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李含英和我算是真正的老戰友，從相識到現在已 50年了。特别是在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中，我們二人跟随前線指揮部，轉戰南北，親臨火線，形影不離。我們曾在茫茫雪地上背靠背睡過覺，也曾在印軍堡壘中一起做飯吃。在那狂風暴雪的高山上我們并肩前進，在那激烈的戰場上我們努力工作，共同完成過許多重大任務。因之，我們從那時起結下的深厚友誼，一直延續到現在。特别是我離休到烏魯木齊後，兩人經常見面，無話不談。而談話交流總有所獲，談一次高興一次，多日不談，就覺得少了點什麼。我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知心朋友“忘年交”吧！
李含英比我大兩歲，早當兵一個多月。他是從甘肅甘谷參軍後，随二軍教導團一直徒步走到喀什的。我則在軍部當攝影員，基本上是坐汽車進軍新疆的。1952年他從教導團畢業，配置設定到二軍政治部組織部工作，而我在宣傳部，大家生活在一起，很快就相識了。
但真正做到相知，還是在1956年部隊再次精簡整編，我們二人都到縮編後的組織科當幹事的時候。那時我們在一個辦公室相處了幾年，都屬于勤奮好學，埋頭苦幹的青年人，工作上互相支援，下部隊争搶着去，射擊訓練都打優秀，勞動生産從不落後。特别是在工作之餘，我們常切磋寫作門道，因為在這方面他鑽勁很大，常寫點通訊報導、工作經驗，被登上軍内報刊。那時，他已有家室，有時我出差回來晚了，他就拉我到他家中下碗面條給我吃。
1962年夏，李含英被調到前線指揮部，上了喀喇昆侖山邊防線上工作。當年10月邊情緊急，我也奉調連夜上了中印邊防，我們又同在前指政治部組織處工作。說來也有緣，我倆參加了整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從天文點到天南河谷，從拉多到巴裡加斯；從日土到熱瓊山脊，我們都是一個工作組，擔負着深入部隊，協助動員，戰場鼓動，參加救護，以及帶領支前民工下送傷員、烈士，協助後續部隊清理戰場，掩埋印軍屍體等工作。記得在打下天文點印軍紅山頭中心據點後，印軍飛機向我們俯沖過來。我倆立即高呼：“準備打飛機！”“誰打下飛機，給誰立功！”當印軍飛機在火光熊熊的印據點上空空投物資時，戰士們用所有長、短槍支都向它射擊。這架蘇制伊爾—14型印機負傷後被迫降在境外山谷中，至今我巡邏隊在邊界上還能看到殘骸。同樣，我們清點俘虜和印軍屍體，并奉令押一名上尉軍官到前線指揮部，經黎斌副政委通過英語翻譯談話後，讓其寫了召降信，由聯絡幹部迅速拿到尚未打下的印據點前，進行過喊話召降。
在轉戰阿裡碟木綽克地區時，我們倆人在大卡車上颠簸挨凍了三天三夜，終于到達獅泉河旁，在騎藏胞支前的馬匹涉過冰淩激湍的獅泉河後，即轉入雪地行軍.一天一夜爬山下山，疲勞不堪。部隊休息時，戰士們在雪地上躺下就睡着了，我和李含英也背靠背枕到一塊石頭上睡着了。不一會，我被凍醒了，腳特别冷，而老李還在打鼾。我爬起來看了一下，戰士們一個班一個排的鋪幾件大衣，再蓋幾件大衣，擠在一起睡得很香。但他們在蠕動中留出了縫隙，有的地方可以容納進人的半個身體。于是我叫醒了李含英，我們兩人鑽了戰士們的“空子”，把腳放進了人縫中，倒也安穩地睡了兩個小時。
部隊接着前進，走到已被我軍占領的印軍紮麻格熱據點前。我倆到那半地下室中，看到在幽幽燭光下，李雙盛副司令員正蹲在那裡向十一團和炮兵團上司布署天明時攻列印中心據點拉多的計劃。我們趕快退出向前趕路，但背着武器、挂包仍大汗淋漓。于是，我們倆脫下皮大衣放在一個碉堡中，輕裝前進，想在天明時看到戰鬥情景。但當我們到達碟木綽克的印軍拉多據點前時，在晨曦朦胧中看到的是我軍戰士們在那裡活動。原來是敵人逃跑了，我八連、七連昨晚就已經占領了拉多。
拉多印中心據點拿下來了，前指通過四師電台發給我們工作組一個指令：立即向穿插到巴裡加斯後方的部隊送吃的。我和李含英去找了王洪傑副師長，請求他派剛從獅泉河中冒險開過來的一輛十輪炮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同意了，我倆便帶這輛車到拉多後側的巴裡加斯印軍後方倉庫。那裡有數十間庫房和一個小醫院。李含英指揮戰士們向卡車上裝了一車印軍最好的主副食品。因為我還有照相任務，是以就由我帶着車上路，順着印軍的電線杆和他們修好的公路一直向西開去，途中見到印軍丢下的一輛美式吉普車和一架蘇式推土機，我都照了相。首先到卡日果，印軍自己燒毀的據點還在冒煙，十團三營戰士在獅泉河中抓魚烤着吃；然後到拉幹赫爾騎三團駐地，戰士們圍着火堆在烤野羊肉吃；最後到那喀棟通道小山上的四師偵察連，戰士們餓得大多在太陽下睡覺。我向他們分别表達了前指首長慰問之意，給每個連都發了一袋大米、兩袋面粉、一桶芒油（我們原誤為蟒油）、一袋白砂糖、一麻袋核桃、兩麻袋巴達杏仁、兩箱煉乳罐頭、一箱印度酒、一箱三五煙、還有辣皮、幹洋蔥和洋芋、豌豆、杏子、鳳梨等罐頭各一箱。戰士們高興極了，拿回去趕快做飯吃。偵察連的同志們則說：“隻要有吃的，讓我們在這裡守多久都行。”
當我傳回時，在拉幹赫爾的一個山包上看到了前指首長正在向境外觀察。我爬上山頭，向徐國賢副司令員和何家産司令員簡要彙報了一下向部隊送食品的情況，并拿出相機給他們拍下了一張有紀念意義的照片。而後又到騎三團拉上他們抓的 7 個俘虜，由副駕駛員拿上我的手槍押着他們，到拉多後正好交給了剛到達的聯絡處同志。這時，李含英已按前指首長訓示，将大量英、美造的火炮、武器讓後勤部拉走外，還将大量食物、毛毯、油料、木材等物資移交給了我阿裡地區噶爾縣工作隊。記得，我們和工作隊同志還一起開過一次群衆座談會。當地藏族同胞悲憤控訴印軍欺壓他們的罪行，強烈要求解放軍要保護他們。但為了緩和與印度的關系，我軍還是按中央決策撤回了原駐地。第二年，印軍雖又侵入巴裡加斯以外 450平方公裡的地方，但拉多以内的 1450平方公裡的地區，他們再未侵入。
最後一戰是在日土縣斯潘古爾湖西側的兩側山頭上打的，我和李含英又到十一團三營随部隊一起去拔除印軍8、9号據點。從部隊動員開始他在八連，我到九連，幫助連隊做政治說服。11月17日夜，他随八連從熱欽溝中爬上 5000多米的印軍 9号據點側後，而我随九連從無人走過的熱瓊溝中爬上 5200高地前的印 8号據點旁。當天色微明，三發紅色信号彈沖天而起時，我炮兵群向敵陣地傾瀉了大批炮彈，接着步兵發起沖擊，九連首先拿下8号，七連接配接着攻克9号，但八連在打下敵連部後，卻遇到了一個炮兵陣地的頑抗，前去支援的九連戰士王忠殿舍身炸毀了這個大碉堡後，戰鬥才勝利結束。這時，我和李含英已分别帶來藏胞支前馱運隊，幫助連隊馱下了我軍全部傷員、烈士，而後又馱下了我們抓的5個俘虜。
根據前指要求，我和老李，還有秘書彭禹成，翻譯闫世傑，分頭跑遍了整個陣地，逐一檢查了印軍的屍體，收繳有關檔案，但我們要找的密碼卻從未找到一本。大家回來後，坐在一個印軍碉堡中，一面彙報情況，一面做飯吃。這次殲滅戰打得非常好，我在一個草圖上，标出的印軍死屍是 136 個，如加上 5 個俘虜，共殲敵 141 名。而所謂做飯，就是用罐頭盒裝上印軍石油，點燃後燒開一桶芒油，再用印軍面粉、白砂糖和雪水一拌，用手抓起下油鍋，炸面疙瘩吃，真是又甜又香。不僅我們吃這個，上來的支前藏胞也吃這個。這樣，他們勁頭很足，用馬匹、牦牛三天就搬完了印軍陣地上的所有武器彈藥和有用物資。
當天下午，暴風雪來臨，電話線架上了山頂陣地。前指首長傳來訓示，讓部隊掩埋好印軍屍體。我和李含英去向剛換防上來的十團三營于德貴營長傳達了任務，并協助各連尋找屍體，在雪地上挖坑掩埋，或集中屍體在碉堡中，推倒那用小麻袋裝着砂土的牆壁加以掩蓋。記得暴風雪越來越大，我和李含英迎風走着，面如刀割，也噎得喘不過氣來。于是我們轉過身退着走，但一會兒兩個大衣口袋中就填滿了飛雪。當我們将情況上報後，何家産司令員當即訓示：“所有能用來防寒的物資，都可以讓部隊使用，不能讓戰士發生凍傷。”我們又立即将此訓示傳達給了于營長，他又讓通訊員傳遍了幾公裡長的陣地。是以，戰士們或用木頭，石油生火取暖，或用印軍黑色毛毯、木棉睡袋睡覺，大多安然無事。而守衛在 5200 山頂上的一個排，因無碉堡物資可利用，一夜凍傷了21人。
我和李含英就這樣經曆了中印邊境戰鬥，生活雖極其艱苦，但情緒始終高昂。我們最後撤下陣地，回到前指後，沒帳篷住，我們就在首長的大帳篷旁邊搭塊雨布，兩人頭頂着頭睡。有時，我們肚子餓了，他認識人多，不是到這個邊防哨所拿兩個餅子，就是到那個連隊混頓飯吃。我和他在戰場上曾兩次丢掉過脫在半路的皮大衣，每次都是他找後勤部給我們領來了新大衣。總之，和他在一起衣食無憂，精神愉快，這大概也是我們同甘共苦中獲得的戰友深情吧！
1963年，前指撤銷，政治部人員大部被調到了新疆軍區政治部，而我仍回南疆軍區。這樣我們就分開了，一分就是30年。但我們始終沒有斷了聯系。因為李含英在新疆軍區組織部工作，而我仍在南疆軍區組織處，不僅工作上有來往，而且他下部隊，我去上面開會，總有機會見面說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有時看法不一緻，但我們都是聽對方述說，從未影響戰友感情。80年代，他當了十一師副政委，以後又當了軍醫學校政委，而我先當了阿裡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後當了軍分區政委，到烏魯木齊開會見面的機會仍不少，每次見面都要聽他滔滔不絕地說一陣。因為他是個性格外向的人，遇到不順心的事，或解決了什麼問題，總要向老戰友倒出來才痛快。記得一次，軍醫學校舉行畢業典禮，他拉我去參加了閱兵式，并請我這個“來賓”講了話。因為他要借阿裡軍分區政委的希望，動員畢業學員到艱苦的邊防線上去。事實上，那年他首先将他的孩子周新配置設定到了阿裡軍分區工作。
1993 年，我離休到了烏魯木齊的新疆軍區第四幹休所，而他早兩年也離休在家，這樣我們來往就更多了。加之他的夫人周香譚和我老伴戴桂芳在疏勒縣時就是好朋友。他家的一切情況我了解，我家遇上什麼問題，也常向他請教。說老實話，如果我們多日不見，就會打電話問候一下。
李含英工作一貫積極，是個閑不住的人，即使離休下來，也是這樣。他曾對我說：“人老了要找點事幹，就像一把鐵掀，你越使用，它越明亮；你若不用，就會生鏽。”是以，他在退下來的十多年間，還是不停地勞動，幹了不少有益于社會和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在支援他的家鄉建設，為父老鄉親辦好事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績，産生了良好影響，不僅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支援與尊敬，而且被選為“老有所為”的離休幹部，受到了新疆和蘭州軍區的表彰。
李含英離職休養後，回老家甘谷一看就覺得心中難受，因為群衆的生活還很苦。是以，他決心要在有生之年為家鄉人民做點事。開始，他動員當地農民和青年到新疆來務農、打工、經商。如他曾拿出自己的糧、油甚至鍋碗瓢盆支援不少農民到烏魯木齊承包了菜地。沒有資金，他便借錢給他們，并四處聯系買來便宜的鋼材、木料等幫助他們建起第一批溫室。沒過幾年，這些鄉親們憑自己的勤勞，大多發家緻富了，進而引來了更多的甘谷老鄉到新疆安家落戶。最近，他又傳遞資訊，幫辦手續，在烏魯木齊建立起了甘谷勞工服務站，為安置家鄉數萬勞力到新疆打工開了友善之門。另外，他還鼓勵家鄉的一個蔬菜站走出國門，到吉爾吉斯共和國去承包了土地，創辦了蔬菜種植基地，預計兩年就會大見成效。
有一次，李含英把我拉去看望過在烏魯木齊經濟開發區中美克家俱公司的數百名甘谷子弟。在座談中，他不僅嚴格要求青年勞工們努力勞動，學好技術，而且針對他們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批評教育，要求大家遵紀守法，勤儉節約，不給家鄉父老丢臉。他語重心長的話使我很受感動，這充分展現了他對家鄉人民的一片關愛深情。
關于經商，他很早就把甘谷特産：辣椒粉和土毛衣的樣品拿給我們看過，也曾尋找門路，幫助推銷過這些産品。但因品質差，利潤低，都沒打開局面。但他向來疆做棉花生意的趙萬順提供資訊，打通關系，并幫助購買了十個大瓦斯罐，向四川、雲南經銷瓦斯，卻很快發達起來。至今趙的萬隆達公司已擁有 100 個瓦斯罐，成為甘谷老鄉中在新疆的首富。為此，趙萬順也以儒商的姿态常向家鄉貧困山區支援錢物，一次給希望國小捐款達4萬元。
1996年，李含英決心綠化家鄉門前的簸箕山，為甘谷人民創造一個休閑遊玩的勝地。他首先開家庭會，做通了親屬的工作，而後挨家挨戶動員附近的村民參與支援，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以土地入股的形式，集資開發這座荒山。他首先拿出 5 萬元買樹苗，發工資。以後他又通過駐軍首長，請當地部隊給以勞力支援，請縣政府提供了打井、提灌裝置，并動員幹部群衆義務勞動，修渠植樹。七年過去了，荒山變綠了。他年年回去幫助規劃發展，解決問題，并先後投入十萬元資金，促進了這“千畝林果、珍禽園”的建設。現在當初入股的農民已獲得良好效益，不僅蘋果、花椒樹連年豐收，就是李含英從新疆引進的薄殼核桃、庫車甜杏也結實累累。
去年春天，老李又回老家住了幾個月，他成天奔波勞動，不僅在山上又栽了一萬棵柏樹，而且把他前年帶去的100棵新疆速生楊已繁殖發展到了5萬棵。他說，這種一年就能長 4 米高的速生楊，兩年後就會發展到 50 萬棵。縣委書記也承諾要把這種楊樹推廣到全縣，為甘谷人民帶來綠色，增加财富。
李含英在綠化荒山的同時，還利用林間草地養起了大批珍禽。他從新疆引進的美國綠頭鴨、英國貴妃雞和馴化了的昭蘇大雁，已在那裡大批繁殖，供應市場。另有雲南孔雀和當地紅腹錦雞等十餘種珍禽也都活躍在山林之中，不僅吸引遊客，供人觀賞，而且能大量繁殖，也可以出售，增加收入。
李含英在埋頭綠化荒山，建立林果珍禽園中，聽到鄉親們向他反映鎮上幹部A錢腐敗的事。開始，他不敢相信，後來管賬的會計送來材料，他才大吃一驚，向縣委書 記反映，一時未見動靜，于是他直接去找天水市委書記， 以一個老共産黨員的身份要求查處。很快，市紀委書記 帶工作組下去調查後，立即逮捕了 3 名A錢扶貧款上百 萬元的主犯，進而搬掉了壓在群衆頭上的一塊石頭，有力 促進了當地政權建設。我曾向李含英說，這才是你幹的 又一件大好事，其意義不亞于你綠化了那座荒山。
但是，不幸的事發生了。他在 2003 年秋季又去甘谷 為“珍禽林果園”修建水果庫及有關設施時，一直到了冬 天還未回家。老伴幾次催他，他總說：“快了！搞完就 回。”但就在這時，住的土房中，火爐未壓好，夜間瓦斯中 毒，早上9點不見他起床，打開門一看他已昏迷多時。親 友們着急了，立即把他送到縣醫院搶救，縣委書記親臨病 房采取措施，鄉親們哭着請求醫院：“一定要救活李政委， 他是為我們才出問題的。”醫院也全力以赴救治，終于讓 他恢複了知覺。接着，蘭州軍區命天水軍醫院接他去進 一步治療，進高壓氧倉，這樣他才恢複了神智。現在，他 已被轉到烏魯木齊軍區總醫院治療，據說受損害的身體 沒 3 個月恢複不過來。當我每次去看他時，見他時有癡 呆情況，心中非常難受，但還要愉快地鼓勵他要樂觀、拼 搏，相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和老伴也都樂哈哈地 點頭。我想，現代高科技的醫療技術，加上李含英的積極 奮鬥精神，他的病一定能徹底治好。正如他自己已寫成 的一篇文章那樣：《争取要活10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