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女英雄傳》是一部印行于清代光緒年間的長篇白話小說。作者文康，費莫氏，字鐵先，以“雁北閑人”自稱，滿洲鑲紅旗人。他的祖父是清代大學士靳保，其“門第之盛，無與倫比”。文康自己也做過官，曾任徽州知府，經丁憂而改任駐藏大臣，以病不果行。後來，由于子孫不肖，敗盡家産，其晚境窘迫，除筆墨外竟無長物。于是，他著書自遣，寫下了《兒女英雄傳》。《兒女英雄傳》的情節設計與作者自己的家族經曆恰恰相反——前者由窘困而發達，大抵蒸蒸日上；後者則由昌盛而衰敗，可謂江河日下。惟其如此，有學者認為，文康寫《兒女英雄傳》實際上是他自己在說梅止渴，畫餅充饑，試圖以幻想來圓一個富貴和“補天”之夢。
大約因為《兒女英雄傳》包含着“江湖豪客”、“兒女姻緣”之類的娛樂元素，加之作品選擇了評話話本這種生動活潑，為大衆喜聞樂見的形式，是以，該書一經問世，便得以廣泛流傳，不僅多有讀者和商家為之吸引，而且影響到戲劇、曲藝、影視等藝術樣式，其種種截取和改編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對于《兒女英雄傳》，魯迅分明并不看好。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雖然談到這部作品，但重在遵循史的線索介紹作者、版本、本事、續書以及故事情節等，其中随文帶出，要言不煩的評價，則基本是否定性的。譬如，在論及《兒女英雄傳》的創作傾向時，魯迅将其與《紅樓夢》放到一起加以比較，認為：作者文康“榮華已落，怆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為寫實，為自叙，此為理想，為叙他，加以經曆複殊，而成就遂迥異矣。”這就是說，在魯迅看來，文康和曹雪芹雖然都是晚年窮愁，發憤著書，但兩人的思想境界和創作态度迥然不同。曹雪芹是存真寫實，直面慘淡；而文康則是回避現實，耽于虛幻。這決定了《兒女英雄傳》的總體成就無法與《紅樓夢》相提并論。
值得注意的是，與魯迅的看法有所不同，周作人十分喜歡《兒女英雄傳》。為此，他把一些肯定性的評價給予這部作品。在1939年5月30日發表于《實報》的《兒女英雄傳》一文裡，周作人為該書的題旨做辯護：
《兒女英雄傳》還是三十多年前看過的，近來重讀一過，覺得實在寫得不錯……如要說書的來反對科舉，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無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還想入聖廟，則亦隻好推《野叟曝言》去當選矣。《兒女英雄傳》作者的晝夢隻是想點翰林，那時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說裡不見得是頂腐敗。
與之大同小異乃至一字不差的評價，此後還陸續出現在作者發表于1949年的同題讀書随筆，以及發表于1961年的《舊小說雜談》等文中。由此可見，對《兒女英雄傳》的喜歡和稱賞，在周作人那裡，幾乎是貫穿了一生的。
面對同一作品，不同的讀者見仁見智，褒貶不一，原本是文學閱讀的正常現象。隻是這正常現象一旦出現在同為著名作家和學者的周氏兄弟之間，便有了特殊的、超出尋常的意義——透過它的存在，我們不但可以發現魯迅與周作人在文學觀念、審美态度上的明顯差別和較大差異，而且最終能夠感覺和領略發生于文學接受過程中的兩種完全不同的閱讀範式與批評路徑，以及它們的優劣短長。
魯迅一向主張文學為人生。他創作文學作品，發出的是“鐵屋子裡的呐喊”，旨在改變民族的根性；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盡管每見“清儒家法”，但終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在“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裡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的同時，将其自覺置于史的範疇——魯迅常提示人們要讀史，尤其是讀野史雜記。由于抱着這樣的目的，魯迅閱讀和評價古代小說，極為看重它的真實品格，其中包括主體真實和客體真實。因為隻有擺脫了“瞞”和“騙”的真實書寫，才有可能使讀者以史為鑒，獲得啟迪。正是從真實的尺度出發，魯迅稱贊《紅樓夢》的“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叙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曆，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也正是基于真實的尺度，魯迅不那麼喜歡《三國演義》，認為它的人物塑造頗有缺失，如“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明白了這點，我們也就懂得了魯迅何以不看好《兒女英雄傳》：文康一味淩空蹈虛的主觀命意和從概念出發的人物描寫，恰恰與魯迅崇尚真實的藝術尺度背道而馳。由此可以斷言，魯迅是以精英的、入世的和嚴格的文學目光，來考察衆多古典小說的。這種目光的最大優勢在于通過對作品的抑揚和汰選，确立起經典的位置與藝術的标高，進而有利于一個民族的審美提升與文學發展。而它付出的代價則常常是，一些二三流作品所擁有的局部優點，則因為其整體的不被重視而随之湮滅不彰。
較之魯迅，周作人是一個更顯沖突與複雜的存在。他的文學乃至人生觀念，每見“流氓鬼”與“紳士鬼”、“十字街頭”與“象牙塔裡”的沖突和糾纏。不過，倘若就其整體精神走向和生命基調而言，我們用先是“鬥士”、後是“隐士”加以概括，恐怕不會大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随着社會黑暗的加劇，周作人開始懷疑文學的實際用途，主張“閉門讀書”，通達事理，進而提倡“忙裡偷閑，苦中作樂”，去除“淩厲浮躁”之氣，用一種“閑适”和“趣味”的心态，來從事寫作和鑒賞。而這一切很自然地浸入了他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浏覽和評說。
周作人正是以自己所說的“常識的看法”或“平常人的讀法”（見周作人1949年底的《紅樓夢》），來閱讀和品評《兒女英雄傳》的。而這樣的“看法”或“讀法”經周作人在《兒女英雄傳》中的一番運用，亦随之呈現出自身的高妙：它無形中把論者從專家的身份和“深刻”的慣性中解放了出來，使其具有了一種“平常心”，進而能夠在無拘無束地娓娓道來中，自然而然地避開對作品的本質性和終性極界說，而更多關注其中那些吸引和打動了自己的部位與細節，于是，作品的潛在價值得到了立體、多元和深入的闡發。當然，這樣閱讀和品評古典小說也并非沒有風險，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如果論者原本胸無全豹、圭臬不清而又一味信馬由缰，那麼，在藝術賞評的路途上，即難免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以偏概全，混淆軒轾，得出一些不那麼符合實際的結論。具體到周作人來說，他曾在文章中一再表示對《兒女英雄傳》、《鏡花緣》、《封神榜》之類的好感，将它們尊為中國古典小說的上乘之作，其症結庶幾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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