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禮多少合适？47.1%受訪者認同根據雙方經濟條件而定
近半受訪者支援女方将彩禮以陪嫁形式返還小家庭
适婚男女談婚論嫁時，“彩禮”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彩禮多少合适？彩禮怎麼使用？日前，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wenjuan.com），對1001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7.1%的受訪者認為彩禮要根據雙方經濟條件而定，37.4%的受訪者認為有個好彩頭即可，48.6%的受訪者支援女方将彩禮以陪嫁形式返還小家庭。
“大部分地區在談婚論嫁時還是有彩禮這個習俗的，具體數額可以雙方協商，如果女方比較看重，男方也應該重視。”南京某公司95後已婚員工王剛認為，彩禮也要考慮雙方的經濟情況，如果男方經濟情況不太好，女方也真心準備兩個人走下去，那就要考慮對方的情況，畢竟彩禮隻是婚姻中的一部分，兩個人都用心經營婚姻更重要。
彩禮多少合适？調查中，47.1%的受訪者認為要根據雙方經濟條件而定，37.4%的受訪者認為有個好彩頭即可，不需要太高，6.4%的受訪者認為應依據地方風俗而定，5.4%的受訪者覺得“零彩禮”最好，2.3%的受訪者不好說，僅1.5%的受訪者覺得彩禮越多越好。
北京某自媒體工作者吳優認為，彩禮可以根據當地的禮俗來定，如果男女雙方風俗不同，就要互相商量。通常女方看重彩禮，主要是希望自己和父母能被重視，但對女方的尊重不一定展現在彩禮金額上，男方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讓女方家感受到自己的誠意。
近年來，一些地方不但禮金的金額上漲，禮品的種類也不斷增多，有些地方要求男方有婚房更加重了婚嫁負擔。
吳優說，相比于彩禮的金額，自己更看重有意義的物品。“有同僚結婚時收到了婆婆送的镯子，是新郎的奶奶傳下來的，同僚打算以後再傳給下一代。我覺得這樣的禮物就非常有意義。”
彩禮怎麼使用？調查中，48.6%的受訪者支援女方以陪嫁形式返還小家庭，37.9%的受訪者建議成為新娘的私人财産，11.7%的受訪者認為可贈予女方父母等家庭成員。
北京某高校00後研究所學生馬辰覺得年輕人面對婚姻時，應該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不應該被彩禮的數目羁絆。年輕人在接受彩禮習俗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彩禮的禮儀之義，認真思考彩禮的用途，讓它成為情感升溫的催化劑。馬辰覺得，彩禮比較好的使用方式是返還一部分或全部給小家庭。
王剛覺得目前存在的“高價彩禮”是一個相對棘手的問題，彩禮有較長的曆史，現在又衍生出經濟需求，治理“高價彩禮”，強制要求可能未必有效，需盡量宣傳“低彩禮”甚至“零彩禮”的案例，引導有影響力的家庭帶頭，同時發揮影視劇、文藝作品、短視訊等的影響力，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用貼近大家生活的方式循循善誘，幫助大家轉變觀念。
“改變觀念需要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如果隻有少數人強調‘低彩禮’，現實中會受到比較大的阻力。當身邊越來越多人都不再看重彩禮的金額時，個體也更容易在生活中踐行文明婚俗。歸根結底，還是需要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馬辰說。
受訪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後占22.3%，95後占22.7%，90後占33.4%，85後占12.6%，80後占9.0%。一線城市的占30.2%，二線城市的占39.0%，三四線城市的占22.0%，縣城的占4.6%，農村的占4.2%。
（王榮慧對此文亦有貢獻。應采訪對象要求，吳優為化名）
治理“高價彩禮”，六成受訪者呼籲形成文明嫁娶新風尚
超五成受訪者認為“高價彩禮”主要與攀比心理和各地風俗有關
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彩禮數額不斷走高，加重了年輕人婚戀負擔。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wenjuan.com），對1001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6.0%的受訪者覺得彩禮在結婚過程中重要，是婚姻禮節不可或缺的。治理“高價彩禮”，60.5%的受訪者希望全社會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風尚，59.3%的受訪者建議推行紮實的成人禮教育，幫青年樹立健康的婚戀觀、人生觀。
社會學家分析：彩禮攀比之風盛行，應有的禮儀意義被忽視
北京某高校00後研究所學生馬辰認為，彩禮在結婚過程中很重要，是自古以來的禮節。彩禮數額應該在雙方家長的協商下，由新人決定，支配方式也由新人決定。
南京某公司95後已婚員工王剛覺得，婚姻中最重要的是兩個人是否合拍、雙方父母是否認可，相比之下，彩禮給多少不太重要。
調查中，56.0%的受訪者覺得彩禮在結婚過程中重要，是婚姻禮節不可或缺；27.8%的受訪者覺得不重要，彩禮使婚姻門檻越來越高；16.2%的受訪者表示不好說。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蔡磊介紹，彩禮在古代被稱為聘禮、聘金，指在締結婚姻關系過程中男方家庭支付給女方家庭的财物。“傳統社會的聘禮本質上是一種婚姻禮儀，象征婚姻關系的确立，宣告婚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展現了男方對婚姻的重視和承諾，也蘊含了對婚姻的美好期許。現在一些人過于重視彩禮的經濟功能，導緻彩禮數額越來越高，也使攀比之風日漸盛行，不少年輕人乃至其父母已不太懂得彩禮應有的禮儀意義和吉祥寓意”。
先秦時期，花椒、桃子都曾作為聘禮，寓意多子多福、果實累累。後來，大雁因對伴侶的忠誠成為古時婚娶的聘禮。
“随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彩禮數目也逐漸升高。從20世紀90年代的幾百元，到現在的數萬元、數十萬元，有的地方甚至出現超高價彩禮，這失去了彩禮原本的意義，變成一種攀比，甚至是單方面索要。”馬辰認為每個家庭的經濟實力不同，一味攀比，最後因彩禮弄得兩人不愉快，甚至分手，就很不值當了。
調查中，受訪者覺得“高價彩禮”主要與攀比心理（52.5%）、各地風俗（51.3%）、傳統觀念（51.2%）有關，其他還有拜金主義（50.4%），城鄉差距、資源配置設定不均（48.4%），當地人口性别比失衡（25.8%）等。
“婚姻市場上性别結構失衡和女性資源的相對短缺，促使‘高價彩禮’成為婚姻市場中的優勢競争資源，進而不斷推升彩禮價格。”蔡磊說，女性地位的提升和育兒觀念的轉變使得養育女性的成本增加，為償還女方養育成本而支付的彩禮也随之增長。此外，年輕人閑暇時間短缺，造成相親的戀愛模式流行，催生功利的婚戀态度，“高價彩禮”進而被追捧。
治理“高價彩禮”，60.5%受訪者希望全社會形成文明嫁娶新風尚
馬辰認為，遏制“高價彩禮”需要從年輕人開始轉變觀念，年輕人應該成為摒棄“高價彩禮”的踐行者。當下一些年輕人崇尚簡約的婚禮，省去了傳統婚禮中一些繁瑣的流程，反而樂在其中，真正享受了婚禮過程。
90後戚霞與男友的家鄉相隔較遠，雙方家長沒有太多機會見面，他們就在雙方家長見面前做了很多工作。“我先問了家人彩禮的情況，媽媽依照本地習俗跟我說了一個數目，這個在本地屬于中等水準，我也事先打聽了男朋友家鄉的情況，感覺這個數目與男友家鄉的情況出入不大，之後才跟男友聊，然後讓男友跟他的父母商量。果然之後在彩禮的問題上，沒有任何沖突，雙方父母見面時，他們家直接帶着彩禮來了，我父母也沒有異議。”
蔡磊認為，年輕人對彩禮的意義和價值應有理性認識，應充分認識到彩禮的禮儀功能、文化意義，将其看成是對婚姻的鄭重承諾和美好祝福，弱化彩禮的經濟補償和資助價值。彩禮的價格和婚姻的幸福并不成正比，真正有意義和價值的婚前準備是學習經營婚姻的知識和技巧，培養幸福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單一地追求“高價彩禮”。要根據雙方家庭實際情況來議定彩禮價格，不能盲目攀比。
治理“高價彩禮”，60.5%的受訪者希望全社會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風尚，59.3%的受訪者建議推行紮實的成人禮教育，幫青年樹立健康的婚戀觀、人生觀，55.9%的受訪者建議宣傳男女平等，轉變重男輕女等傳統思想，44.7%的受訪者建議專項治理“高價彩禮”等社會問題，33.4%的受訪者建議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31.9%的受訪者建議加快推動鄉村振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馬辰建議減少攀比炫耀心理，促進良好社會風尚。加強年輕人之間的溝通交流，讓低價彩禮成為新的社會習俗。
“我有一個好朋友，老公從上學時就追她，追了好多年，最後終于走入婚姻。她對這段感情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彩禮多少，都是男方家定，但是男方家反而不想讓女孩子受委屈，各種禮數都非常周全。”戚霞覺得，一方面，女性要對即将走入的婚姻有信心，從整體上考量對方及家庭，不要太在乎細枝末節；另一方面，如果雙方能平心靜氣地交流，站在對方的角度換位思考，彩禮問題不會成為太大的困擾。
王剛認為，治理“高價彩禮”要引導青年扭轉觀念。同時，男女雙方可以在彩禮之外，多創造些儀式感，比如一起旅遊，做一些印象更深刻的事情。
蔡磊說，彩禮作為一項傳統婚姻習俗，本質含義是對婚姻的莊嚴承諾，如果完全取消彩禮，很難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來展現這一意義。而且現在不少女方家庭将彩禮看成是自身尊嚴和價值的象征，也很難讓他們接受“零彩禮”的婚姻形式。他認為，為彩禮價格制定上限，推行“低彩禮”或許更為切實可行，而且“低彩禮”在很多地方已取得成效，應加大宣傳和推廣，營造良好健康的婚禮風尚。同時努力挖掘和宣傳傳統彩禮的禮儀内涵，倡導用具有吉祥喜慶意味的傳統民俗禮品來替代現金彩禮，讓彩禮回歸“禮儀”之用。
受訪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後占22.3%，95後占22.7%，90後占33.4%，85後占12.6%，80後占9.0%。一線城市的占30.2%，二線城市的占39.0%，三四線城市的占22.0%，縣城的占4.6%，農村的占4.2%。
65.3%受訪者身邊有因彩禮産生沖突的情況
近年來，随着彩禮數額的走高，一些情侶因“高價彩禮”引發沖突，最後分道揚镳。日前，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wenjuan.com），對1001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5.3%的受訪者表示身邊有因彩禮産生沖突的情況，其中19.1%的受訪者表示這種情況很多。
65.3%受訪者身邊有因彩禮産生沖突的情況
“我跟男友在婚戀問題上基本能自己做主，父母都很尊重我們的意願。在談婚論嫁階段，我就希望雙方能平和地溝通，了解和尊重對方。”北京某自媒體工作者吳優覺得，一旦男女雙方在彩禮問題上讨價還價，就會引發一系列沖突，即便沒有談崩，也會影響兩家人的相處。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蔡磊說，伴随兩性關系的平等，彩禮對女方家庭的補償功能更多地轉化為對新婚夫妻的資助功能，但過于看重彩禮的數額，讓一些家庭因彩禮跌入困頓甚至影響正常婚嫁。
“如果一方堅持一定要多少彩禮，另一方認為彩禮沒那麼重要，說明雙方的觀念并不相合。如果雙方都看重這段關系，應該深入交流，了解對方的真實想法，互相做出讓步。”南京某公司95後已婚員工王剛說，如果即将步入婚姻的兩人因彩禮産生沖突，應該先協商。
“有的男方為了籌措彩禮去借錢，婚後還得辛苦地償還。”王剛說，如果奔着兩家人好好過日子的目标去，就要多為以後考慮。
調查中，65.3%的受訪者表示身邊有因彩禮産生沖突的情況，其中19.1%的受訪者表示有很多。28.2%的受訪者覺得周圍人基本能在彩禮問題上協商一緻，很少産生沖突，6.5%的受訪者不清楚。
王剛表示，身邊大部分人都不怎麼看重彩禮，對于結婚，大家讨論最多的是婚禮在哪裡辦、去哪裡度蜜月、婚紗照去哪裡拍、誰來主要籌備婚禮等。“也有家長幫孩子作判斷的情況，畢竟孩子沒有那麼多的閱曆，但更多的是給一些參考意見，主意都是我們自己拿。”
王剛覺得兩個人的關系不應該被彩禮金額所影響，不管是男方還是女方，都不應該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要考慮自己的家庭情況和雙方意願。
對彩禮的看法，54.6%受訪者主要受家人、親戚影響
王剛說，在某些地方，彩禮越高說明女性越受重視或地位越高，“我覺得這是一種不正确的觀點，女性在情感關系中的地位、被男方重視的程度，不能僅通過彩禮展現。每個人的經濟情況有差别，女方應該綜合考量男方，不能單看彩禮，也不應該互相攀比彩禮”。
對于彩禮的看法，受訪者主要受家人、親戚（54.6%）和朋友、同學、同僚（47.0%）的影響，其他還有鄰居、老鄉（41.4%）等，24.8%的受訪者表示沒人影響到自己。
王剛認為，數額過高的彩禮是一種陋習，應該摒棄。彩禮應該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内，成為小家庭的起步資金，支援婚後的生活。如果彩禮數額過高，就變成了整個家庭的負擔。
吳優說，很多時候女方不是不能接受低彩禮，而是不能接受男方談彩禮時的态度，不能因為女方不在乎彩禮就受到男方的慢待，“如果雙方能始終和和氣氣地商量，讓女方看到男方的誠意和尊重，彩禮多少并不重要”。
王剛覺得，年輕人更應該看重兩個人的生活态度、觀念是否一緻。比如在消費觀念上，有人看重品牌，有人在乎成本效益，有人喜歡吃喝玩樂，有人注重精神享受，如果觀念不一緻，彼此是否可以互相包容。
“兩個人的性格是否合拍也很重要。在相處中能否真正為對方考慮，還是總是某個人讓步、妥協，另一個人一直要求這個，要求那個。”王剛認為，這些考量比彩禮更重要。
受訪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後占22.3%，95後占22.7%，90後占33.4%，85後占12.6%，80後占9.0%。一線城市的占30.2%，二線城市的占39.0%，三四線城市的占22.0%，縣城的占4.6%，農村的占4.2%。
依法治理“高價彩禮”，推進移風易俗
治理“高價彩禮”，近來接連落棋有聲。2020年，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2022年8月，農業農村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八部門聯合釋出《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與民政部、全國婦聯聯合召開推進移風易俗、治理高額彩禮新聞釋出會，釋出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實施，明确規定“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援”，等等。
上述重大舉措陸續出台的背景，是某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天價彩禮”之風。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彩禮加碼持續走高，已成為婚姻家庭沖突糾紛的重要成因。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今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提到“近年來涉彩禮糾紛增多甚至引發惡性案件”。據統計，近5年來涉彩禮民事案件超2萬起，彩禮金額可達個人所得的10倍；因彩禮糾紛引發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惡性案件，占因彩禮引發的刑事案件的46.26%。
從曆史觀之，彩禮本無原罪，隻是一種傳統民俗。“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西周時确立并為曆朝曆代所沿襲的“六禮”婚姻制度中，送聘禮的“納征”，就相當于現在的“彩禮”。客觀而言，彩禮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這是人們應當正視的事實。但是，當彩禮過于沾染金錢和物質，甚至形成攀比之風，必然使其“禮”的屬性不斷弱化，而轉化為純粹的經濟負擔。這種變化，使傳統婚俗逐漸背離了“宜其室家”的美好初衷，成了沖突沖突的推手，不僅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也不利于文明風尚的培塑弘揚。
具體到治理層面，想要移風易俗，徹底遏制這股“高價彩禮”之風，自然并非易事。畢竟，“彩禮”具有民間風俗特性，不能簡單地一禁了之。更為複雜的是，因為具體情形的不同，“彩禮”也不能一退了之。翻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雖然明确了“未辦理結婚登記”等3種可返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彩禮糾紛的解決原則。但在實踐中，還存在大量未辦理結婚登記卻按照當地習俗舉辦婚禮并共同生活，以及已辦理結婚登記但共同生活較短等情況，同樣需要“解扣”“破局”。
解決這些難題，需要從立法出發，結合實際開出“藥方”。大陸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明确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幹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審視最高法釋出的典型案例，以及出台的有關司法解釋，不僅申明了嚴禁借婚姻索取财物這一基本原則，更充分尊重民間習俗，以當地群衆普遍認可為基礎，合理認定彩禮範圍，充分考慮彩禮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時間、婚姻登記、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合理平衡雙方當事人權益，為各級司法機關提供了治理“藍本”，有利于在法律軌道上化解因彩禮引發的沖突糾紛，驅散萦繞在彩禮上的逐利沖動。
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高價彩禮”之風盛行，違背了彩禮的初衷，帶來諸多家庭和社會問題，亟待進行深度治理。誠然，移風易俗不是易事，但路雖遠行則必至，事雖難做則必成。近年來，從制定指導意見、完善工作方案，到釋出典型案例、出台司法解釋，“高價彩禮”這匹野馬，正一步步被套上法治的缰繩。在依法治理的同時，有的放矢樹新風，持之以恒化新俗，終會實作“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