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博物】絲綢之路上的“涼州薩保”

絲綢之路上的“涼州薩保”

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朱建軍

近百年來就“薩薄”“薩保”“薩寶”“薩甫”等一系列入華粟特人的身份稱号，中外學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探讨，并發表了不少不同見地的文章。随着絲綢之路研究的不斷升溫，以及入華粟特人的各種資訊愈發清晰，尤其是安伽墓、史君墓等墓葬的發掘，“薩保”“薩寶”稱号在出土文獻中頻頻出現，再次引起國内外學者關注，但是對于“涼州薩保”這一身份很少有學者單獨予以梳理研究，本文通過史料文獻和出土文物帶大家去了解認識曆史上的“涼州薩保”。

武威發現唯一記載有“涼州薩保”的文獻

甘肅武威文廟存有一方墓志，灰砂岩石質，碑身、蓋均呈正方形，底邊長39厘米，中間陰刻楷書“康君墓志”。碑身邊長40厘米，正文楷書13行，每行15—17字不等，字迹漫漶。其銘文在《隴右金石錄》有收，如下：

大唐上儀同故康莫覃息阿達墓志銘：公諱阿達，西域康國人也。其先蓋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盤根萬頃，王葉千尋，宗繼皇基，枝連帝業。祖拔達，梁使持節，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薩保。當官處任，水鏡元以近其懷，處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贈武威太守。父莫覃，同葬安樂裡。嗚呼哀哉！乃為銘曰：“哀哉夭壽，喪此勳功；傷茲英喆，往投瓊銀。生形易玘，夢影難通；闍城獨立，野馬重屯。河坘桂隐，月落雲昏，一辭冠冕，永閉泉門。”

《隴右金石錄》按：此銘新出于武威城外，高廣各尺有四寸。凡十三行，行十七字至十五字，第一行低一格，文為“大唐上儀同故康莫覃息阿達墓志銘”其蓋僅有“康君墓志”四字，無年月及書撰人名以銘詞考之，阿達之祖既曾仕梁，其父又為唐之儀同，則阿達必為唐初時人。這方墓志是武威本土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塊記載有“涼州薩保”的文獻，其他均發現于别地。通過銘文我們不難發現，墓主康阿達，祖籍康國，上儀同，诏贈武威太守。其祖康拔達，梁使持節，骠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薩保。卒後葬涼州。

學者陳國燦先生指出：“北魏時涼州已有固定的薩保官職。”本件中有康阿達一門，有“皇帝之胄胤”“王葉千尋”“枝連帝業”的傳說，至少說明康阿達出自粟特本土康國的王族，為貴族身份。

我們将墓主人阿達的康氏身份與“涼州薩保”的職務疊加在一起作一分析，就能梳理出一條脈絡：康阿達其祖拔達在南北朝時期就已遠離故鄉在涼州任職，其父唐時任儀同，而阿達诏贈武威太守，至唐初康阿達祖宗三代已全部移民至涼州。就此，一個康氏家族三代人的發家畫卷可以鋪開。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康國條稱康國人：“善商賈，争分珠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适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作為“善商賈”的康國人典型代表拔達，在青年時期的6世紀就随着新興的粟特移民，以粟特商隊首領“薩保”的身份從遙遠的索格底亞那（粟特）出發，帶領一支人數不菲的商隊，曆經坎坷，将河西走廊作為入華的首選道路，來到了涼州，并以此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絲路貿易能力，不僅生意做得好，而且還在涼州紮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隊首領“薩保”納入官僚體制後，康拔達成為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領“薩保”。學者魏義天先生認為，聚落組織的首領，既是薩保，又是商隊首領，他們是商人傳統的繼承者。薩保除管轄聚落裡的每位成員外，還負責祭祀活動，至少起到監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級制度。

從公元前數世紀印度的薩薄商主制度，經過粟特人幾個世紀在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遂使“薩薄”“薩保”以數百人為規模的隊商體制，成為隋唐中國“賓禮”體制下即鴻胪寺管下的僑住胡商聚居體制。

學者姜伯勤先生指出，唐薩保府制是經過十六國、北朝、隋的發育，在唐代律令體制下成為一種可以開府的，有僚佐、有武官、有領民、有官品的管理西胡隊商商民的行政架構，成為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種奇迹。薩保府制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律令時代的中國禮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

“薩保”這一系列稱号早已引起國内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學者榮新江在2003年前有關薩保與薩薄争論與辨析的文章中，統計出自北朝、隋至唐初有薩保（寶）這一稱呼的文獻人物共有十五位，其中三位是“涼州薩保”，2003年西安文物保護考古所在西安未央區挖掘清理出北周史君墓葬，根據其銘文，得知墓主人為涼州薩保。如此一來，“薩保”大家庭中又增加一位，史料文獻所見上升為十六位，其中有四位身份是“涼州薩保”。

“涼州薩保”是絲綢之路粟特商隊的黃金标簽

史料及出土文獻中的四位“涼州薩保”中，隻有北周史君的個人資訊相對最為完整。2003年6月12日—10月28日，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今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井上村東，西距漢長安城遺址5.7千米處，清理了北周史君墓，出土了石門石椁、石榻、金戒指、金币和金飾等十分珍貴的文物。尤為可貴的是考古人員發現史君墓題刻上有粟特文和漢文文字。題刻文字共51列，其中粟特文33列，漢文18列。粟特文和漢文的内容大體相應，粟特文部分稍微詳細一些。

通過學者孫福喜先生和吉田豐先生對史君墓漢文以及粟特文的考釋，我們可知，史君家族在昭武九姓的史國是一個很有影響的家族，他的祖父曾經擔任史國薩保，他的父親也很有影響。史君出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當他們遷居長安後，又很快在長安享有盛譽。而他本人又先在薩保府任要職，後來又被北周皇帝任命為涼州薩保。他的妻子本是康國人，出生于西平郡的鄯善，他們于519年結婚，有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受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都很有孝行，為他們的父母建造了一個富麗堂皇的墓園。

在考古人員發現的史君石堂西壁第三幅下部是粟特商隊浮雕畫面，下部雕刻有四個商人、三匹馬、兩頭駱駝和三頭騾子組成的商隊。專家楊軍凱對這幅畫面解讀為：商隊行進在山石和水草之間。最前面是兩位騎馬男子。其中一位頭戴圓形尖頂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袍，腰束帶，上懸挂箭箙，腳穿靴。另一位在山石後面，僅露上半身，頭戴圓頂帽，身穿交領窄袖衣。騎馬男子身後有兩匹馱載貨物的駱駝，體肥臀圓，短尾上翹，背上馱載貨物。一匹昂首前視，另一匹引頸嘶鳴，頸戴攀胸，系鈴。駱駝後面有一位騎驢的男子，頭戴圓頂帽，細眉深目，鷹鼻，蓄八字胡須。身穿右衽窄袖長袍，腰束寬帶，上系花狀飾物。右臂彎曲上舉，手握望筒，左臂自然下垂。山石後面有馱載貨物的兩匹騾子和一匹馬，後面還有一位剪短發的男子，下半身隐于山間，鷹鈎鼻，身穿交領右衽窄袖衣，右臂彎曲上舉，手持鞭子，似吆喝驅趕牲口。

在這些年發現的安伽墓、日本美秀美術館藏石棺床上也有類似商隊行進的畫面。這些專門表現商隊的圖像中，有明确墓志記錄的安伽、史君的像均出自粟特薩保墓中，而圖像的主要人物是粟特人，是以榮新江先生等将此類圖像的商隊統稱為粟特商隊。多年在中亞從事考古發掘的葛樂耐教授表示：“整個粟特藝術甚至沒有一個表現商旅駝隊的景象。”而史君石椁等圖像為我們觀察粟特商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涼州薩保”史君相關文獻的出土，與諸多史料互相印證，既證明了涼州從3世紀至7世紀在絲綢之路國際都會城市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反映了諸“薩保”中“涼州薩保”的高人一等黃金标簽。

通過很多史料文獻與考古發現，我們可以判斷，從3世紀至8世紀間也就是中國的漢唐時期這幾百年來，粟特商隊穿梭于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個綠洲之上，從粟特經過了塔裡木盆地、河西走廊、蒙古高原，最終到達長安、洛陽。而其中的艱辛和不測也是可想而知。

《周書》卷五《吐谷渾傳》記西魏廢帝二年（553年），“是歲，誇呂又通使于齊氏，涼州刺史史甯觇知其還，率輕騎襲之于州西赤泉，獲其仆射乞伏觸扳、将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這是一個以青海為中心的吐谷渾國派到北齊而傳回的使團，這個使團除了負有政治使命外，顯然同時是一個商貿隊伍，是以使團的首領是吐谷渾的官人仆射乞伏觸扳和将軍翟潘密，而隊伍的主體是商胡，翟潘密既是軍隊長官也是“薩保”。

楊軍凱先生分析認為，“涼州薩保”史君是從青海将貨物運送到涼州、張掖、敦煌等地。他們走的是絲綢之路的青海道，這是東晉高僧法顯西去印度的路線。他出西平向北經大通、門源，翻越祁連山，方能到達河西走廊。

孫福喜先生根據文獻與出土資料推斷認為，當時的凉州地區居住着來自昭武九姓之國的各粟特聚落，他們各自都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務政教合一的首領，即“薩保”。但北周王朝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粟特人的管理，設立了一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管理的薩保府，而這個薩保府内部組織機構複雜，分曹辦事，吸收了各粟特聚落的成員，負責協調各部族粟特人與當時的北周王朝的通商貿易關系。是以史君擔任的“凉州薩保”級别不同于一般薩保，故此他的墓葬的規格幾乎可以和北周孝武帝相比。

漢文史料中已見“涼州薩保”身份梳理

除康拔達、史君兩位“涼州薩保”外，還有兩位在《元和姓纂》有記載。卷四“安姓”條記：“姑臧涼州。出自安國，漢代遷子朝，因居涼土。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代居涼州，為薩保。”同樣資訊出現在《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裡有關唐朝戰将李抱玉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黃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國。後漢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晉、魏間，家于安定，後徙遼左，以避亂又徙武威。後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間，居涼州武威為薩保。

這兩份史料交代得很清楚，涼州安姓來自安國，從北魏以來，安難陀和其孫安盤婆羅均任“涼州薩保”。至此，四位已在史料和出土文獻中的“涼州薩保”悉數現身。一位姓康，一位姓史，兩位姓安。通過姓氏，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史料文獻中的薩保，還是在北朝，以及隋唐實際擔任薩保或薩保府擔任聚落首領一職的個人，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記載的曾任薩保的其祖，絕大多數是來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無論是從被認定為313年從涼州發出的粟特人古信劄，還是出土文獻所發現的北魏有“涼州薩保”一職，我們可以判斷粟特人的古商業網絡，經曆了4世紀的危機，在古信劄寫成後的一百年，不僅沒有中斷，還與其故鄉撒馬爾罕保持着聯系。

《魏書》卷一〇二記載：“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诏聽焉。自後無使朝獻。”這裡有兩點資訊值得關注，即：439年北魏及克涼州前，粟特商人并未因為中原地區的戰亂而停住前往涼州的腳步，學者魏義天先生認為整個4世紀甘肅和塔裡木盆地東部綠洲地區完全處在繁榮和相對安定的環境當中。其次，即使是北魏時期有扣押粟特商人的事件發生，同時也有作為商隊首領的“涼州薩保”活躍在北魏的政治經濟舞台上的現實，史料與出土文獻的互證更能較客觀地還原曆史真相。

涼州曾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國際物流港

武威，古稱涼州，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區。南靠祁連山，北接騰格裡沙漠，中間是一片廣闊的綠洲，有黃羊、金塔、雜木、西營四大河系灌溉其中。考古發現證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這裡便有人類繁衍生息。漢武帝辟河西四郡後，武威随即發展成為中西交通的重鎮。學者趙俪生認為，在中古時期，具體說，是公元2世紀至6世紀，甚至7世紀，涼州是一個具有全國意義上的三大據點之一。第一個據點是邺、第二個據點是涼州、第三個據點是建郵，後改建康，涼州這個據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武威因地理位置重要，故有“通一線于廣漠，控五郡之咽喉”之稱譽。趙俪生先生認為，自“四郡”到“五涼”，涼州總體還是穩定的。第一，它以儒學為宗，保持着漢文化的正統，并以之為基礎，以與諸少數民族文化相雜糅。第二，它一直奉南朝為宗主，也就是說在政治上有穩定的标志。

魏義天先生認為，公元227年，漢朝滅亡後的紛亂時代，位于甘肅中部的月氏和涼州的粟特聚落首領，都争相歡迎中國内陸遠征軍的到來。《三國志》有記：“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将兵馬，奪戈先驅。”他認為這個時期的康居胡，隻可能是粟特人。是以，聚落首領和入侵者的談判顯然非常重要。這說明至少到3世紀初，粟特商業就已在距離索格底亞那3000公裡外的涼州發揮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至此，我們發現從粟特古代商業網形成伊始，而古代的涼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讀史方輿紀要》載：“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從中我們了解到，涼州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國際物流港。4世紀的危機以後，涼州成為彙聚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國際化大都市。之後，粟特人聚落從涼州延伸到京師。

在考古發現和出土文獻的印證中，我們探尋曆史、還原曆史、認識曆史，無論是曾經活躍在古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隊聚落首領，還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往來地——涼州，在這條古老的道路上多的是我們不知道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的故事。

（作者系甘肅簡牍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