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北大荒一年後，有一天連裡開全連會議，我要去參加，突然二排長告訴我不能參加，這是貧下中農的會議。還通知了我不能在宣傳隊了。當時我特别生氣，為什麼這樣對我，更生氣的是還算我的好朋友的在宣傳隊的張佩珍和霍平事先都沒有告訴我，讓我心理準備一點都沒有，還算什麼好朋友。立刻，我就不理她們了。患難見真情，我覺得她們經不起考驗，不配做我的朋友。
張佩珍、霍平
我想北京父親機關的造反派們一定給我們兵團寄來黑材料了，加緊了對我們這些子女的迫害。反正是最下層了，也沒抱太大的希望能得到什麼。日子就像流水一樣一天天過去。
1969年3月突然爆發了珍寶島事件，各連都選拔了支援珍寶島的後勤保障隊，我們連的王林，王衛東等人也被選上了，他們全去21團團部集合。他們個個都是根紅苗正。21團組建武裝連隊也擺到議事日程上來，我們連隊當選似乎是在情理之中。我想：不知我們算黑幫子女的能不能成為武裝戰士，一個大大的問号在心中升起。
這天我正在籃球場上懶懶地打籃球，排解心中的壓力。突然看到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從車裡走出兩個上司式的人物，問我連部在那裡，順着我指的方向，他們快步走進連部。之後就傳出21團團長來了，帶來一個參謀。看來組建武裝連隊的序幕真的拉開了。
第二天我一個人又來到籃球場打籃球，突然21團團長來到我身邊，問我同不同意他和我一起打籃球，我立刻說當然！我們兩個一邊打，一邊聊起來，首先問我是那的知青，父親是幹嗎的。我說是北京的，父親是七機部的一個上司，他突然說官好大呀，我發覺自己的錯誤，立刻說是七機部二院的一把手，現在被批鬥關押。最近我在這裡連貧下中農會議也不讓參加，宣傳隊也開除了我。當開晚飯的鈴聲響起，臨分手時，他說你明天做什麼？我說：“為了搶播種，明天調我去播種。”團長說：“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播種。”我說：“播種特别髒，你不怕嗎？”團長說：“不怕。”
第二天吃過早飯，準備好。我們來到田邊，播種機早等在那裡，等到團長到了，我們将種子分添進播種槽裡，然後和團長站上了播種機。拖拉機拖着播種機在廣闊的田野裡奔跑起來，揚起了陣陣灰塵。我緊閉着眼，用圍巾遮住了脖子和臉，手快速的撥拉着，讓種子可以均勻的向下漏出。團長時時轉向我說着什麼，巨大的拖拉機的聲響使我們不能交談。
工作結束後，看着團長滿是灰塵的臉，覺得團長真不錯，像老八路，深入群衆，深入生産第一線，了解播種情況。
接下來，團長、參謀和連上司們開了一天的會議，作了很重大的決定，似乎我們連要成為武裝連隊。
第二天要開全連大會前，團長把我和總後的孟光明叫到連部，說由于我們父親的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不能成為武裝戰士，眼淚立刻從我和孟光明的眼中湧出，團長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急忙安慰我們。
大會開始了，我和孟光明坐在最後，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團長首先講的就是要正确對待我和孟光明，說我們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不應歧視我們，貧下中農會議可以參加，宣傳隊不能開除我們。
随後，他話鋒一轉，說我們連深處21團的邊緣縱深地區，一下雨，道路泥濘機動性不好，一旦出現情況，都拉不出來，是以決定就不在我們連隊組建武裝連隊了。一聽這些，我覺得團長真好，他變相的照顧了我和孟光明。既不讓我們受委屈，也兼顧了組建武裝連隊的使命。連上司和早已磨拳擦掌勢在必得的全連人員更是一盆冷水從頭而澆。我呀偷偷的樂，什麼也不說。
團長和參謀走了，我揮動着手和他們告别，并永遠記住了這麼善良的團長。再後來，我知道團長是英雄劉英俊的團長，因為原來對劉英俊沒有正确地認識，一直把他當調皮搗蛋的對待，直到劉英俊一鳴驚人成了英雄。是以他給貶到我們21團來了，難怪團長特别深入基層呢，他是有過教訓的。我深深地記住了文質彬彬團長那和藹可親的一切。
我們屋的徐穎有一天告訴我，在他們在連隊的這幾天，參謀老和她在一起，我值班的晚上，參謀來敲我們屋的門，她沒敢開。參謀從我們連回去後，就聽說這個參謀受到兵團的處分，并被判刑或是槍斃了，并在所有的兵團傳達進行教育。
原來他是個利用權力，到處強奸，誘奸女知識青年的人，是以被告了，從重處罰。那時内蒙兵團強奸、誘奸女知識青年的事更多。從内蒙兵團逃跑回北京的兵團戰士也特别多，有的都當了兵還被内蒙兵團的人到部隊給揪回來。我心想當年選擇，幸虧沒選擇去内蒙兵團，這麼不近人情的地方，紀律如此混亂，而且不加整頓。
聽說四隊種水稻有一個水庫，我和徐穎借了兩輛自行車，帶上煤油爐和炊具，遊泳衣，弄了個簡易釣魚鈎，帶上從北京寄來的午餐肉，水果罐頭等食物就出發了。來到水庫一看，還真不小，摸了一下水，透心涼沒敢下水，釣了半天魚，也沒咬鈎的，隻好做飯，吃完覺得也沒意思，即遊不了泳，也釣不到魚，騎上車怏怏不樂地回到連裡。
那個時候星期天我們會坐連裡到團部辦事的尤特到團部小賣店買吃的，順便到三營總部看望在三隊的育英中學同班的知青，有的時候就沒有趕上尤特，就需要自己邁開腿走回連裡（得有30裡路），記得有一次自己走回去，太陽落下地平線，一個人走，有點害怕，因為這一帶有狼，郭文龍指導員的孩子就遇到過，幸虧連裡的老同志趕來沒出事，是以我一邊走，一邊回頭看，生怕狼跟上來。這樣有好幾回都沒真的遇到狼，安全的回到連裡。
北大荒八隊指導員郭文龍和他的三個孩子
因為我到北大荒後每月有32元的工資，寫信告訴了媽媽，而這時候三姐，五妹卻自己跑到山西窮地方插隊去了，還吃不飽。媽媽接到我的信後就寫信告訴她們去北大荒建設兵團，于是三姐來到第三師第二十五團（後變為六師）七星農場磚廠，五妹到了北安建設兵團一師,我是三師21團三營31連。媽媽怕我餓着，營養不好，也經常給我寄煉乳等吃的。
1969年我姐姐回北京了，并且不打算再回北大荒了，她讓我到集賢縣七星農場去将媽媽買給她的皮大衣拿回來，讓我留着穿。并特意囑咐我一定告訴她的連長，她不回來了。
于是我向連裡請了假，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害怕，一個人上路了。來到小青山團部，住在了招待所，準備一早趕頭班公共汽車。7點多我提前來到公共汽車站，左等右等也不來公共汽車，而且也沒有第二個人等車，覺得一定有變，連忙跑回招待所問周圍的人怎麼回事，他們都說昨天晚上下了大雪，公共汽車停運。
我一下子就着急起來，怕請的假耽擱了不能按時回來。正在猶豫怎麼辦的時候，看到不遠處有一輛小汽車停着，也不知哪來的膽子，傻乎乎的就走過去等着主人回來。兩個人踩着咯吱咯吱的雪走到身旁，我說公共汽車停運，想搭他們的車，問他們去那裡，他們卻急急得問我去那裡，我把去的地方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後面的人一揮手說順路，上車吧。司機可有點不樂意，說有任務，不想出事,似乎并不是特别順路。
因為知道我是北京知識青年，另一個像上司的人說沒事，估計是個參謀。我也幾次問他們去哪，他們就是不說，看來真是有什麼機密的任務要去做，之後我也就不再問了。車抛錨一次，司機忙乎一陣總算又上了路。
晚上我們就到了佳木斯市，參謀說，我們今天住兵團招待所，放好東西，吃完飯，便把我叫出來，要把整個佳木斯走一邊遍。我說那怎麼能走完，參謀說，半個小時就能走完，原來是這麼小的一個城市，看來他們經常來這裡。我們一邊走着，一邊聊着天，真是半個小時就從佳木斯的東邊走到西邊，寬寬的雪路，沒有一個人，全城的人都進入了夢鄉，隻有我們三人慢慢的溜達着。
回房之前，參謀告訴我，我們要分手了，明天一早他們去接孫玉國同志，就不同路了。好像這個車也是曾思玉的（沈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我也道了謝，謝謝他們在我困難的時候能幫助我。他們告訴我在那裡搭車去集賢縣我就去睡了。
第二天我就到了招待所對面的汽車站，買了票就到了集賢縣。找到交售公糧的集散地看到路上一輛輛的兵團卡車，當地的馬車堆得滿滿的，連忙去問誰路過七星農場磚廠，一路問過來，終于有一個人說他路過，我上了他的車，又奔馳在雪地裡，一點也沒害怕，幸運的是他不是壞人。在臨近磚廠的路邊，我下了車，謝謝他幫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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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的望着磚廠，幾排低矮的房子黑乎乎的擠成一堆和周邊的白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走近一看很多都是紅磚的房子，比我們連隊的條件好多了。随便推開一扇門，問：“王長育在哪裡？”一個女知青把我帶到她面前，外号“蛤蟆”的王長育梳着兩個小辮子，帶着一付有着一圈一圈的深度眼鏡，略顯大的面容。看到我，她很高興，說我三姐早告訴她我要來，一直在等着我，沒想到這麼快我就來了。
來到她們的宿舍，她就開始幫助我收拾我姐的東西，其它的我都沒要，全留給她們了，我隻拿了那件媽媽買的皮大衣和三姐的一些小本子、臉盆。睡了一晚，讨論了如何回去，“蛤蟆”覺得應該坐火車回去更保險，我也同意了她的意見，因為萬一沒有公共汽車我就回不去，不可能還會遇到好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連隊，當我回頭再看一眼磚廠的時候，一個黑色的人影站在連隊路邊看着我，“蛤蟆”說那是連長，知道你今天走特意目送你。我想，連長對我三姐一定不錯。來到公路上，“蛤蟆”和我攔下一輛送公糧到集賢縣的兵團卡車，她千囑咐萬囑咐一定要安全把我送到集賢縣，我揮着手和“蛤蟆”告别了。
一路開去，不知為什麼到了一個地方，司機讓我下來，說他要到另一個方向，讓我在這等其它卡車。四周一個人也沒有，我真有一些緊張，攔了好幾輛車都不去集賢縣。最後攔了一輛，駕駛室裡已經坐滿了人，我說在拖車裡也行，不能再耽擱了，天也快黑了。得到同意後我就爬進去。車開起來呼呼的風刮起來别提多冷了，幸虧有媽媽買的皮大衣，我趕緊穿上，因為是棉猴式樣，是以有個連身的帽子，拉緊帶子風再大也不冷了。
路途中司機怕我凍死，特意停下看我，知道我有皮大衣他就放心了。為了能坐火車，我要去的地方改變了，現在也忘了是哪個地方。現在查了一下地圖估計還是集賢縣。
來到售票廳，裡面很多人，排了隊買了票，我就在候車廳等着火車到來，這個時候看到一個年輕人來到我身邊，他問我去那裡，我說去迎春站，他說他去東方紅站和我是一個方向，都是往虎林方向走的。
看着我體積大的東西說，你拿得了嗎？我說有一點困難，他立刻說我幫助你拿一些吧。我有一點警惕，就把不值錢的盆子和裡面裝的東西交給了他，始終緊緊跟随着他。
火車到站了，因為不是始發站，就停幾分鐘，要上的人很多，車很滿。都擠在門口，看那個架勢這個年輕人根本就不想讓我上去，我拼足了勁，推着他一下子就擠上去。進了車廂才發現裡面人不多。他還找到了一個座位，讓我坐下。很快身邊的人下了車，他也坐在了我的對面。之後，居然又經過了佳木斯站，繞了一大圈。
晚上睡覺我也很警惕，始終盯着我的東西。火車慢慢搖晃着往前走，路過了密山，我們閑聊起來，才知道他是東方紅林場的勞工。其實晚上睡覺時他故意用腳碰觸我的腳，有點調戲我的那種意思，我也不理他。由于晚上他總想不懷好意，是以白天他就一直在睡，到了東方紅站，他還沒有醒，我用腳踢醒他告訴他到站了。他慌慌忙忙拿了東西和我告别，還說以後讓我到東方紅林場去找他。我才不會那！
他走後，來了一對年紀稍大的夫婦，我把遇到壞人的事和他們講了。他們知道我才19歲，也覺得不能大意，于是當他們下車時就把我托付給他們認為可靠的人，就這樣，一撥一撥的托付下去，終于到了迎春站，那時的感覺就是祖國處處有親人。
下了火車，來到公路上，攔截了去小青山團部的兵團卡車，終于可以回家了。司機看了我好幾眼，就開始問東問西起來，我也都一一回答，尤其強調了家裡子女多，生活困難。這麼一說終于打消了他想發展我和他談對象的念頭，我的人身也就更安全了，也少了麻煩。
這次旅行，鍛煉了我，增長了保護自己的知識，心想幸虧文革時媽媽讓我去串聯，受了鍛煉。要不那敢自己一個人去那麼遠，還到處攔車，我又進步了，心中充滿了喜悅。
不過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打算回北京了，因為看到三姐回去了，我該受的鍛煉也都鍛煉了，自己成長起來，兩年半了，也感到在這荒野的連隊文化生活是太單調了，雖然托付連長去佳木斯開會時花108元（那時我們一個月32元的工資）買回一台很大的，技術含量很高的半導體，可以聽很多音樂、甚至美國之音的音樂。但是還是應驗了爸爸的說法，這裡的文藝生活是太貧乏了。于是我一封一封的給媽媽寫信，說在這裡沒意思了，特别想離開這裡，有辦法讓我回去嗎？
這時也聽說兵團裡有很多人開始往回偷跑，有的凍死在貨運車廂裡。我們隊的王衛東從珍寶島回來後也跑回北京了。我們21團的後勤支援隊在珍寶島戰役中，在戰士們彈盡糧絕的關鍵時刻，在蘇聯軍隊的封鎖下，冒死在槍林彈雨下将彈藥糧食運上去，打了勝仗。為此21團的後勤支援隊立了二等功，帶了大紅花。看來幹部子弟和各地的知識青年在戰場上也是表現得很好。
一直到1970年9月底媽媽給了我好的消息，說爸爸經審查沒有問題，現在準備出來恢複工作，你可以回來了。回來的路上，經沈陽去找沈陽軍區的政治部主任鄧聰辦理調令（因為兵團歸沈陽軍區管）。
我找到指導員，将情況和他講了，他說需要開個會讨論一下，看能不能批。第二天指導員告訴我同意我回去，在連隊這幾年表現得也很好，并且說我本就不應該來，他們都能了解我。因為又快到十月一日，需要邊防通行證才能進京。郭指導員說他去團部親自給我辦理，連帶幫我買火車票。我特别感激郭文龍指導員，在那個年代這麼開明，通情達理，超出了那個時代很多人的水準。
苟玉明一家
拿到火車票和邊防通行證，我就開始收拾行李，我把被裡、被面、褥裡、褥面拆下，準備帶回，将棉花都送給了鄰居四川人老苟（苟玉明）（那時我和一個上海女知識青年龔盤珍同住在老苟家的後屋裡，他家一作好吃的就給我們端來一個特别大的一大碗，每次都是滿滿的。是以我特别感謝他，還有其它雜七雜八的像水桶、暖瓶等我也都給了他。
上海知青龔盤珍
當我坐上尤特車放上裝滿東西的爸爸戰争年代用過的馬褡子。回頭望了一眼八連，指導員們、連長、老苟、很多連隊的人都來送我，開出一會後我看到了“賽莉”也來了，她追着尤特車還跑了一陣，還叫着，似乎明白我再也不會回來了。我也狠勁的揮着手和她告别，真想把她帶回北京。
離開北大荒我特别激動，既有留念，又有離開的欣喜，新的生活又在等待着我……（本文來源老知青家園，感謝何老師薦稿！）
本文作者
作者簡介：董進進,1950年生，進階工程師，1957年北京育英國小，1962年北京育英中學，1968年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三師21團三營八連。1970年12月入伍通信兵總部三團7連，1975年複員，1975年北京自來水公司電子工廠中的房間勞工。1977年3月武昌華中工學院自動化系，1980年七機部二院204所後并入706所，200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