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溫暖的午後，我第一次知道了燕京大學這個名字，當時漫步在北大校園，偶然瞥見一個男生身穿某社團的文化衫從我眼前走過，那衫上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九個字。
當時我正處于大學生涯中常見的迷惘時期，，對于未來的方向、人生的價值感到迷茫，但卻因為這九個字而在迷霧當中得了許多的亮光。
後來随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了解到這九個字背後所蘊含的曆史和故事，這九個字是曾經的燕京大學校訓，是這所大學精神的象征，而北大之是以被叫做燕園，是因為北大的核心區域——未名湖與博雅塔，以及周邊的大部分近代建築，皆為曾經的燕京大學舊址，是多少燕京學子求學、思考、探索的地方，也是他們放飛夢想、追求真理的起點。
而提到燕京大學，就不得不提的是這所大學的首任校長——司徒雷登，他曾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濃厚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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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備受壓抑的外交家
須知司徒雷登比燕京大學要更有知名度，直到現在都還有很多人時常提到他的名字，甚至曾經被收錄進學校的書本當中，而且建國後，還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于他有關，而文章的标題則是《别了，司徒雷登》。
不過這整篇文章當中，真正關于司徒雷登其人的内容，隻有短短幾行字，偉人更多的則是批判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司徒雷登是一個愛中國的美國人，但是他的愛卻被教員所懷疑，這讓他有了一個僞君子政治家的形象，但是讀過他在日本人的監獄中寫就的《在華五十年》後，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疑惑，寫出這樣文章的人，真的是僞君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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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國的美國人
想象一下，如果我置身于和平年代的繁榮新中國，手握985著名高校的博士學位，卻在畢業之際做出了一個與衆不同的選擇。沒有像衆多同學一樣參加校園裡如火如荼的校園招聘，而是堅定地告訴父母，我準備前往炮火紛飛的巴基斯坦，去教授中文。那裡的人民正缺衣少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至于原因？
沒有原因！我深愛着那裡的人民。
我想我的父母聽到這個決定後，他們的反應肯定會如同被冷水澆頭一般驚愕。他們或許會懷疑我是不是失戀了，或是發燒說胡話，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被敵對勢力迷惑了。畢竟，在他們的眼中，巴基斯坦是一個充滿危險和恐怖的國家，而我即将踏入的是一個未知且充滿挑戰的環境。為了阻止我，他們可能會用盡各種方式，舉各種各樣的例子勸我。
但是當28歲的司徒雷登，在美國完成博士畢業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攜新婚妻子一起做出了一個類似上文的決定，毅然決然的告别美國，選擇前往正處于戰火之中的中國，而他的父母卻沒有絲毫組織，反而對他的決定很是贊同。
因為司徒雷登的父母堪稱是“硬派旅行者”，在很久之前，他們還年輕的時候，就曾選擇離開美國，前往剛剛過太平天國戰亂，一片廢墟瓦礫的杭州傳教授業，想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傳教士的虔誠）。
司徒雷登的母親還在萬難之中建立了中國的第二所女子中學，并且為學生免除學費，還提供食宿和衣物，更是要求女學生不許纏足，家裡也不許對這些女學生包辦婚姻，而這很是改變了一些中國女性的教育格局，為中國培養了一批進步學生。
後來這對敬虔的夫婦在杭州生下了司徒雷登，是以說司徒雷登雖然是一個美國人，但是卻出生在中國，并在中國慢慢長大，直到十一歲才回到美國。
清華校長梅贻琦曾深情地吐露出他的心聲：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大概意思是在一個地方長大，對一個地方就有家鄉的愛，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卻是個例外，雖沒有出生在中國，卻用了一生愛中國，死後更是葬在了西子湖畔。
不僅如此，他們還願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獻給這個正處于長時間戰亂中的國度，讓司徒雷登繼續為中國服務，而這種不計回報又無緣無故的愛，我想是難以假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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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的高材生
事實上司徒雷登最初是非常抵觸回中國的，他在自己的自傳中坦誠了自己的最初抵觸。
這種抵觸源于他年幼時的特殊經曆，十一歲那年，當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國上學時，東西方文化的巨大落差讓他倍感不适。他努力适應，才終于取得了母國認同。
是以即使在大二時，他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召喚，想要回到中國，但他仍然對那裡的生活充滿了疑慮和不安。他害怕自己會在街角的小教堂裡和廟會上，對着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然後被人戲弄；他害怕自己不得不像個推銷員一樣，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他害怕自己要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而無法專注于學術研究，過着一種現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這些細緻入微的描述，無疑源于他幼年時對父親傳教生活的深刻觀察。作為傳教士的兒子，他深知傳教尤其是在中國傳教，并非一種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需要完全犧牲、舍己為人的生活。正如聖經中所描述的基督形象：“人子來，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
然而，在經過長久的掙紮和徹夜禱告之後，司徒雷登最終選擇遵從内心的召喚，與新婚妻子一起踏上了前往這個古老國度的旅程。從此，他在中國度過了四十五年的時光，用一生來回應那份呼召。
這種看似愚拙、不計代價、義無反顧的逆向行駛，正是他内心深處對信仰的堅定和執着，這如何是能夠假裝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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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偉大的校長
1904年，司徒雷登夫婦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們的心中滿懷着對這片古老國度的熱愛與期待。僅僅三年後的1907年，他們便積極投身教育事業，協辦了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為中國的教育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1908年，司徒雷登遷居南京，出任金陵神學院的希臘文教授，他的學術造詣與熱情教學赢得了廣泛的贊譽。
然而，真正的挑戰與機遇在1919年等待着司徒雷登。那一年，他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的校長。聽起來這似乎是一段青雲直上的履曆，頗為風光。然而，背後的真相卻遠非如此。當時的燕京大學，所有的财産加起來不過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以及一間教員辦公室。而更為嚴峻的是，學校經費匮乏。
與梅贻琦執掌清華時的充裕經費相比，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一文不名。
是以司徒雷登在自傳中，将這一段時光中的自己比作乞丐，總是在各個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之間周旋籌款，或是騎着毛驢逛遍北平，想要為燕大尋找新校址。
而司徒雷登無疑又是充實的，他用了僅僅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的建成了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輪美奂的燕園，并且還為這所新生的大學配備了大師教授。
燕京大學，這所由司徒雷登先生引領的高等學府，打破了教會學校的傳統束縛，以其獨特的眼光和開放的姿态，将周作人、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颉剛、錢玄同、埃德加·斯諾等一大批當時中國最傑出的教授學者收入“囊中”。這些教授們不僅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有着深厚的造詣，更是為燕京大學注入了獨特而鮮明的學術氣質。
也正是在這樣一群優秀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享譽世界的學術機構“哈佛—燕京學社”應運而生。
當年的燕京大學，實力不容小觑，不比今天的北大差，在其短短33年的建校曆史中，雖然收入的學生不到一萬人，卻孕育出了4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在二戰期間，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更是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崗位，這份榮譽和成就，足以證明其在當時的高等教育界的獨特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燕京大學在短短的時間裡收獲了高達二百五十萬美金的捐款，但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卻始終保持着清苦的生活态度，辭世之時與梅贻琦一樣，揮一揮衣袖，沒帶走半片雲彩。
司徒雷登的這些努力，可以說是彪炳史冊的功績，絕不能隻用一句“（他）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就加以概括。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不幸病逝于他們心愛的燕園，而司徒雷登先生之後也未再娶妻，之後的每天清晨起來，他都會去妻子墓前靜坐禱告。
将自己深愛之人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學校中，這是至死不渝的深情，難道能說司徒雷登對燕園的愛是假的？
1941年，太平洋戰争的烽火點燃了整個亞洲大陸。日本憲兵隊闖入燕園，随意逮捕了18名燕大師生，其中包括了作為校長的司徒雷登先生。他被關押在山東的集中營中，在那裡度過了漫長而艱苦的四年。
然而，司徒雷登先生的信念與堅韌卻從未被磨滅。在出獄後的第二天，他便毫不猶豫地投身于重建燕大的工作中。他深知，這所學校不僅僅是一所教育機構，更是培養未來國家棟梁的搖籃。當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學再次迎來了開學季，仿佛是對那段黑暗曆史的最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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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慘的老人
1949年，中美關系正處于微妙的僵局之中，司徒雷登，這位曾在中國土地上留下深深烙印的人物，黯然離開了他的第二故鄉。他的離去，如同那個時代中美關系的一個縮影，充滿了無奈與遺憾。而回到美國僅三個月，他便中風倒下，後半生都在病榻上度過。
1952年，燕京大學，這所曾承載着司徒雷登無數期望與夢想的學府，在曆史的洪流中消失。在香港，它的一部分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似乎在異地他鄉延續着它的生命。而在中國大陸，它的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學，工科并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則并入北京政法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政法大學。這些變遷，仿佛是對司徒雷登一生努力的另一種诠釋。
1962年，司徒雷登在病榻上靜靜地離世。他的葬禮上，響起了中國名曲《陽關三疊》。那悠揚的旋律，如同他一生的寫照，充滿了滄桑與感慨。
寫到這裡，我不禁為這位曾被譽為“舉世無仇敵”的燕京大學創始人感到唏噓不已，他的晚年，竟落得如此凄涼，落得個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晚景，真是讓人不勝感慨。
在司徒雷登臨終之際，他的心中滿懷着深深的情感和遺願。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盡頭時，他希望能完成兩個重要的遺願。
一是将周總理送給他的明代彩繪花瓶還給中國，二是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園，安葬在妻子的墓旁，在這裡他們共同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在司徒雷登心中，燕園和妻子的墓是他最親近的地方，他希望能在那裡安息，與妻子永遠相守。
可惜的是時光荏苒，此時的燕園已經變成了北大的燕園，他妻子的墓地成了北大的體育活動場所，而他們曾經相濡以沫的臨湖軒則變成了北大的會客廳。
哎，偌大的一個燕園，卻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後人也隻能将他的遺骨輾轉歸葬他的出生地——杭州，還好這裡也是中國，不是嗎？
老校長走了，但是他的學生卻都還記得他，畢業于燕京大學的冰心談論司徒雷登時曾說：
這個将自己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教育，照顧過成千上萬人的生老病死。然而，命運卻對他如此不公，他的葬禮無人參與，他的名字無人紀念，仿佛他的一生都被世人所遺忘，他的愛被視為假裝，他一生的心血被徹底肢解，成為了一個犧牲品，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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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忠實的奴仆
哈佛大學的校訓“真理”，代表着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事實的尊重；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自由”，則表達了對個人發展和思想自由的推崇。普林斯頓大學的校訓“服務”，則強調了社會責任和公民義務的重要性。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則巧妙地融合了這三者，以簡潔而深邃的語言，诠釋了教育的最高目标。
教育是為了更好的認識真理，因為真理方能使人自由，這自由不是讓你成為人上人，然後得到驅使人的自由，而是為了更好服務他人的自由。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踐行的“行勝于言”一樣，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踐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訓，以自己的言行和行動，诠釋教育的真谛。
司徒雷登所拟定的校訓，不僅是對燕京大學師生的期望和鞭策，更是對全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啟示和引領，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歡一首詩，這裡給大家分享一下：
司徒雷登杭州墓園的墓志銘上，隻刻着“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然而這卻是對他的最高贊譽。他已經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真正的英雄，一個無畏的戰士，一個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懷念的人。
他無需留戀這個世界的繁華與虛榮，因為在他心中，已經收獲了來自更高天國的獎賞。那召他前來的使者，早已賦予了他超越塵世的榮譽和認可。——那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無論地上的骨灰葬在何處，在天國我們終能重逢，他的精神和信仰永遠長存。
他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他是一些人眼中“裝着愛中國”的僞君子政治家，是蔣介石眼中不受歡迎的人，同時也是美國人眼中對華政策失敗的罪人。
但在燕大的校園裡，他卻是一位傳奇般的存在，他是那些莘莘學子心中“永遠的燕大老校長”，是他們敬仰和崇拜的對象，他是燕大師生的保護者，是師生們心靈的慰藉，是被日軍關押近4年的不屈者，聞一多先生曾稱贊他，說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中國人民的朋友”。
真的極少有一個外國人能像司徒雷登這樣，對中國近代史影響如此深遠，他生于中國也葬于中國，一生做“中國人多于美國人”；作為教育家，他建立燕京大學，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作為美國駐華大使，他見證了國民黨失敗的整個過程；作為中國走向現代的親曆者，他目睹了這個國家所承受的成長的傷痛。
他身份複雜，既是傳教士，又是外交官、還是教育家，然而，盡管他的影響力廣泛，但司徒雷登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台灣，蔣介石公開表态不歡迎司徒雷登。而在内地，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更是讓他的形象被一錘定音。這篇文章似乎為司徒雷登的評價設定了基調，使得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未能擺脫這種負面評價。
是以，由于種種原因，對于司徒雷登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讨。然而，這位傑出的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他對于中美關系的發展、教育事業的推動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要想了解司徒雷登和那段真實的曆史，最好的方式莫過于閱讀他自己的回憶。為此特别推薦《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
這無疑是一部極具權威性和可讀性的作品，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在曆史上的中美兩方曾有過如此全方位的“蜜月期”，而且對現代中國也有如此深的影響。而司徒雷登的一生，恰恰見證了美國對華的全部努力與失敗；《在華五十年》，就是一部美國試圖使中國變得跟自己“一樣”，卻最終失敗的曆史：
他寫家世和作為傳教士的使命，是寫一種宗教和信仰上的努力，以此為筆，繪制出一幅宗教與信仰交織的壯麗畫卷；談及籌建燕大與擔任校務長的經曆，透露的是對教育文化的熱愛與敬畏；而在駐華大使任上的經曆，是寫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努力。他寫的是自己的挫敗、失望和焦慮，更是美國介入國共事務時焦灼糾結的心态與無法改變的失敗感。
司徒雷登在華的這五十年，是中國曆史劇烈變動的五十年，這讓他得以目睹數個政權的更疊，他一生的起落沉浮均對應着中國社會的脈動和深刻的曆史背景。
《在華五十年》以第一手史料的獨特視角，深入揭開了1899-1949這段曆史最受忽視的一面，它不僅僅是對曆史的簡單記述，更是用真實的細節，生動地展現了民國時期教育的奇迹般崛起，以及中國向現代轉型過程中那些被忽略的推動者，抗戰中的另一種抵抗，國共戰争中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意圖……
由于他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毫不避諱，是以大陸的絕大多數司徒雷登回憶錄都是節譯本，經過删選，而本書是個例外，它是無限接近“全譯”的版本，出版實為不易，現在前往抖音搜尋“夏蟲欲飲冰”，關注後點選櫥窗，搜尋本書，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