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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史在沒有錢
前言
張琴秋從青年時期便投身于革命的懷抱，曆經磨難，終成紅四方面軍中的女将領。她的一生，是對理想與愛情的不懈追求，也是對命運無奈的接受。經曆三段婚姻，披荊斬棘，她不僅在戰場上赢得了尊重，在平凡的日常中也展示了非凡的力量和智慧。然而為何一個如此堅強與卓越的女性，最終會選擇以跳樓結束自己的生命呢？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張琴秋1904年生于浙江的桐鄉，來自一個先進開明的家庭。她曾就讀于多所女子學校，包括石門振華女校、杭州女子師範學校和上海愛國女校，這一系列的學習經曆為她後來的政治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她的上海學習年代，張琴秋不僅專注于學業，還經常拜訪國小時的朋友孔德沚。通過這種社交，她結識了孔德沚的丈夫，即後來的著名文學家沈雁冰（茅盾）。這段關系引導她進一步接觸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兩人的關系迅速升溫，開啟了她人生中第一段重要的感情旅程。
在沈澤民的影響和引導下張琴秋于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黨的早期成員之一。随後的1925年她和沈澤民舉行了一場簡樸的新式婚禮，婚後兩人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成為鄰居，共同生活在濃厚的革命氛圍之中。
不久之後張琴秋與其他革命家如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等一百餘人，被派遣到蘇聯進行系統的學習和訓練。1926年春天沈澤民也因出席國際職工大會前往莫斯科，夫妻二人在蘇聯的深造經曆，加深了他們對共産主義理論的了解和信仰。他們在蘇聯的學習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兩人也成為了著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在1930年張琴秋結束了她在蘇聯的學習并傳回中國，不久便被調派至鄂豫皖蘇區的紅七十三師，擔任政治部主任。在這一時期張琴秋不僅投身于蘇區的建設工作，還積極參與地方的政治教育活動，助力提升紅軍士兵的思想意識和戰鬥士氣。
随着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張琴秋與丈夫沈澤民不得不面臨分道揚镳的局面。她跟随紅軍前往四川和陝西開辟新的根據地，而沈澤民則留在原地繼續上司遊擊戰争。
在1933年的一個關鍵時刻，張琴秋作為500名女戰士的指揮官，承擔了運送傷員和補給的重責大任。在艱難的行軍途中，她們遭到敵軍突襲。在這次危機中，張琴秋展示了非凡的上司才能，帶領女戰士們不僅成功地擊退了敵人，還繳獲了大量的槍支彈藥。
此外她的影響力使得許多被俘的敵軍士兵轉而加入共産黨，這一壯舉迅速在川陝根據地傳開，極大提升了她的聲望。1935年在艱難的長征途中，張琴秋與老戰友陳昌浩重逢并結成連理。陳昌浩曾在蘇聯留學，對革命理念有深刻的了解。他們的婚姻見證了紅軍最為艱苦的歲月，包括爬雪山、過草地的壯烈曆程，最終抵達陝北安營紮寨。
1936年成立的西北局中，張琴秋成為唯一的女性委員，這在當時的進階上司層中極為罕見，充分展現了她在黨内的重要地位。同年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的政委陳昌浩結為夫妻。
在一次撤退戰鬥中，張琴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生下了一個男孩。盡管生活環境極為惡劣，戰士們用身體為她築成了保護圈，但孩子最終未能存活。這次事件給張琴秋的身體帶來了長期的健康問題，使得她未來無法再生育。
不久之後張琴秋在一次戰鬥中被敵軍俘虜，敵方計劃将她押送至南京以示功績。這一消息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關注。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通過與國民黨的談判，成功救出張琴秋及其他多名紅軍進階幹部。
重回延安後張琴秋即請求組織再次安排工作，考慮到她的健康狀況，黨組織為她安排了較為輕松的文職工作。1939年她被任命為中國女子大學的教育長。在此職位上，張琴秋不僅展示了她的教育才能，還用她的生活經曆激勵學生，深受廣大師生的愛戴。
家庭生活卻因陳昌浩的健康問題而再次遭受打擊。陳昌浩因胃病嚴重，需赴蘇聯治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他無法傳回中國，長時間的分離最終導緻兩人婚姻的名存實亡。經過組織的準許，張琴秋和陳昌浩正式離婚，張琴秋獨自面對新的生活挑戰。
1943年她與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前院長蘇井觀結婚。這段婚姻也是在艱難歲月中的互相扶持和依賴。建國後張琴秋被委以重任，成為新成立的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她的影響力和經驗對新中國的工業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960年張琴秋受組織委派，前往上海國棉廠進行實地調研。雖然在工廠附近的大飯店為她準備了舒适的住所，張琴秋卻選擇與勞工們共處一室，住進了工廠中的房間内簡陋的宿舍。她向身邊的人解釋道：“國家正處于困難時期，我們作為幹部，應該與勞工同甘共苦，展現共産黨員的本色。
張琴秋作為紡織工業的部級高官，始終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她的舉動赢得了勞工們的尊敬和愛戴，更加堅定了她在基層的影響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張琴秋因一次不經意的筆記，遭遇了無端的指控。1950年代，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張琴秋認為這話有其道理，便将這句話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扉頁上，旁邊恰好印有毛澤東的頭像。這本筆記本是由部門統一配發，扉頁上印有毛主席像，是對領袖的一種表達敬意的方式。
不幸的是這段文字在政治運動中被人誤解。有人從她家中翻找出這本筆記本，将她的記錄斷章取義，誤讀為對毛主席的不敬。張琴秋未能有機會解釋這一誤會，便被錯誤地打上了“反黨分子”的标簽。
在1966年的初夏，政治風暴中張琴秋也遭到了連鎖的政治沖擊。她的住所不隻一次地被搜查，造反派将她的現金、存折、衣服、家具以及她的書籍、日記、工作筆記和私人信件統統帶走。
在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搜查中，張琴秋遭遇了一個極其嚴峻的考驗。造反派成員意圖将一批珍貴的軍史資料與其他被查抄的物品一并帶走。這些資料關于紅四方面軍的曆史極其重要，是張琴秋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成員負責保管的。這個委員會在全國解放後成立，由徐向前元帥擔任主任委員，旨在編纂和儲存這段寶貴的曆史。
在造反派試圖搬運這些資料時，張琴秋堅定地擋在他們面前，她的行動表明了她對這些資料的重視和保護意識。她堅稱：“家可以被抄，私物可以被奪，但這些關于紅四方面軍的曆史資料絕不能被輕易帶走，它們是黨的寶貴财富，必須由國家來管理。
當造反派成員推開她，準備将這些檔案帶走時，張琴秋急中生智，決定求助更高的權力機構。她發出了求救信号，直接向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室發送了電報，其内容充滿了緊迫與誠摯：“我可以忍受個人的損失，但我無法見證紅四方面軍的曆史被輕率處理，這些材料應當受到國家的尊重與保護。
到了1968年4月22日的深夜，曆經長時間的批鬥和身心折磨，張琴秋精疲力盡。在那個夜晚，她低聲吟唱起一首俄羅斯革命歌曲，然後突然站起身來，從監禁的視窗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波瀾壯闊卻悲慘的一生，時年64歲。張琴秋的悲劇性去世，成為那個動亂年代的一段沉痛記憶。
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對張琴秋的冤案終于得到了徹底的平反。197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為她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追悼會。在那一天，李先念、王震、餘秋裡、陳錫聯、胡耀邦、徐向前等黨和國家的進階上司人紛紛出席了儀式，表達對這位無辜受難的革命老戰士的深切緬懷。徐向前元帥不僅親自出席，還主持了整個追悼會。
在追悼會上，黨中央審定并宣讀的悼詞對張琴秋的一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悼詞中指出："張琴秋同志無論在艱苦的抗戰歲月，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風雨征途中，都展現了堅定的革命意志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她的整個人生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産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理念和實踐。
在追悼會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老戰友和老區人民，特别是大别山、大巴山、祁連山的居民，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張琴秋的深切懷念。她在紡織工業中的貢獻，以及她在這些老解放區為改善民生所做出的努力，被無數人銘記在心。
張琴秋的一生，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奉獻的一生。她的工作成果不僅為她本人赢得了無數榮譽，更為中國的工業化程序貢獻了巨大力量。盡管個人生活多次遭遇重創，她始終未将私情影響到對革命的執着追求。張琴秋的故事，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曆史史詩，也是一個關于犧牲、勇氣和承諾的深刻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