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雙選”，會給2024年聯考帶來什麼變數？
離今年聯考還有不到兩個月，考生進入最後的沖刺期，家長也忙了起來。比如北京，4月中旬之後，幾乎每個周末都會有多場大規模的招生咨詢會，有的設在高校裡，有的在校外的禮堂、會館，現場人頭攢動，家長總比考生多。
2024年聯考，是新聯考啟動的第十個年頭，已經覆寫了20多個省份。但今年仍然有新的變化，最讓家長們焦慮的問題之一，就是“物化雙選”政策落地後怎麼填報志願的問題。三年前，教育部釋出《普通高校大學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以下簡稱《選科指引》），要求大多數理工科專業将在錄取時要求必選“實體+化學”，因而被稱為“物化雙選”。今年聯考，這一政策将正式執行。
政策是三年前公布的，給考生、家長和學校留足了應對的時間。我們采訪的很多學生、老師都反映說，《選科指引》出台後，高一分科時學校就會不斷吹風，講解政策。最後，多數考生都會落到“實體+化學+生物”這一傳統的理科組合。
《少年派》劇照
但在現實中，不同層級的學校，以及來自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家庭，在抉擇時所掌握的資訊、資源和能力也不一樣，總有一部分人落入到正常以外。中學老師出身、做了十來年聯考志願填報的勳哥在網上有很多家長粉絲，他今年在網上做了個抽樣調查，問了很多學校的考生或者家長，發現有20%的人選了實體，但沒選化學。是以他判斷，今年聯考要有大的變數的話，很可能是出在“物化雙選”這件事情上面。
“物化雙選”後，大學專業錄取要求重新調整，同時選考了“實體+化學”的考生擁有最大的報考範圍，尤其是理工農醫類專業，而隻選了實體沒選化學的考生，很多專業的大門都會關上。往年的專業錄取線參考性下降，考生填志願時要重新校正自己的位置，否則就可能出現偏差。
“我們就拿實施了聯考改革的L省來舉例，他們是按照專業組招生，假設實體組大學有10萬個計劃，往年是隻要你選了實體基本上都可以報。這10萬個計劃中一般有50%是不限選科的偏文科類專業，還有50%左右是理工科才能報的專業。一般來說，招生計劃是不會大變的，因為它涉及的方面太多。”勳哥告訴我們，“現在按照新的《選科指引》，如果你隻選了實體，沒選化學，大部分理工科專業就報不了。最後，相當于這20%左右的隻選了實體沒選化學的考生，隻能去報那50%不限選科的專業。你想想，這些人能按往年的錄取資料去填嗎？一填就死了。而剩餘的80%選了實體加化學的考生，是不是做夢都要笑醒了？因為他們少了20%的競争啊。你就等着看吧，肯定要出大新聞。”
每天清晨，浙江省湖州市長興金陵進階中學的高三學生會在走廊上捧着課本大聲朗讀（黃宇 攝）
新聯考為什麼最多可以填112個志願？
自從1977年恢複聯考以來，填志願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确實是一件讓人很糾結的事情，包含了一定的運氣成分。無論是考前、考後估分模式，還是出分後的階梯志願模式，每年總有一部分考生因為填報誤差而上不了心儀的大學或專業。
新聯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實行了充分的平行志願模式。如果一個“專業+院校”算一個志願，遼甯省的大學批次最多可以填112個志願，是可報志願最多的省份；山東考生最多能報96個；浙江省能報80多個；其他實施了新聯考的省份，不算上海的話，可填的志願數量最低也是45個。
“中國教育線上”總編輯陳志文進一步解釋說：“老聯考的志願填報模式，比較主流的是可填6個學校，每個學校再填5個專業，本質上是報學校。新聯考規則比較複雜，基本采取了兩種模式。第一種就是以專業為核心，統稱專業大類。一般需要填報的志願數比較多，比如80個（浙江），96個（山東）等，這就意味着一所高校在一個省會有多個錄取分數線，而且差距懸殊。這類志願填報模式原則上是沒有調劑的；第二個就是專業組模式，更接近老聯考，學校把一些類似的專業或者培養所需要的知識基礎接近的專業撮合到一起，比如都要求必選實體或必選化學的，這類在一個組裡是可以調劑的。”
2023年5月22日，安徽省淮南市，鳳台一中高三學生在晚自習課堂上認真複習，沖刺聯考（陳彬攝/視覺中國 供圖）
以張雪峰為代表的聯考志願填報産業的興起，正是在這種越來越複雜的規則環境中發生的。面對大大擴增的選擇，家長産生資訊焦慮，這成為志願填報生意的契機。同時，這樁生意又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焦慮。張雪峰的名語錄“打死不能報新聞”“文科都是服務業”讓他飽受争議，也大獲成功。在張雪峰公司的直播間裡，動辄萬元左右的咨詢服務經常秒空，很多家長提前守候，想搶也搶不到。一些大學老師認為，張雪峰甚至已對一些專業的錄取線産生了影響。而這一切，同樣違背了志願填報模式的改革初衷。
新聯考的平行志願投檔，核心原則是“分數優先，遵循志願”：将考生按照分數高低排序，前面的考生先投檔，按照其所填的志願順序，一個個檢索，直到被錄取，然後排名靠後的考生再進行投檔。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提聯考生的志願滿足率，換句話說，給大家填報志願時更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在家長群體火起來的第一代志願填報專家晨霧就指出，現在的志願填報模式形式上看起來複雜了，但實際上比以前容易得多。“假如你把填志願比作打靶，十環是靶心，以前是你不打中10環，下場可能就是脫靶，是以你必須打準。現在是你打不中10環還有9環、8環、7環，脫靶的機率已經很小了。”如果家長能先抓住這個本質，平時再多了解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個性特長，選到一個合适的學校和專業或許就沒有想象的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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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選擇權，如何激發了更激烈的博弈？
為什麼要搞“物化雙選”？為什麼要填100多個志願？對沒有經曆過新聯考的人來說，要了解這些問題頗費腦筋。
比如“物化雙選”，看起來和過去文理分科的模式差別不大。但十年前，2014年，上海和浙江啟動新聯考改革首批試點的時候，首先改的就是文理分科，以自由選科模式取而代之。除了“語數外”三門必考，允許考生在“物化生史地政”當中任選三門作為聯考科目，浙江甚至還加進了一門全新的技術，“7選3”，使得選科組合高達35種。
這樣改的邏輯也好了解，畢竟，此前的局面是“苦文理分科久已”。高中的強制分科确實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也不符合教育應有之義。而改革賦予考生自由選科的權利，其前提是全科目都要參與學業水準測試，合格後才能拿到選考科目的分數。也就是說，6科都要學，隻是選3科考。但後來事實證明，制度設計者過于理想化了，在強大的聯考分數壓力下，自由選科變成功利選科，不選的就不學，大大增加了博弈空間。
打破文理文科後，要讓不同選科組合的考生的聯考成績有公平的可比性，選考科目實行了等級賦分制，依據考生的位次列入不同等級。比如浙江省的方案是分為21個等級，三分一段，起始賦分40分，總分100分。
2023年6月7日，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師生在路邊迎接參加第一天聯考的學生
“賦分制存在一種情況，可能你跟别人的卷面原始分可能就差半分，但因為這半分擠進了太多人，差了一個等級，最後經過賦分就差了三分。”在浙江西南部一所縣中任教十多年，親身經曆改革全過程的程長遠告訴我們，“賦分制給大家的心理帶來了一個明顯變化：它不是在和自己比較，不是像我們以前鼓勵學生說，隻要你這一次比上一次有進步就好；它是在展現在與人鬥，自己怎麼樣是一回事，跟别人比起來怎麼樣，那才是更重要的。”
為了回應老聯考“一考定終身”的問題，最初的改革方案還允許外語和選考科目“一科多考”，比如生物、地理等科目，可以高二考一次，高三考一次，取最高分計入聯考成績。聰明的家長和學校很快就從中發現了機會。以程長遠所在的縣為例，他們學校當時作為縣裡最好的中學，對改革仍然較為謹慎，采取了順其自然的态度。但第一次選考成績公布後，有幾件事讓程長遠這些老師大感震驚。一個是當地一所原本并不出衆的鄉鎮中學送了大批學生去參加考試，居然有學生的生物和地理在賦分後考到了滿分。另一個是一些學校在新增的科目——技術上取得了很多高分。
老師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搶跑”。正因為是第一年選考，很多學校還沒有經驗，畏手畏腳，不敢鼓勵學生積極去考、全力以赴。因為這樣會導緻高一的學業壓力就會大很多，教學節奏要重新調整，而且考得好或者考不好，心态上怎麼應對，都沒有對策。至于新增的技術，要考什麼、怎麼考，更不清楚。但總有“光腳的不怕穿鞋的”，賭中其他人的心理，進而拿到了更高的分數。
頭兩年吃了悶“虧”後，考生家長和學校都開始研究對策。最終造成的一個結果，那兩年，上海和浙江出現了大面積“棄選實體”的現象，而地理、生物老師則供不應求。據相關資料統計，2017年上海市選考實體人數占總考生約38%，排名倒數第二，到2018年下降到倒數第一，占比30%。浙江的情況類似：聯考改革前的2016年選考實體人數占總考生約60%，名列第一，2017下降至27.5%，2018年為24%，倒數第一。
“很簡單的道理，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别人的分母。”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教育局局長長、原長興中學校長欽國強接受本刊采訪時，回憶了當時艱難的選科過程。他說，實體難，選的人就強，導緻選的人少，在等級賦分制度下的得分就會偏低，進而導緻選的人更少。浙江原本是傳統的理科大省，理科高手如雲，文科的競争卻相對不那麼激烈。改革降臨後，形勢發生逆轉。
夜幕下的長興金陵進階中學燈火通明，高三學子挑燈夜讀（視覺中國 供圖）
在高中學校裡，原本心氣很高的實體老師，那幾年一度閑了下來，文科老師則前所未有地吃香。很多高中跑到一些師範類院校去搶文科老師，尤其是地理學科，甚至出現了一整個畢業班被集體預定的情況。
自由選科不僅沒有達到培養文理兼修的全人目标，甚至還打亂了大學的培養秩序——當時有不少大學理工科專業招進了一批沒有實體或化學基礎的人，不得不從大一開始補課。這與着力培養産業科技人才，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的國家意志産生了根本沖突。
後來陸續出台改革方案的省份不少都選擇抛棄“3+3”的自由選科模式，修正為“3+1+2”，要求必選實體或曆史，但這樣又冷落了較難的化學科目。直到2021年“物化雙選”政策出台。我們仿佛又回到了起點。
聯考改革陷入了反反複複、進退維谷的尴尬境地。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有的研究者認為，是因為新聯考隻進行了科目改革，而當機了原本列入方案的“招考分離”改革，如果按照單一的分數高低來進行錄取的模式不變，改革難以完整、有效。另一派的觀點則針鋒相對，他們認為招考分離，無非就是把招生權賦予高校，這不符合國情，很可能損害公平這一基石，從2003年開始探索的自主招生制度就是前車之鑒——因為一系列的灰色交易和A錢腐敗現象，自主招生在2020年被徹底終結。
聯考需要兼顧的利益太多、太複雜，唯分數論沒有被破除，反而得到了加強，高中生壓力不減，甚至連大學生也卷起了分數。改革仍然在繼續，無論如何，在可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通過聯考來選拔人才，仍然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公約數。每年，都有将近千萬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正處于18歲黃金年齡的年輕人通過這場考試，走向不同的人生軌迹。聯考往什麼方向改革，個體要以什麼樣的态度來面對聯考，需要更多人的思考。
《大考》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