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年僅27歲的中國女留學生程逸翾倒在了兇手的刀下。
她遇害的地點是悉尼東郊一處繁忙的購物中心。這裡不僅是遊客集聚地，也是附近居民休閑娛樂的主要去處。距離最近的居民，隻需要步行200米，穿過一條馬路便可到達。
沒有人能想到，在一個尋常的周六下午，一個身穿運動服、看上去平平無奇的中年男子，手持三十公分的刀具，沖向毫無防備的人群。
據中文媒體報道，當時正在購物的中國遊客洪女士回憶，她最開始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忽然就聽到一陣尖叫，然後看見有人在往外面跑……我從上往下看到三樓一位女性倒在血泊中，胸部受傷……還以為是有人墜樓”，她這樣說道。
兇手喬爾·考奇在上樓時被白衣路人使用工具攔截
直到洪女士跟着人群躲進商店避難時，有人用中文告訴她，有人持刀殺人。
後來看報道，洪女士發現行兇者的行兇軌迹，與自己當天的購物路線居然高度重合。“如果我在某家店付款多耽誤幾分鐘，那我就會和兇手迎面相撞”，對此，她仍心有餘悸。
洪女士是幸運的，因為随着案件細節曝光，警察發現，來自昆士蘭州的行兇者喬爾·考奇并非随機殺人，他似乎有意地避開男性，向女性下手。
此次襲擊是2017年以來澳洲發生的最嚴重的大型暴力事件，共造成6死12傷，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其中包括澳洲億萬富豪之女道恩·辛格爾頓。唯一一名被殺害的男性，是商場保安。
六位受害者
即便是在澳洲這樣一個大力推進性别平等程序的國家，也面臨着嚴峻的性别暴力問題。
近兩年，頻繁見諸報端的性别暴力事件，将女性在公共空間和親密關系中的不安全感，擺在明面上，對此，澳洲人難免自問，一個社會需要做到哪一步才算足夠？
女性是目标
根據目擊者拍攝的現場視訊，這次襲擊案中，行兇者似乎不敢，或是不傾向于和男性發生正面沖突。
當行兇者試圖乘坐扶梯抵達另一樓層行兇時，一名白人男性通過揮舞電梯護柱成功逼退了他；在行兇者沖向一家五口時，身材健碩的男主人選擇硬碰硬，擋在了家人身前，這使行兇者放慢了步伐，并最終選擇轉身離去；即便有男性與行兇者迎頭撞上，并慌亂摔倒，行兇者也未對對方下手。
最終，正在附近執勤的女警察艾米·斯科特率先趕到現場，她對行兇者大喊“放下刀”，在後者刺向她的瞬間，果斷開槍将其擊斃。
至于行兇者是否真的基于性别選擇襲擊目标，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局長凱倫·韋伯對此表示：“對我來說，這很明顯，對其他警員來說也很明顯，這是一個調查方向。”
執勤的女警察艾米·斯科特
面對公衆的熱烈讨論，當地警方表示，這起案件的調查程式，可能需要耗費數周甚至數月，但他們向公衆确認行兇者有精神病史，并排除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目前仍不清楚為何行兇者要對女性下手，但其父親安德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的兒子也許是因為“找不到女朋友而生氣”，并透露考奇“不善社交”，“對刀具很着迷”。
總之，六條無辜的性命，就這樣被他殘忍剝奪。其中有正在悉尼大學讀書的中國留學生，有剛剛購買好婚紗準備結婚的道恩·辛格爾頓，也有剛成為母親不久，正帶着女兒逛街的醫生阿什·古德。
有目擊者表示，身負重傷的古德，按壓着自己孩子的傷口，試圖為其止血，并在尚存力量之時，将女兒交給了路人。最終，這個九個月大的女嬰保住了性命。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稱這起案件“震驚全國”，要求對襲擊事件進行全面調查，并從中吸取“安全教訓”。與此同時，澳洲多地降半旗悼念遇難者，人們自發地前往事發地附近獻花悼念。
在這樣沉重的氛圍中，女性在公共場所的不安全感問題，被再次擺在了明面上。
不安全感
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不安全感，并非公共場合暴力襲擊事件的後遺症，而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的議題。
早在2016年，澳洲就針對女性安全問題啟動過一次全國性調查。資料顯示，三分之一（30%）的15至19歲澳洲年輕女性表示，會在天黑後會避開公共場所，約23%的女性認為，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安全。
如何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安全感，一直是澳洲政府十分重視的性别議題。比如，讓女性參與到如何改善公共空間的決策，再如日常生活空間的改變，公共廁所的設定、固定牆壁的去除和塗鴉的清理等。
這樣的努力，也帶來了實際性的回報。根據咨詢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釋出的年度《全球财富移民審查》，近年來，澳洲多次位列全球女性最安全國家的榜首。
的确，很多澳洲人都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國家。畢竟，澳洲有着嚴格的槍支和刀具管理辦法。每當悉尼商場襲擊案這樣的暴力事件發生時，人們才意識到，解決性别暴力問題，任重道遠。
事實上，性别暴力不光發生在公共空間，還藏匿于外人難以察覺的角落，它們根源于廣泛存在的社會性别不平等和文化規範問題。
去年10月，同樣在悉尼，21歲的水球教練莉莉·詹姆斯被同校24歲的曲棍球教練保羅·蒂傑森殘忍殺害。在事發當晚，兩人在學校見面并發生争吵。随後，保羅便尾随莉莉進了體育館衛生間。當警方在體育館浴室内發現莉莉時，她已經死亡，頭部多處遭受錘擊。
據報道，兩人此前曾有過短暫的戀愛關系。
有研究指出，澳洲主流新聞媒體報道女性遭受暴力時，很少将其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中讨論。于是，一個起接一起的案件，就被塑造成了孤立事件，或是一種“意外”。
冰山之下的現實是：根據去年澳洲統計局提供的最新資料，15歲以上的澳洲女性中，有39%遭受過暴力侵害，這一比例與男性相當，但遭受親密伴侶或家庭成員暴力的比例（27%）和性暴力的比例（22%），要遠高于男性。不少組織和學者，都将基于性别的暴力描述成一場“國家危機”。
這樣數字，讓不少人感到不解：為何在一個不斷更新相關法律舉措、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的國家，此類暴力行徑仍然會愈演愈烈？為自己負責
如何解決性别暴力問題，澳洲有着明确的規劃。
2010年，澳洲政府推出了《全國計劃——減少對婦女及其子女的暴力》，詳細規劃了從2010年到2022年間減少家庭和性别暴力的目标和政策，為防範相關暴力問題建立起一個長期的政策架構。
在國家計劃之外，澳洲各州和領地政府也通過一系列法律和法規，旨在提供更好的保護措施，加強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應對。
2022年5月，澳洲工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斯成為新任總理。與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相比，工黨在性别議題上更加進步。同年10月，澳洲政府對全國計劃進行了更新，制定了新的10年國家目标，以圖結束基于性别的暴力，這不可不說是一種雄心壯志。
隻是，無論是哪個黨派執政，在性别政策上的差異，已經不再像舊時那麼明顯，因為新自由主義已逐漸使黨派差異變得日益模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開始席卷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強調市場自由化、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減少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直接幹預的思潮，無疑也影響到一國對待性别問題的方式。
當時，伴随着霍克政府的上台，澳洲性别平等立法也開始從社會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其中，于1984年頒布的《性别歧視法》，可以算是澳洲社會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的成果，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多次試圖提高該立法效力的努力都失敗了。
當原本傾向于平等的天平，開始向自由倒去，帶來的影響是全方面的。
在新自由主義語境下，效率優先，這雖然不代表不注重性别平等舉措，但在決定優先事項時，對生産力的考量變得日益突出。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是以被廣泛接受，原因之一在于，其對生産力提升和經濟增長存在積極影響。目前，這種積極效應，已成為為性别平等政策“融資”的有力工具。
女性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雙赢，無疑是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但性别的結構性問題，還是沒有撼動。女性的确進入了勞動力市場，但在職場中，“玻璃天花闆”依然難以打破，挑戰依然巨大。
這種決策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政府成功将管理生育率和經濟效率的責任，轉移到了個人身上。這種強調個人主觀能動性，要求個人進行自我管理的做法，也部分解釋了為何性别暴力問題依然泛濫，因為它成功将社會問題個人化。
2022年，澳洲對于同居伴侶暴力、情感虐待和經濟虐待的發生率的統計，女性受傷機率均比男性受傷機率高
具體到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不安全感，英國學者吉爾·瓦倫丁曾在《女性恐懼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Women"s Fear）一文中指出，出于恐懼，女性每天在使用公共空間時，都進行了妥協。為了避免潛在的威脅和不安全，女性常常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行為、路線選擇和活動時間。
這種主動的“戰略選擇”，之是以普遍存在，是因為提高自我安全意識并在公共空間及時規避危險，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女性個人的責任，而非社會應共同承擔的責任。
這也是為什麼當性侵事件發生時，社會上仍會存在強調女性應該盡量避免獨行、甚至要求注意着裝“得體”的言論。
北歐悖論與暴力的可見度
如何抗衡這種危險傾向，也許在于政府不應該在性别有關的事項上過于“自由”。
但是問題也在于，即便在更強調政府管理職能的國家，也不意味着可以徹底告别性别暴力問題。
北歐國家，普遍被視為性别平等的模範。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3年釋出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數，冰島排名世界第一，連續第14年保持榜首地位。芬蘭、挪威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在瑞典，政府内部和議會中女性代表比例非常高，甚至多次出現過性别平衡的内閣。
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北歐國家一直傾向于通過強有力的政府幹預，全面的立法措施和廣泛的社會支援體系，來推動性别平等。
WEF2023年釋出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數
而人們普遍認為，高水準的性别平等，也會帶來女性更安全的處境。但北歐國家有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高發率、性别平等的高水準，明顯沖突并存，這種現象被學界稱為“北歐悖論”，且未能得到一種共識性的解釋。
2014年，歐盟基本權利機構調查顯示，盡管北歐國家在性别平等得分最高，但女性終生遭受人身或性暴力侵害的發生率，也是歐盟國家中最高的。其中，丹麥和拉脫維亞排在第一，60%的女性遭受過性别暴力，芬蘭排在第二。而勞氏基金會2023年的一份報告也顯示，在工作場合，北歐女性遭受暴力和騷擾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其中芬蘭（48%）、冰島（42%）、丹麥（42%）、挪威（42%）和瑞典（37%），遠高于全球21%的平均比例。
有學者将其解釋為，這種暴力是性别平等運動的反彈，以及随之誕生的其他意想不到的風險，或者，北歐特殊的酒精消費模式，加劇了針對女性的暴力侵害，再或者，推進性别平等的政策，與維持性别權力不平衡的現實之間，存在着脫節。是以有人質疑北歐模式是否失敗。
反彈論在學界較為普遍，其認為，對平等的要求，可能會使兩性之間的沖突變得明顯，并引發更多的摩擦、沖突、日常權力談判和侵犯行為。
挪威内閣成員中近一半是女性
更進一步，性别等級秩序不受幹擾時，可能不“需要”暴力來維持性别特權。當男權的屬性變得不那麼明顯時，就可能采取訴諸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一如歐美社會近些年流行的非自願單身（Incel），認為是女性奪走了他們的交配權力，這帶來了普遍的厭女情緒。美國FBI的資料顯示，2015—2020年，北美地區至少有50起謀殺案與Incel的煽動有直接聯系。
回到北歐，高水準的性别平等，真的意味着更高水準的性别沖突嗎？其實未必，更可能的現實是，女性的恐懼和遭遇，得以被看見、被承認。
2021年，一份基于瑞典南部的定量研究表明，北歐悖論反映出一點，瑞典性别暴力侵害的披露程度和可見度，普遍比其他社會高。事實上，由于各國法律、文化規範等不同，暴力犯罪的界定、可讨論、被承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無論如何，總得有一個開始，即便在某些情況下，步子沒法邁得很大，但行動仍然具有意義，訴諸公衆的讨論仍然具有價值。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