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李含英和我算是真正的老战友，从相识到现在已 50年了。特别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二人跟随前线指挥部，转战南北，亲临火线，形影不离。我们曾在茫茫雪地上背靠背睡过觉，也曾在印军堡垒中一起做饭吃。在那狂风暴雪的高山上我们并肩前进，在那激烈的战场上我们努力工作，共同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因之，我们从那时起结下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我离休到乌鲁木齐后，两人经常见面，无话不谈。而谈话交流总有所获，谈一次高兴一次，多日不谈，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心朋友“忘年交”吧！
李含英比我大两岁，早当兵一个多月。他是从甘肃甘谷参军后，随二军教导团一直徒步走到喀什的。我则在军部当摄影员，基本上是坐汽车进军新疆的。1952年他从教导团毕业，分配到二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而我在宣传部，大家生活在一起，很快就相识了。
但真正做到相知，还是在1956年部队再次精简整编，我们二人都到缩编后的组织科当干事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几年，都属于勤奋好学，埋头苦干的青年人，工作上相互支持，下部队争抢着去，射击训练都打优秀，劳动生产从不落后。特别是在工作之余，我们常切磋写作门道，因为在这方面他钻劲很大，常写点通讯报导、工作经验，被登上军内报刊。那时，他已有家室，有时我出差回来晚了，他就拉我到他家中下碗面条给我吃。
1962年夏，李含英被调到前线指挥部，上了喀喇昆仑山边防线上工作。当年10月边情紧急，我也奉调连夜上了中印边防，我们又同在前指政治部组织处工作。说来也有缘，我俩参加了整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从天文点到天南河谷，从拉多到巴里加斯；从日土到热琼山脊，我们都是一个工作组，担负着深入部队，协助动员，战场鼓动，参加救护，以及带领支前民工下送伤员、烈士，协助后续部队清理战场，掩埋印军尸体等工作。记得在打下天文点印军红山头中心据点后，印军飞机向我们俯冲过来。我俩立即高呼：“准备打飞机！”“谁打下飞机，给谁立功！”当印军飞机在火光熊熊的印据点上空空投物资时，战士们用所有长、短枪支都向它射击。这架苏制伊尔—14型印机负伤后被迫降在境外山谷中，至今我巡逻队在边界上还能看到残骸。同样，我们清点俘虏和印军尸体，并奉令押一名上尉军官到前线指挥部，经黎斌副政委通过英语翻译谈话后，让其写了召降信，由联络干部迅速拿到尚未打下的印据点前，进行过喊话召降。
在转战阿里碟木绰克地区时，我们俩人在大卡车上颠簸挨冻了三天三夜，终于到达狮泉河旁，在骑藏胞支前的马匹涉过冰凌激湍的狮泉河后，即转入雪地行军.一天一夜爬山下山，疲劳不堪。部队休息时，战士们在雪地上躺下就睡着了，我和李含英也背靠背枕到一块石头上睡着了。不一会，我被冻醒了，脚特别冷，而老李还在打鼾。我爬起来看了一下，战士们一个班一个排的铺几件大衣，再盖几件大衣，挤在一起睡得很香。但他们在蠕动中留出了缝隙，有的地方可以容纳进人的半个身体。于是我叫醒了李含英，我们两人钻了战士们的“空子”，把脚放进了人缝中，倒也安稳地睡了两个小时。
部队接着前进，走到已被我军占领的印军扎麻格热据点前。我俩到那半地下室中，看到在幽幽烛光下，李双盛副司令员正蹲在那里向十一团和炮兵团领导布署天明时攻打印中心据点拉多的计划。我们赶快退出向前赶路，但背着武器、挂包仍大汗淋漓。于是，我们俩脱下皮大衣放在一个碉堡中，轻装前进，想在天明时看到战斗情景。但当我们到达碟木绰克的印军拉多据点前时，在晨曦朦胧中看到的是我军战士们在那里活动。原来是敌人逃跑了，我八连、七连昨晚就已经占领了拉多。
拉多印中心据点拿下来了，前指通过四师电台发给我们工作组一个指令：立即向穿插到巴里加斯后方的部队送吃的。我和李含英去找了王洪杰副师长，请求他派刚从狮泉河中冒险开过来的一辆十轮炮车来完成这个任务。他同意了，我俩便带这辆车到拉多后侧的巴里加斯印军后方仓库。那里有数十间库房和一个小医院。李含英指挥战士们向卡车上装了一车印军最好的主副食品。因为我还有照相任务，所以就由我带着车上路，顺着印军的电线杆和他们修好的公路一直向西开去，途中见到印军丢下的一辆美式吉普车和一架苏式推土机，我都照了相。首先到卡日果，印军自己烧毁的据点还在冒烟，十团三营战士在狮泉河中抓鱼烤着吃；然后到拉干赫尔骑三团驻地，战士们围着火堆在烤野羊肉吃；最后到那喀栋通道小山上的四师侦察连，战士们饿得大多在太阳下睡觉。我向他们分别表达了前指首长慰问之意，给每个连都发了一袋大米、两袋面粉、一桶芒油（我们原误为蟒油）、一袋白砂糖、一麻袋核桃、两麻袋巴达杏仁、两箱炼乳罐头、一箱印度酒、一箱三五烟、还有辣皮、干洋葱和洋芋、豌豆、杏子、菠萝等罐头各一箱。战士们高兴极了，拿回去赶快做饭吃。侦察连的同志们则说：“只要有吃的，让我们在这里守多久都行。”
当我返回时，在拉干赫尔的一个山包上看到了前指首长正在向境外观察。我爬上山头，向徐国贤副司令员和何家产司令员简要汇报了一下向部队送食品的情况，并拿出相机给他们拍下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而后又到骑三团拉上他们抓的 7 个俘虏，由副驾驶员拿上我的手枪押着他们，到拉多后正好交给了刚到达的联络处同志。这时，李含英已按前指首长指示，将大量英、美造的火炮、武器让后勤部拉走外，还将大量食物、毛毯、油料、木材等物资移交给了我阿里地区噶尔县工作队。记得，我们和工作队同志还一起开过一次群众座谈会。当地藏族同胞悲愤控诉印军欺压他们的罪行，强烈要求解放军要保护他们。但为了缓和与印度的关系，我军还是按中央决策撤回了原驻地。第二年，印军虽又侵入巴里加斯以外 450平方公里的地方，但拉多以内的 1450平方公里的地区，他们再未侵入。
最后一战是在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的两侧山头上打的，我和李含英又到十一团三营随部队一起去拔除印军8、9号据点。从部队动员开始他在八连，我到九连，帮助连队做政治思想工作。11月17日夜，他随八连从热钦沟中爬上 5000多米的印军 9号据点侧后，而我随九连从无人走过的热琼沟中爬上 5200高地前的印 8号据点旁。当天色微明，三发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时，我炮兵群向敌阵地倾泻了大批炮弹，接着步兵发起冲击，九连首先拿下8号，七连接着攻克9号，但八连在打下敌连部后，却遇到了一个炮兵阵地的顽抗，前去支援的九连战士王忠殿舍身炸毁了这个大碉堡后，战斗才胜利结束。这时，我和李含英已分别带来藏胞支前驮运队，帮助连队驮下了我军全部伤员、烈士，而后又驮下了我们抓的5个俘虏。
根据前指要求，我和老李，还有秘书彭禹成，翻译闫世杰，分头跑遍了整个阵地，逐一检查了印军的尸体，收缴有关文件，但我们要找的密码却从未找到一本。大家回来后，坐在一个印军碉堡中，一面汇报情况，一面做饭吃。这次歼灭战打得非常好，我在一个草图上，标出的印军死尸是 136 个，如加上 5 个俘虏，共歼敌 141 名。而所谓做饭，就是用罐头盒装上印军石油，点燃后烧开一桶芒油，再用印军面粉、白砂糖和雪水一拌，用手抓起下油锅，炸面疙瘩吃，真是又甜又香。不仅我们吃这个，上来的支前藏胞也吃这个。这样，他们劲头很足，用马匹、牦牛三天就搬完了印军阵地上的所有武器弹药和有用物资。
当天下午，暴风雪来临，电话线架上了山顶阵地。前指首长传来指示，让部队掩埋好印军尸体。我和李含英去向刚换防上来的十团三营于德贵营长传达了任务，并协助各连寻找尸体，在雪地上挖坑掩埋，或集中尸体在碉堡中，推倒那用小麻袋装着砂土的墙壁加以掩盖。记得暴风雪越来越大，我和李含英迎风走着，面如刀割，也噎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们转过身退着走，但一会儿两个大衣口袋中就填满了飞雪。当我们将情况上报后，何家产司令员当即指示：“所有能用来防寒的物资，都可以让部队使用，不能让战士发生冻伤。”我们又立即将此指示传达给了于营长，他又让通讯员传遍了几公里长的阵地。因此，战士们或用木头，石油生火取暖，或用印军黑色毛毯、木棉睡袋睡觉，大多安然无事。而守卫在 5200 山顶上的一个排，因无碉堡物资可利用，一夜冻伤了21人。
我和李含英就这样经历了中印边境战斗，生活虽极其艰苦，但情绪始终高昂。我们最后撤下阵地，回到前指后，没帐篷住，我们就在首长的大帐篷旁边搭块雨布，两人头顶着头睡。有时，我们肚子饿了，他认识人多，不是到这个边防哨所拿两个饼子，就是到那个连队混顿饭吃。我和他在战场上曾两次丢掉过脱在半路的皮大衣，每次都是他找后勤部给我们领来了新大衣。总之，和他在一起衣食无忧，精神愉快，这大概也是我们同甘共苦中获得的战友深情吧！
1963年，前指撤销，政治部人员大部被调到了新疆军区政治部，而我仍回南疆军区。这样我们就分开了，一分就是30年。但我们始终没有断了联系。因为李含英在新疆军区组织部工作，而我仍在南疆军区组织处，不仅工作上有来往，而且他下部队，我去上面开会，总有机会见面说话。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有时看法不一致，但我们都是听对方述说，从未影响战友感情。80年代，他当了十一师副政委，以后又当了军医学校政委，而我先当了阿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当了军分区政委，到乌鲁木齐开会见面的机会仍不少，每次见面都要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一阵。因为他是个性格外向的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解决了什么问题，总要向老战友倒出来才痛快。记得一次，军医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他拉我去参加了阅兵式，并请我这个“来宾”讲了话。因为他要借阿里军分区政委的希望，动员毕业学员到艰苦的边防线上去。事实上，那年他首先将他的孩子周新分配到了阿里军分区工作。
1993 年，我离休到了乌鲁木齐的新疆军区第四干休所，而他早两年也离休在家，这样我们来往就更多了。加之他的夫人周香谭和我老伴戴桂芳在疏勒县时就是好朋友。他家的一切情况我了解，我家遇上什么问题，也常向他请教。说老实话，如果我们多日不见，就会打电话问候一下。
李含英工作一贯积极，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使离休下来，也是这样。他曾对我说：“人老了要找点事干，就像一把铁掀，你越使用，它越明亮；你若不用，就会生锈。”因此，他在退下来的十多年间，还是不停地劳动，干了不少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在支援他的家乡建设，为父老乡亲办好事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产生了良好影响，不仅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与尊敬，而且被选为“老有所为”的离休干部，受到了新疆和兰州军区的表彰。
李含英离职休养后，回老家甘谷一看就觉得心中难受，因为群众的生活还很苦。因此，他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乡人民做点事。开始，他动员当地农民和青年到新疆来务农、打工、经商。如他曾拿出自己的粮、油甚至锅碗瓢盆支持不少农民到乌鲁木齐承包了菜地。没有资金，他便借钱给他们，并四处联系买来便宜的钢材、木料等帮助他们建起第一批温室。没过几年，这些乡亲们凭自己的勤劳，大多发家致富了，从而引来了更多的甘谷老乡到新疆安家落户。最近，他又传递信息，帮办手续，在乌鲁木齐建立起了甘谷劳工服务站，为安置家乡数万劳力到新疆打工开了方便之门。另外，他还鼓励家乡的一个蔬菜站走出国门，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去承包了土地，创办了蔬菜种植基地，预计两年就会大见成效。
有一次，李含英把我拉去看望过在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中美克家俱公司的数百名甘谷子弟。在座谈中，他不仅严格要求青年工人们努力劳动，学好技术，而且针对他们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大家遵纪守法，勤俭节约，不给家乡父老丢脸。他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很受感动，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家乡人民的一片关爱深情。
关于经商，他很早就把甘谷特产：辣椒粉和土毛衣的样品拿给我们看过，也曾寻找门路，帮助推销过这些产品。但因质量差，利润低，都没打开局面。但他向来疆做棉花生意的赵万顺提供信息，打通关系，并帮助购买了十个大煤气罐，向四川、云南经销煤气，却很快发达起来。至今赵的万隆达公司已拥有 100 个煤气罐，成为甘谷老乡中在新疆的首富。为此，赵万顺也以儒商的姿态常向家乡贫困山区支援钱物，一次给希望小学捐款达4万元。
1996年，李含英决心绿化家乡门前的簸箕山，为甘谷人民创造一个休闲游玩的胜地。他首先开家庭会，做通了亲属的工作，而后挨家挨户动员附近的村民参与支持，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以土地入股的形式，集资开发这座荒山。他首先拿出 5 万元买树苗，发工资。以后他又通过驻军首长，请当地部队给以劳力支援，请县政府提供了打井、提灌设备，并动员干部群众义务劳动，修渠植树。七年过去了，荒山变绿了。他年年回去帮助规划发展，解决问题，并先后投入十万元资金，促进了这“千亩林果、珍禽园”的建设。现在当初入股的农民已获得良好效益，不仅苹果、花椒树连年丰收，就是李含英从新疆引进的薄壳核桃、库车甜杏也结实累累。
去年春天，老李又回老家住了几个月，他成天奔波劳动，不仅在山上又栽了一万棵柏树，而且把他前年带去的100棵新疆速生杨已繁殖发展到了5万棵。他说，这种一年就能长 4 米高的速生杨，两年后就会发展到 50 万棵。县委书记也承诺要把这种杨树推广到全县，为甘谷人民带来绿色，增加财富。
李含英在绿化荒山的同时，还利用林间草地养起了大批珍禽。他从新疆引进的美国绿头鸭、英国贵妃鸡和驯化了的昭苏大雁，已在那里大批繁殖，供应市场。另有云南孔雀和当地红腹锦鸡等十余种珍禽也都活跃在山林之中，不仅吸引游客，供人观赏，而且能大量繁殖，也可以出售，增加收入。
李含英在埋头绿化荒山，创建林果珍禽园中，听到乡亲们向他反映镇上干部贪污腐败的事。开始，他不敢相信，后来管账的会计送来材料，他才大吃一惊，向县委书 记反映，一时未见动静，于是他直接去找天水市委书记， 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查处。很快，市纪委书记 带工作组下去调查后，立即逮捕了 3 名贪污扶贫款上百 万元的主犯，从而搬掉了压在群众头上的一块石头，有力 促进了当地政权建设。我曾向李含英说，这才是你干的 又一件大好事，其意义不亚于你绿化了那座荒山。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他在 2003 年秋季又去甘谷 为“珍禽林果园”修建水果库及有关设施时，一直到了冬 天还未回家。老伴几次催他，他总说：“快了！搞完就 回。”但就在这时，住的土房中，火炉未压好，夜间煤气中 毒，早上9点不见他起床，打开门一看他已昏迷多时。亲 友们着急了，立即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县委书记亲临病 房采取措施，乡亲们哭着请求医院：“一定要救活李政委， 他是为我们才出问题的。”医院也全力以赴救治，终于让 他恢复了知觉。接着，兰州军区命天水军医院接他去进 一步治疗，进高压氧仓，这样他才恢复了神智。现在，他 已被转到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治疗，据说受损害的身体 没 3 个月恢复不过来。当我每次去看他时，见他时有痴 呆情况，心中非常难受，但还要愉快地鼓励他要乐观、拼 搏，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和老伴也都乐哈哈地 点头。我想，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技术，加上李含英的积极 奋斗精神，他的病一定能彻底治好。正如他自己已写成 的一篇文章那样：《争取要活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