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中國大陸的圖書，真是繁榮得出奇。借用我的一個朋友的話，書攤上從“天王巨霸、黑槍紅血”到“豐乳肥臀”，差不多已經應有盡有。讀書在當代中國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費中的地位，似乎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當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間也隐然存在一些問題。總的來說，在大多數的人們中間，流行着兩種占支配地位的讀書方式，一是應試讀書的方式，另一種則是休閑快餐式的随意閱讀。後者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經沒有應試壓力的成人讀書活動，即使是對仍然在校的大學生來說，因為與中學階段相比較，應試壓力已大大減輕，是以一頭栽進休閑閱讀狀态的人，也絕對不在少數。
舉個例子，如果你要曆史系的學生說出一兩種最使他們印象深刻的書，那麼他們中間十有八九會舉《萬曆十五年》作為回答。如果你追問這本書好在哪裡，他們往往會答複說，它與他們所讀過的大多數曆史論著都很不一樣。但如果你再進一步要求他們具體地談談這種“很不一樣”，或者要他們回答下面的問題，即本書蓄意圍繞着1587年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年份（作者把它稱為 the year of non-significant），去叙述崇祯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贽等等著名曆史人物的所作所為，它究竟是想告訴讀者什麼？這時候，他們的回答大多會變成一堆不得要領的含糊言辭。說閱讀隻在他們腦海裡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許還不能算是太過頭。
為了有效地抵制閱讀與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一種必要，在讀書活動中提倡一種既使人賞心悅目、又高度能動的專注閱讀。它與應試式的讀書方法很不相同，卻完全可以促進應試能力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它還可以幫助我們克服應試閱讀所可能産生的各種負效應，比如灌輸教育帶來的被動學習，成績優秀但逐漸喪失學習興趣，僵化的應對模式，隻注重表達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這是人們應當更長久地堅持的、更可靠的讀書方法。從這一點出發，很值得回過頭去，看一看古人怎樣讀書。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複古人讀書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對于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貼近文本，從文本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内在涵義，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的。這就是我今日講這個題目的原因。
我想從六個方面，談談古人讀書的方式。它們是：誦、錄、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茲分述如下。
“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古人的背誦能力，今天看來很讓我們大吃一驚。下面舉幾個随手摘抄出來的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一天他問老師說：“從來都稱六經，為什麼隻讀五種？”他的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種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據說他于是“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王暐《道山清話》）。
另一個故事是關于蘇東坡的。他曾經被人檢舉；罪名是利用詩歌和“謝恩表”之類的文章攻擊政府，是以還吃過一頓冤枉官司。他的對頭後來承認，在被審訊的過程中，蘇轼對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乃至引證經典和關于它們的傳注，都能“随問即答，無一字差舛”（王鞏《甲申雜記》）。古史中經常會有某人“千言過目，成誦不遺”, “一覽即誦，不一字差”, “舉書傳常連卷，不遺一字”之類的描述。還有些人，據說才把《漢書》看過兩三遍，便能熟知全書，随口加以引證。這在當時雖然也令人佩服，卻還遠遠算不得是一種“特異功能”。當然，“一字不差”雲雲或許有一點誇大。蘇轼就有過把孔子弟子的話當乃師言論來引述的情況。古書中引文的字句常與原文小有出入，原因之一，便是作者習慣于不經查對原來文本，徑直根據自己的記憶來稱引經典。
我還想講一段反映古人“強記絕人”的奇聞轶事，宋代江陰有一個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見地方官。在候見廳裡，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軒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兒。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問候。對方見葛君穿戴貧寒，有點看不起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葛君非常不滿意。坐了一會，他便問道：“你來見地方官，有沒有‘銜袖之文’? ”這是指古代士人為求長官、前輩的賞識，而在見面時向後者呈獻的代表作品，也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沒有忘記帶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來自負，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給葛君。葛君接過來“疾讀一過”，口稱“大好”，當即交還。不一會兒，兩人一起見地方官。眼看談話就要結束，葛君突然說：“我這些不成樣子的文章（自謙之辭），都被這位老兄占為己有。剛剛他呈獻的那些篇章，就都是我寫的。我可以當場把它們背一遍，以作證明。”然後他就高聲背誦起來，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們都信以為真，紛紛責備那個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恙，得疾幾死。”
但故事還沒有說完。這位葛秀才的住家鄰近有一個經營染布業的鋪子。一天晚上發生火災，把整個店鋪、連同記錄着客戶所傳遞的托染布匹的品種、數量等事的賬簿一起都燒掉了。客戶們乘店主沒有憑據，都加倍索要賠償。店主急得團團轉。他的兒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過店鋪，曾經在櫃台上順手翻閱過那本賬簿。于是店主準備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飲畢，命取紙筆，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幹，凡數百條，所書日月、姓氏、名色、丈尺，無毫發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梁溪漫志》）。
有關葛秀才的傳聞之詞，未必完全真實。稍晚的元人筆記，也提到為試驗某人記憶力，讓他誦讀染鋪營業簿的事。看來它更像是用來形容某人記憶力出衆時的一種套話。但是，當時人們的記誦能力強過現代人無數倍，則肯定是事實。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更不用說在紙張取代竹帛成為最基本的書寫材料之前（此種取代之完全實作要晚至兩晉之際），也就是當人們在一生中隻有很珍貴、很稀少的幾次機會能夠接觸到典籍的時候，人記誦文本的潛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了。這種能力不但在少數人身上表現得特别突出，同時對很大一部分讀書人來說，它也是一種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
證據呢？隻要回憶一下唐人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所謂“焚香禮進士，嗔目待經生”，個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證據。人們對科舉的兩個主要科目的重視程度大不一樣。進士的取錄标準是文學創作的才能，是以進士科成為展示讀書人才華的主要競争科目。考的人多，錄取難，中選者也更受社會的尊敬。明經科考的是記誦，可謂“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是以被當時人看作是一條“舍精就簡，去難從易”的進身之路。可見記誦已經變成古代士人的尋常技能。是以可以斷言，古人的記誦能力普遍地優越于今天的人們。
記誦潛力的發揮固然與典籍難求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在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中，記誦又遠遠超出了用以機械地儲存典籍文本的一種方法或手段的意義。朱熹說：“讀書須成誦，方精熟”，就是這個意思。即使手中有了書面文本，還是強調“成誦”的原則。
在這裡，我們還要舉蘇東坡為例。有一個夜晚，他在《赤壁賦》中提到過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誦讀《阿房宮賦》。每讀完一遍，即反複咨嗟歎息，至夜深時分還不肯罷休。這就苦了在外間侍候的兩名陝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們當然也隻好幹等着。其中一人長歎說：“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另一人說：“也有兩句好。”先說話的這位大怒道：“你又理會得甚底？”答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來他是将杜牧的這兩句話，當作了宣洩自己怨氣的寄托（《道山清話》）。
是以，成誦的目的，主要還不是為了簡單地複制一個文本，而是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對它加以解讀。它不是一種儲存書籍的方法，而是一種讀書的方法。
“錄”就是抄書。書籍難得，靠抄書儲存文本，這與記誦類似。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為《送東陽馬生序》。在那篇文章裡，他回憶自己幼年的經曆說：“餘幼時即嗜書。家貧，無從緻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餘，餘因得遍觀群書。”為什麼說“不敢稍逾約”？當時人有“三癡”的說法，其中之一便是“借書與人曰癡”。意思是借書不還的事太多，是以書不可以輕易借予人。正因為如此，宋濂不敢逾約，否則再借就難了。
另一個例子，說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淵。此人“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志氣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王氏藏書目錄序》, 《秋澗集》）。
與記誦同樣，錄書也不僅是儲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種讀書方法。是以古人有“一錄則勝數過”的說法，意思是抄錄一遍，其效果遠勝于從頭到尾地讀上好幾遍。司馬光在位于洛陽的“獨樂園”裡有一個著名的“讀書堂”，堂内藏書萬卷。但他仍然經常動手抄書。除了整篇整本地抄錄，摘錄、筆記也是通過“錄”來加深對文本了解的一種途徑。所謂“不動筆墨不翻書”，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錄”的一義。
“校”即校勘。在印刷術投入使用前，古書都曾經曆過以記誦文本和抄本形式流傳的階段，記誦或抄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差錯，緻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輾轉流傳之中變得差異極大。這種情況即使在印刷書籍出現之後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據的底本原有差異，二是刻闆印刷過程中又可能出現新的錯誤。是以古人讀書，在誦、錄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對，以便盡可能地保持文本的準确性。
這裡有兩層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錯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院子裡的落葉，絕不可能一遍就打掃幹淨。校書也是這樣。書中的增衍錯漏之處，即使有反複多次的過細功夫，也是難得一網打盡的。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異之間作出一種準确的判斷與取舍，更是一件顯現真功夫、硬功夫的難事。是以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僞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錢大昕讀《後漢書》卷六十八《郭泰傳》，在傳文末尾處發現有七十四字“詞句不倫”，于是舉出不依前文避諱體例稱字而稱名、叙事重出、書字而不書名、詞意重沓等“四疑”，推測此七十四字本非《後漢書》中的原文。他的這一見解發表之後，人們發現了一部嘉靖年間的福建版《後漢書》，是當時根據一種宋代刊本來翻刻的。檢閱這個刊本中的《郭泰傳》，果然如錢氏所言，沒有那七十四字。這才斷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屬唐太子李賢的注文，是宋代之後才竄入《後漢書》的正文當中去的。
古人高度重視誦、錄、校的基本功；但他們讀書，又絕不僅止于誦、錄、校。宋朝的謝良佐，最初以為學問不過就是強記博聞而已。他在見程颢的時候，“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自以為表現非常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賞，對他說：“賢（對交談中另一方的尊稱）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良佐聽到這樣的評價，當場窘得汗流浃背，滿臉通紅。但等他看到程颢讀書，“又卻逐行看過，不磋（失誤）一字”。他一開始很不服氣，後來卻終于省悟過來，并且拿自己的這個認識過程作“話頭”，去開導其他“以記聞為學”的後生（《近思錄》）。這就是說，讀書不可不始于誦、錄、校，但光做到“逐行看過，不磋一字”，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疑”是指一種積極追問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許衡，就最喜歡善于“疑”的學生。他的傳記有曰：“諸生或有疑問，則為之喜見顔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為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元列傳二首·許衡》, 《王忠文集》）這個意思并非他自己的發明；比他早一點的朱熹，已經說過類似的話了。許衡不過是在炒朱熹的冷飯而已。
所謂“疑”，當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懷疑一切，或者蠻不講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個學者叫毛奇齡，平生不喜歡蘇東坡。一次在京師中，有人問他：你說蘇轼的詩文不好，那麼，“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難道也寫得不好嗎？想不到這一招沒有難倒毛奇齡。他當即憤憤然地回答：“鵝也先知，怎隻說鴨？”在場的朋友無不為之捧腹（《居易錄》）。“疑”不是指這種毛奇齡式的強辯。相反，中國學術傳統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實”，即所謂“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追問應當一直追到平實之處，而不是靠危言聳聽、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時。
我們都知道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白居易的詩篇《長恨歌》，其中有兩句寫道：“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有人說，長生殿是祭神的宮殿，絕非“私語”之處，當改作飛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據家閻若璩指出，這種見解的根據出于《長安志》。據該書，天寶六載改溫泉宮為華清宮，重新命名其中專用于洗浴的宮室為九龍殿，寝宮為飛霜殿，祭神的宮殿則名為長生殿（據《唐會要》，該祭神殿此前名為集靈台）。這樣說來，唐明皇和楊貴妃夜半私語的地方，似乎應當在供他們休寝的飛霜殿才是。那麼，白居易錯了嗎？
閻氏接着征引《資治通鑒》卷九〇七中胡三省的一條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稱長生殿。洛陽、長安、骊山都有長生殿。故此閻氏以為，長生殿實有兩義。一為專名，華清宮祭神宮殿是也；二為通名，唐宮中的寝殿是也。白詩所謂長生殿，即以該名的後一義言之，是以未必有不妥之處。
針對上述見解，陳寅恪又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說，華清池是溫泉。唐皇華清宮之行，實乃繼承北朝貴族以溫湯療疾來除寒祛風的舊俗而已，而這隻能發生在冬春之際寒風料峭的時節。事實上，細檢史書，可知唐皇駐跸溫泉，确實也多在冬末春初，未見以夏日炎暑臨幸骊山之例。白居易不谙内宮規制，“長生殿夜半私語”的文學描寫，殊不必看作就是史實。考據家的失誤之處，恰在于過分認真地把白詩與記錄史實的文獻等同對待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及隋唐史專家黃永年更在以上說法的基礎上指出，白詩如此描寫，非因“常識之不足，蓋實有其苦心在也”。這番“苦心”便是：詩人必欲合并當時已流行民間的七夕牛女故事、玄宗宴樂最典型的背景華清宮，以及漢武帝與李夫人故事的藍本為一體。也就是說，這篇文學作品的背景既須為骊山華清宮，其中心複須為七夕。“魚與熊掌，必欲兼得，此‘七月七日長生殿’故事之是以産生也。”
從引出對白詩的質疑，到否定此一質疑，再到對質疑的否定之否定。經過這一番反複，閱讀者的了解，就可能比過去又前進了那麼一小步。疑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約而博、又反博歸約的思考過程。有疑故而要發問，有問然後才有學。“疑”的态度，就這樣推動着我們讀書的深入和學問的長進。
所謂“入味”，是我從古人的以下這些話中間概括出來的一個說法：“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朱熹）; “弄書冊而遊息時，書味猶在胸中”（黃庭堅）; “睡餘書味在胸中”（陸遊，諸說俱見《潛邱劄記》引）。
關于讀書讀到“見得真味”，在這裡略舉一兩個有趣的例子。13世紀中葉，華北有一個名叫劉德淵的士人，某夜與另一個讀書人“對榻學館”。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搖醒，說：“我對漢朝諸葛亮的言論忽然産生一種不同看法。可惜未能與他生在同時。否則一定要當面向他指出來。”（《劉德淵墓表》, 《秋澗集》）這大概就是陸遊所謂“睡餘書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則他怎麼會在半夜三更這麼激動地從床上爬起來？
另一個是司馬光的故事。這位老先生罷官退居洛陽的時候，成天用讀書打發日子。一天早晨，有一個學生去拜訪他。老先生見面後興奮地向學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于是叫學生搬出《三國志》和《文選》，當場檢閱有關魏武帝曹操《遺令》的記載。我們知道，人既然要在臨死時留下遺囑，必定會選擇最緊要的事情來交代後人。曹操的《遺令》有數百言之多，對他死後如何處置曹氏與東漢王室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否以魏代漢的問題），卻一字不曾提及。對于怎麼樣配置設定家裡儲存的香料（在當日中國，進階的香料多為外國進口貨，算是一種很貴重的物品），對衆多妻妾應靠織履賣錢而自食其力一類瑣細的事情，他反而說得再詳細不過。老先生曰：“遺令之意為何？”他的學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詐，死到臨頭，總算說出了幾句有點人情味的話。”司馬光大不以為然，他說：“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他對窺破了曹操雖“蓄無君之心久矣”，然固畏于“名義”，仍欲保全自己“漢臣”身份的“微意”頗為得意，說道：“此遺令之意，曆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接着，他又鄭重其事地告誡學生：“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這位被老師視為“有識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寵若驚，連忙反過來恭維老師說：“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元城語錄解》）吹捧歸吹捧，司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們佩服。這種眼光，與他“見得真味”的讀書法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讀書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說就可以對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觀發揮。毫無限制的“疑”，會變成“疑心生浪鬼”；毫無規定性的“入味”，會引得人走火入魔。為此，在讀書時保持一種“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狀态，也就顯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說讀書“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實着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或者如程頤所說：“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阙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俱見《秋澗集·玉堂嘉話》引）
疑與入味，都應當避免過分的、刻意的人為操作成分，盡可能追求一種自然而然的認識過程。完美實作這一過程，關鍵在于要保持一種平心易氣（即氣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氣，換一個說法，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大其心”之是以必要，因為“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滿”（俱見《近思錄》引）。心大則能看得百物皆通，對世間萬物的了解自然達成，這叫“優遊涵善，使自得”。是以宋儒認為“大抵學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近思錄》）。這裡所謂“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純主觀臆測，指過分地依賴于各種人為技巧或手段，對文本作牽強附會的過度解釋，指拿某種絕對的、主觀的、一成不變的尺度去衡量人間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許我略微離開一點本題，那麼我要強調，平心易氣，或者“大其心”，不僅是一種讀書态度，在宋儒那裡，它也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為人處世的态度。古人說：“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玉堂嘉話》, 《秋澗集》）持此種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個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可以說，這就是宋朝以及後來諸多中國政治家與王安石的根本對立之處。儒家講“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是就“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而言，而不是說人不應該有是非好惡的基本立場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執著的。但他們反對通過激烈的、颠覆性的社會動員手段去達成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向來對革命所天生帶有的偏激性質保持着高度的警覺。當然，革命在有些曆史場合很難避免。在這時候，儒家的立場就顯得有點保守。但當革命出現“如決江河”、“矯枉過正”的局面時，儒家立場的合理性就較容易被人們認識了。這自然是另一個話題。因為提到《大學》中“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段話，是以順便說幾句。
“貴自得”還有一個意思，即強調通過直接地接觸文本去感覺和體察它的豐富涵義，而不須經過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環節隔靴搔癢。在這方面，章學誠有一段話已經講得極透徹。他說，文章的佳勝，隻有靠讀者自己去體悟，是他人無法代勞的。“如飲食甘苦，衣服輕暖，衣且食者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脍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文史通義》）。
現在再分成兩點說幾句，算是簡單的結束語。
這裡說的古人讀書的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從事“精讀”特别有啟發作用。當然，無論是誰，一輩子能夠精讀的書籍，其品種和數量都總是很有限的。我們做不到、事實上也不必用精讀的方法來對待每一本需要看的書。很多書，隻要大體翻一翻就可以了。但是，根據各人的不同需要，選擇幾種或十幾種最重要的書籍來精讀，我想對任何一個人都是十分必要的。隻有具備了起碼的精讀經驗，你的泛讀、速讀，甚至“随便翻翻”，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缺少了對精讀的體驗，也就很難說真正學會讀書。
近五十年來，世界上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從方法上說，經曆了兩次大變化。一次發生在1960年代，社會科學的概念、理論、思考方法向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全面滲透，傳統的西方“漢學”易幟為“中國研究”。這個風氣的變化，是在西方社會科學向人文學科全面滲透的二三十年後發生的。晚到的範式轉變，使得“中國研究”在蔚為風氣時，西方學術界已經開始普遍懷疑人文學科是否應當全面向社會科學靠攏或受其支配的問題。是以，1970年代以來，宏大理論（grand theories）在西方人文學科領域又趨于複蘇，由阿爾都塞、年鑒學派、德裡達、福科、迦達默爾、哈貝馬斯、庫恩、列維·斯特勞斯、羅爾斯等學者所闡揚的各種社會哲學理論，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這一趨勢大約在1980年代以後也很快影響到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這樣兩波沖擊，即1960年代的社會科學與1980年代的社會哲學對中國曆史文化研究領域的沖擊，為中國大陸學術界有所了解，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的事情。面對這樣密集和大量體的資訊，中國學者深刻地感覺到，理論對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的意義變得極其重要。但對這一點的過度估計，也很可能會導緻另一方面的誤解，以至于人們對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認識變得嚴重不足。在大學生、研究所學生中間，對原始文本的忽略更成為普遍的現象。他們往往會以為理論是金鑰匙，是打開解決一切問題的大門。至于如何從原始文本中“榨取”出盡可能多的曆史資訊，則似乎不大為他們所關心。然而，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就要從解讀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開始，方能尋得來。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對我們今天的人仍然是一份重要、豐富并且永遠也不會過時的寶貴遺産。
最後，我還想送給各位一篇不太長的閱讀材料，題目是“朱熹論讀書法”。這是我從《朱子語類》裡選輯出來的有關怎樣讀書的數十條語錄。初讀時，你或許會覺得它們都太過平易而無甚高明之論。但若真的照着實行起來，你就會知道，誠如朱熹所言，其實要“到那平易處極難”！
附錄：朱熹論讀書法（選自《朱子語類》）
一、書貴熟讀
書隻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隻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隻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隻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隻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隻是他讀時，便隻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裡及得來！是知書隻貴熟讀，别無方法。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吃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為知味。
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
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隻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隻有一個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浃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隻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诂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隻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雲：‘“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雲。
書須熟讀。所謂書，隻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别；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雲：“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雲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是以貫通也。
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二、泛觀博取，不若精于一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隻此三事，守之有常。
太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隻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隻是一百字；二百字，則隻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闆，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隻讀得一百字，卻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隻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闆，且看半闆，将那精力來更看前半闆，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雲：“欲将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并進，卻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鬥力，且用四鬥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舉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今人是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是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谏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逾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是以讀書苟簡。
山谷與李幾仲帖雲：“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于學者。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别章，未要思量别章别句。隻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卻損了精神。前輩雲：“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讀書，隻看一個冊子，每日隻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三、耐煩仔細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着力子細看。工夫隻在子細看上，别無術。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隻是心粗，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着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裡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裡，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裡，便欲舍去。如今，隻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舍去，方能體認得。
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裡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霝。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四、專心入在裡面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隻看論語；看孟子，專隻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隻是守此拙法，以至于今。思之，隻有此法，更無他法。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闆。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裡，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裡，便欲舍去了。如此，隻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看文字，須要入在裡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隻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先生謂徐容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掴一掌血”。使之曆曆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隻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裡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個“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隻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隻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讀書有個法，隻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将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
五、從縫罅處尋透徹
學者初看文字，隻見得個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若隻是握得一個鹘侖底果子，不知裡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讀書須是看着他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裡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隻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且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見其才耳。
六、須教有疑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
人之病，隻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诘難他人者以自诘難，庶幾自見得失。
看書不可将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隻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卻不問其人，隻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
學者不可隻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隻就本文看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隻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疑，便不得。
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是以便着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隻是今未可先去疑着。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複有進也。
七、平易廣大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隐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峣崎，卻教當時人如何曉。
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将久自會曉得去。
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
讀書放寬着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于理當否。當于理則是，背于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個意思了，卻将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緻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緻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缪，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方是。語雲：“執德不弘。”易雲：“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個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學者觀書，病在隻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概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隻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隻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雲：“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隻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隻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須是遍布周滿。某嘗以為甯詳毋略，甯下毋高，甯拙毋巧，甯近毋遠。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
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本文選自《讀史的智慧（修訂本）》（姚大力 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