母親帶着她到北京一家平民學校做老師，鄧穎超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這所學校的學生，可是命運再一次出現了變局，學校的校長陳翼龍因為反對複辟帝制而被袁世凱殺害，學校停辦，母親失去了工作，而她失去了學習的機會。
不過母親并沒有放棄讓她讀書的想法，1915年，鄧穎超被母親送到了天津第一女子師範預科接受新式教育，因為年紀小，她虛報了兩歲才進入了這所學校，也就是在這裡她接受了最初的思想啟蒙教育，有了革命的想法。
五四運動是她正式走上革命鬥争的起點，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團的失敗，激起了數萬中國人的憤怒，而最先走上這條鬥争之路的就是一群大學生，這群大學生之中就包括鄧穎超，學生們自發走上街頭，高舉旗幟呼喊着口号，要求“外争主權，内除國賊。”
鄧穎超當時雖然年紀尚小，但還是參加了這次的遊行活動，胸中的萬千憤怒彙聚成革命的熱火。那個時候的她沒有想到，未來與她相伴一生的夫妻也同她一起參加了這次活動，在南開大學的遊行活動中擔任學生領袖。
1924年，20歲的鄧穎超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那個時候她在一個國小當上國文老師，那些孩子們受她的啟蒙，後來也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之後，鄧穎超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與周恩來的革命情誼也漸漸升華。
他們擁有相同的革命理想，又有相同的興趣追求，在那些點點滴滴相處的過程之中，感情生根發芽。在遇見鄧穎超之前，周恩來是一個堅定的不婚主義者，可是感情之事往往沒有任何的征兆，兩個人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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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雖然彼此相愛，但他們并未沉溺于兒女情長之中，反而在結婚之後繼續為了革命奔忙，在他們看來，他們首先是攜手共進的革命同志，其次才是戀人。
結婚之後不久，他們就到了各自的崗位上，鄧穎超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而周恩來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人雖然在革命工作上有往來，但更多時候都是各自幹各自的事情。
與周恩來的結合是鄧穎超一生之中最幸福的事件，這對“模範情侶”的相處感動了許多人，直到今天很多人讀到他們當年的信，都就會覺得“塞了滿嘴的狗糧”，那些字字句句的深情讓人感動。
“你的信太過官方，都不說想我。”
“周總理是大忙人，哪有時間來想我？”
“閑人怎麼知道忙人有多想閑人。”
這幾句話幾乎可以是情話界的典範，在短視訊平台和各種公衆号上曾經火爆一時，這是講述民國愛情避不了的幾句情話，簡短，美好，溫柔，又帶着一點俏皮，字裡行間都是缱绻深情。
很多人都習慣了鄧穎超“周夫人”的身份，但他被世人記住的卻不僅僅是“周夫人”這個身份，她的經曆同樣傳奇而又精彩，當年的新聞媒體經常把他們兩人的結合稱作“雙星交輝”。
在白色恐怖蔓延的時候，是鄧穎超配合周恩來的工作，掩護他的行動，她始終堅定的站在周恩來的身側，用堅定的意志參加着革命活動，又用溫柔的深情溫暖着周恩來的生活。
為了革命，鄧穎超付出了太多，她流掉了第1個孩子，第2個孩子生産時又難産，差點一屍兩命，好不容易經曆了許多波折生下來了第二個孩子，可孩子在不久之後就夭折了。
為了保護其他的共産黨員，鄧穎超隻能暫且放下失去孩子的痛苦，也沒有辦法顧忌生産之後沒有痊愈的身體，四處奔波。
因為這件事情，她這一輩子失去了再做媽媽的可能，這讓鄧穎超痛苦萬分，但她還是選擇了振作起來，因為革命需要她，後來新中國成立之後，鄧穎超曾經勸過周恩來和自己離婚，理由就是自己沒有生育能力。
她這一生都在展現自己無聲的大愛，她深愛着周恩來同志，是以想要讓周恩來同志留下自己的後代，但周恩來還是拒絕了鄧穎超的提議，他深愛着鄧穎超，萬萬不能同意離婚。
就這樣，他們一直緊緊握着彼此的手，攜手度過了戰亂年代，迎來了一個新生的中國，他們的工作更加的繁忙了，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總理，日理萬機，鄧穎超也忙于婦女運動和兒童福利事業，她将自己的大愛撒播向人間。
雖然他們都有各自的事業，但在建國之後，鄧穎超還是選擇了退居配角的位置，成為了周恩來的賢内助，她盡心盡力地幫助着周恩來，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生活上，她也被人們親切的稱為鄧大姐。
雖然鄧穎超一直照顧着周恩來，但周恩來的工作實在太忙了，很多時候他都要處理事情處理一夜，曾經有一個記者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總理的一夜》，我們可以看見周總理到底有多忙碌。
1972年，周總理病倒了，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但為了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仍然堅持工作，很多人都說總理的病其實是累出來的，他為全國人民操碎了心，唯獨忽視了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因病在北京去世，十裡長街送總理，感動了許多人。
根據周總理的遺願，鄧穎超将他的骨灰分成了4份，灑向了祖國的山川大海，灑向了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其中有一份就灑到了海河之中，這是周總理靈魂栖息的地方，多年之後這年也成為了鄧穎超靈魂栖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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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在生命最後的時刻經曆了大大小小13次手術，臨走前卻沒見到鄧穎超最後一面，那時周總理的病稍有好轉，于是鄧穎超便回家處理了一些事情。
等到她處理完匆匆忙忙回到醫院的時候，周總理已經離開了，她顫顫巍巍的摸着周總理的面龐，望着夫妻消瘦而又平靜的臉，一度哭暈了過去，她沙啞的聲音說：“恩來，你走了……”說到後面什麼也說不下去了。
1976年1月15日，周總理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受理舉行大會結束之後，鄧穎超帶着裝着周總理骨灰的盒子，将他的骨灰抛灑在了他生前指定的地方。
當時有關從業人員打算把周恩來的骨灰盒送到紀念館，但鄧穎超卻把這個骨灰盒留了下來，在選擇骨灰盒的時候，鄧穎超就選擇了八寶山價格便宜的那一種，是的，周總理的骨灰盒不是專門定做的。
周總理去世之後，鄧穎超一面忙着婦女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忙着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她深沉的思念着自己的夫妻，并且把骨灰盒妥善保管，甚至定期會拿出來擦擦晾涼。
鄧穎超在拿走骨灰盒的時候對自己身邊的從業人員說：“總理用完把盒子拿回家儲存着，等我死後也用這個骨灰盒。”這是一種缱绻深情，是一對夫妻的懷念，當然也是一個共産黨人無私的樸素精神。
1978年7月1日，在周總理去世兩年之後，74歲的鄧穎超開始寫遺囑，她選擇了自己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不久之後，她就将她的遺囑交給了秘書趙炜，她說：“我趁現在能寫的時候就寫下來，不然等以後想寫可能也力不從心了。”
其實她主要還是怕有關上司會大搞大辦她的葬禮，她要簡簡單單的離開，這是她與周恩來很早就商議好的事情。
鄧穎超的遺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遺體解剖後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遺體告别，不開追悼會，公布以上要求作為她已經逝世的消息，上交所住房屋，不搞故居和紀念，不要因為他們夫妻的關系，對他們的親屬給予照顧。”
因為沒有兒女，她将很多事情都告訴了自己的秘書趙炜，她希望趙炜可以成為她葬禮的主理人。趙炜在西花廳跟随周恩來和鄧穎超37年，雖然說是上下級的關系，但更多的時候她們情同母女。
鄧穎超安排好自己的後事之後，并沒有消沉下去，而是積極參與了國家的很多重大會議和政策決策，她身上有着夫妻的使命，她肩負着周總理的願望繼續走下去，對于死亡的态度，她更多的是一種坦然，是以才早早的寫下了遺書。
1979年12月，鄧穎超擔任了中央對台工作上司小組組長，認真地貫徹落實了鄧小平同志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推動了海峽兩岸的交流和交往，為祖國統一大業傾注了大量心血。
這也是周恩來的願望，她繼續着丈夫未盡的事業，她在竭盡全力地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她相信周恩來可以看到這一切的努力，或許在另一個世界他也會欣慰，這是一種深情，也是革命同志之間的無聲約定。
1988年，84歲的鄧穎超同志才從上司崗位上退了下來，但她卻沒有就此享受平靜的生活，而是持續關注着黨和國家的命運，關注着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她經常出席各種活動，為婦女解放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她年輕的時候因為革命搞垮了自己的身體，導緻此生再也不能有懷孕的機會，她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卻成為了無數孤兒的媽媽，她收養了無數的烈士遺孤，教這些孩子們為人處事的道理，将這些孩子們撫養長大。
1992年，88歲的鄧穎超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被送到了醫院，陪伴在她身邊的就是秘書趙炜，趙炜答應周恩來總理會好好的照顧鄧穎超，她兢兢業業的照顧了鄧穎超16年，早就把鄧穎超當做了家人。
1992年7月，鄧穎超離開了她所熱愛的世界，趙炜根據她的遺願，為她舉辦了葬禮，葬禮一切從簡，雖然鄧穎超的遺囑中說不搞遺體告别，不開追悼會，可是黨中央的所有上司沒有人同意這兩項，最後還是選擇為她辦了遺體告别和追悼會。
鄧穎超身後的事情，幾乎全部都是按照趙炜的安排行事的，所有人都知道那是鄧穎超最後的願望，最後決定在西花廳設立靈堂，允許群衆前來吊唁，在八寶山進行遺體告别儀式，從業人員和親屬可以來守靈。
這些事情上報中央之後，得到了全體中央上司的支援，許多中央的上司同志也前來參加追悼會。
西花廳的海棠花開了又落，送走了周恩來，也送走了鄧穎超，花開依舊，那些故事還在海棠花開花落之間流傳，他們二人已經互相追随而去，那些溫柔缱绻的往事，那些紙短情長的思念，都在西花廳的海棠花枝間綻放。
衆所周知，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生活一直十分的樸素低調。周恩來總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換過新衣服，他從1956年開始，就囑咐鄧穎超不要再給他買新衣服，簡樸的衣衫遮不住一個共産黨人的高風亮節，反而越發襯托出他人格的幹淨澄澈。
周恩來去世的時候依舊穿着那件舊襯衫，正是周恩來特意叮囑鄧穎超的，據說那件襯衫他已經穿了十幾年。
當時，北京醫院院長韓宗琦在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十分難過，他責問從業人員為什麼要選這樣一套衣服，新中國的總理怎麼可以穿着一件舊衣服離開呢？
其實所有從業人員的心中也是不好受的，總理操勞了一輩子，本該體體面面的離開的，無論怎樣盛大的告别儀式都不足為過，然而總理卻選擇了最樸素最低調的一種。
鄧穎超聽說了這件事情之後，站在了韓宗琦的面前，她強忍着心中的悲痛欲絕溫柔的說道：“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
她是周總理的妻子，更是周總理的知己，她明白總理的意思，就算難受也隻能如此。
當天的鄧穎超穿的也是一件很樸素的黑色西裝，葬禮結束之後，鄧穎超對身邊的秘書趙炜說：“趙炜，這套衣服你幫我收好，我走時你給我穿上它，我喜歡。”
可是那一身衣服，鄧穎超已經穿了十多年了，十分的破舊，在她快去世的時候又提到了這件事情，趙炜覺得那件衣服實在太破舊了，想要幫她重新選擇一件，但鄧穎超堅持要穿這一件衣服。
于是趙炜和身邊的從業人員隻好将衣服壞了的地方重新縫補起來，然後在鄧穎超去世之後給她穿上了，對她來說，這件破舊的衣服比其他衣服更有意義，這是周恩來送她的，也是她送别周恩來時穿的，承載着她對周恩來深沉的懷念和愛意。
鄧穎超去世的時候，趙炜按照她的意願拿出來了那件十六年前的衣服，那件衣服已經破得看不了了，袖子，領子，裡子都破了，幾乎沒有好的地方。
從業人員看得眼圈都紅了，有好幾個人哭着說道：“為什麼非要給大姐穿這件衣服，大姐哪套衣服不比這套強，咱們選一套好一點的不行嗎？”
1992年7月18日，天剛剛亮，整個北京市的天空灰蒙蒙的，正在無聲的送别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披着黑紗的靈車緩緩走過了街道，天還很早，但整條街上已經站滿了自發前來送别鄧穎超同志的群衆，人們眼含淚花，表情肅穆，全部都手捧着白花。
靈車走過了中南海，走過了兩花廳，走過了天津市，最後骨灰盒被送到了“新海河”号上，從這裡進入海河入海口，負責這件事情的是趙炜和高振普，這也是按照鄧穎超的遺願來進行的。
鄧穎超在生前交代過，她說：“我無兒無女，我死後，喪事由生前的黨支部負責，由黨支部書記趙炜和警衛秘書長高振普來撒骨灰。”
她想要和周總理魂歸一處，這是她生命中的最後一個願望，跟随心愛之人而去，在另一個世界，她仍然要去尋找心愛之人。
就像他們曾經的書信中寫過的情話那樣：“我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因為有你，我願意相信來世。”
著名作家冰心在鄧穎超離開之後，提筆寫下了一篇文章，那個時候，冰心已經92歲了，她已經不怎麼寫作了，但鄧穎超的離世，讓她悲痛萬分，心中情感隻能付諸筆端。
“鄧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與你音容間隔了16年的周總理在張開兩臂歡迎你，在人間有不同年齡、不同膚色的千千萬萬的要追求學習你的榜樣的人民，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跟在你後面努力奔走！”
這就是一個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大海波濤依舊，而周總理和鄧大姐将與祖國山河一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