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罵很久的基金傭金下調，金融圈造富神話又破滅一個

冰川思想庫

2024-04-24 10:44釋出于浙江冰川思想庫官方賬号

從過去兩年的資料來看，别說給基民賺錢了，絕大多數基金連大盤都沒有跑赢。一個不能幫出資人實作價值增長的基金，他們怎麼好意思繼續收取不菲的管理費？

撰文丨陳白

被罵了很久的基金傭金費率，終于下調了。

證監會日前釋出《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證券交易費用管理規定》（下文簡稱《規定》），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

《規定》之是以引發巨大的市場關注，主要是其明确了要調降基金股票交易傭金費率、降低基金管理人證券交易傭金配置設定比例上限等。按照2023年靜态資料測算，《規定》實施後，公募基金年度股票交易傭金總額的降幅将達到38%；前兩階段費率改革舉措每年累計可為投資者節約成本約200億元。

其實，基金傭金主要是付給券商，且在基金公司整個大盤子裡所占比例不算高，其更大作用主要還是表明了監管層對于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态度。

不過，為什麼這條新規還是很重要。因為相比管理費，傭金規則變化更多觸動了行業的生态。這一調降意味着直接動了從公募基金到券商研究所乃至财富管理、相關金融服務等一整個鍊條的蛋糕，其中涉及的許多行業都可能是以發生巨變。

曾經往來無白丁、風光一時無兩的金融行業，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高薪的神話一去不返，降本、降薪、優化可能會變成更貼切的主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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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公開論壇上，知名股民胡錫進就曾對基金管理費表達不滿。他買了幾支基金都賠了，跌得很慘，是以他認為基金經理的收入理應跟着下降，基金經理們應該和基民同甘苦、共患難。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于在基金檔案中标明的申購費、贖回費、管理費等，基金公司支付給券商的傭金一貫不透明，而這筆傭金除了包含證券交易環節所需費用，還包括購買賣方研究報告費用等隐性支出。

是以，這一次《規定》對傭金的調降，也被認為是此前監管層密集釋出針對公募基金相應監管政策後的第二波風暴來襲。

市場可謂苦公募基金久矣。

2024年3月30日，公募基金2023年年報披露完畢。據天相投顧的統計資料，2023年公募基金整體虧損4347.74億元。如果加上2022年整年虧損的1.45萬億元，兩年的合計虧損近1.9萬億元。

另據不完全統計，2022年，大陸權益類基金的收益率中位數是-21.05%，而上證指數下跌了14%，這意味着一多半基金的收益率甚至沒有跑赢大盤。到了2023年，上證指數下跌3.7%，深證成指下跌13.54%，可是權益類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13.28%。

也就是說，從資料來看，别說給基民賺錢了，絕大多數基金連大盤都沒有跑赢。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認同胡錫進，一個不能幫出資人實作價值增長的基金，他們是怎麼好意思繼續收取不菲的管理費呢？

同樣要基民承擔的傭金，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不過，基金之前付給賣方的傭金處于B端，沒有被更多人注意到。直到2023年4月基金公司分倉傭金灰幕被揭開後，大家忽然發現，原來基金公司支付給券商的研究費用比市場價高出許多，其中不僅包含了研究服務費，還包含了券商代銷基金的費用，聘請外部專家的咨詢服務費用，萬得、恒生系統、研報平台等軟體費用——這些費用，全都計入了基金資産的成本中，由基金持有人來承擔。

按照這個邏輯，基金公司基本就隻出了個基金經理。無論管理費還是傭金，無論市場是漲是跌，買單的永遠是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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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難怪盡管利好頻出，但從投資者社群的回報來看，股民并未改變對公募基金的看法。

大家更多的反應是“免手續費都不買基金”“真實傭金已經五折，或者三折了，降不降沒啥用”，也有人說：“韭菜都快沒了，讓利也沒什麼用了。”

市場對于公募的态度，從曾經的那些明星基金經理塌房也可見一斑。

2019年至2021年是“明星基金經理”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有無數年輕人在網上為基金經理“打call”，金融圈俨然有造星趨勢，一時間，流量和交易的紅利連續加持，如同烈火烹油。

當時備受投資者關注的基金經理有易方達的張坤、景順長城的劉彥春、中歐的葛蘭、諾安的蔡嵩松等人，他們一時擁有堪比頂流明星的關注度。這種高關注度還直接折射到業務上，明星基金經理的産品，往往都成為秒空的爆款。

現在，随着基金虧損加劇，諸多基金經理的神話破滅。不久前，據媒體報道，蔡嵩松等人已于3月27日在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受審，案由是“非國家從業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從業人員行賄罪”；另據報道，他們還涉及操控市場相關罪名。

這兩年來，幾乎無人再提基金經理當年的榮光與瘋狂了。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明星基金經理的隕落不過在短短數年間，背後卻是市場正在悄無聲息地發生巨變。

金融業曾經的造富造星神話，正在逐漸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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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調降，還開始沖擊金融圈另一個曾被瘋狂追捧、造星的群體——賣方分析團隊。

曾幾何時，賣方造就了一批明星分析師和首席經濟學家。比如現在大家熟悉的任澤平、姜超、管清友、高善文等人，都是當年經曆過市場篩選而脫穎而出的“首席們”，其高薪也廣為市場傳頌。

數十萬的月薪，數百萬的年薪，是不少首席分析師的标配，這種薪酬水準有時甚至超過了券商高管——想當年，恒大以1500萬年薪重金聘請任澤平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盡管市場一片嘩然，卻足以見得當時市場對于賣方分析師的追捧程度。

如今，從這些“首席們”的動态來看，他們更多的精力已不放在賣方研究。比如，從任澤平就能明顯看出，既然已經成名，那麼把已有名聲更好地變現，才是更重要也更劃算的事情。

賣方分析師的好日子，其實早就開始進入尾聲。2018年9月，中國證券業協會官網發出30家券商退出新财富分析師評選的聲明，曾經被追捧的新财富分析師評選就此迎來轉折點。

對于券商分析師們來說，角逐名利場，獲得新财富評選好名次，跳槽拿高薪，這一切可能就此暫時畫上了句号。

如果說新财富評選的淡化對于賣方更多是精神上的沖擊，那麼，到了今天的傭金調降，真正傷筋動骨式變化才剛剛開始。

一些券商的研究資料顯示，在公募基金傭金分倉中，整體市場的公募傭金配置設定比例在研究和非研究之間呈現4.5: 5.5的比例，而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這一比例可能會進一步傾斜至3.5-4: 6.5-7 [1]。

如今，随着公募基金傭金率下調，必然導緻研究收入的進一步減少。研究所的收入持續下降，無法覆寫支出，這會讓研究所被迫進行成本控制，采取縮減人力成本将是大機率事件。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市場本身不景氣，社交媒體誕生後很多有價值的分析并不來自賣方研究，加之上市公司本身和投資者的互動還在因社交網絡不斷加強，賣方研究無論從自身能力還是存在價值來看，重要性都在不斷降低。

如今，《規定》強制要求傭金降低，很有可能就成為壓垮這一曾經熱門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令人感慨的是，曾經讓畢業生們趨之若鹜的金融業，也正逐漸回歸它本應灌溉、支援的實體經濟的合理水準。

這種調整對完善市場規則有巨大好處。那些年，我們所熟悉的金融圈造星造富神話，算是又破滅了一個。

[1] 研究即研究服務費用，這部分傭金用于支付證券公司提供的研究報告、投資咨詢、市場分析等研究服務的費用，通常旨在幫助基金管理人做出更為明智的投資決策；非研究即非研究服務費用，這部分傭金則用于支付除了研究服務之外的其他服務費用，如交易執行、清算結算、交易平台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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