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菽園與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間的拓展

1924年初，邱菽園與一群愛好風雅的流寓文人在新加坡成立詩社，名為星洲檀社，社址位于丹戎巴葛潛林，每兩周聚會一次。1926年出版的《檀榭詩集》，即記錄了該詩社三年間唱和雅集的具體情形。新加坡學者姚夢桐曾撰文論及檀社的組成、活動以及《檀榭詩集》的出版意義，本文則在此基礎上重點闡述檀社雅集在拓展本地文化空間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首先，檀社是新加坡完全由流寓文人組成的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社團。此前由晚清駐新加坡領事官創辦的會賢社、會吟社、圖南社等，皆采用中國傳統書院的月課制度，或以詩聯為題，或以應制詩為題，文學教化的功能遠遠大于文學鑒賞的目的。

另據孫斐谷推斷，與檀社成立時間相仿或稍早時，本地有成立萍社，意在讓那些流寓星洲的萍水相逢之文人聯吟唱和，聯絡情感。“顔滌元先生遊蹤偶次星洲，客務稍暇，與餘同僚蔡夢香、胡超球、陳雪汀、陳愚仙諸子組織萍社。雨夕花天，辄相唱和。”（《題萍社唱和圖并序》）很顯然，萍社成立的倡導者是過境文人顔滌元，維持的時間也很短。類似的由過境文人主導的社團還有1918年蟫窟主人創立的同福詩社，1919年高夢雲、李冠南等人創立的天南詩社等，皆因社員歸國星散而停止活動。

而由邱菽園創立的檀社，第一次真正成為新加坡流寓文人為藝術而創作、以詩交友的平台，且在成立後的三年時間，詩社活動頻繁穩定，每月一個主題，共舉辦了36集；社員參與積極，43位詩友共投遞詩作1700餘首，經邱菽園衡鑒後挑選300餘首結集出版，即《檀榭詩集》。附帶說明一下，《檀榭詩集》也是新加坡第一部正式刊刻出版的詩歌選集。選擇300首詩作，頗有“孔子删詩”以編《詩經》的意味。

李慶年在其《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一書中提到：“這個詩社的特點是社員都是已經落地生根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動态不大關心，而附庸風雅成為基本要求。”是以，該詩社的吟唱主題偏于“自由消遣”而非“角技當場”的消閑内容。

其次，檀社雅集會聚了新加坡多個行業的精英分子。檀社同仁主要來自福建、潮州，也有江蘇、四川等地，行業包括報人、教師、醫生、商人、出家人以及以賣字畫為生者，各色人等不一而足。

略舉數例，以管窺豹。張叔耐，南社社員，民國初年，加入同盟會，受孫中山委托在新加坡創辦華文報紙《新國民日報》，任總編輯。李鐵民，福建永春縣人。1920年至1926年，在新加坡華校任教。1928年，出任《叻報》總編輯。1932年任《南洋商報》督印人，主管編輯部。陳紫杖，原名陳颀，因生活困苦而南渡星洲，棄儒行醫，工于吟詠和書法。有《紫杖詩稿》存世。其子陳延謙為新加坡著名商人，長婿孫世南為本地著名書法家。顔怡園，新加坡同濟醫院名醫，1924年邱菽園五十大壽，曾畫《壽梅圖》相贈。華僑中醫黎伯概于1900年參加新加坡同濟醫院會考名列前茅，受聘為該院首席醫師。他在新加坡從醫40年，著有《中國醫學原理》《醫海文瀾》等著作。許雲樵曾将其詩文作品編校出版，名為《名醫黎伯概先生詩文集》。

不同領域的人士因為共同的文學愛好而在一起文酒雅會，切磋詩藝，這的确是一件奇妙的事情。這種文學場域一方面不同于中國傳統文人的職業寫作或士大夫的應用寫作，因為新加坡漢詩的寫作是業餘性質的，不必考慮謀生、晉升和工作需要等實用目的。另一方面，若用現在跨學科的理念來解讀，新加坡漢詩作家的本職工作也會拓展自身詩歌創作的題材範圍和思維模式。而群體的交流和唱酬自然也會拓展詩人們的眼界和本地的文化空間。

再次，檀社詩歌創作和詩集編選具有一定的本土化傾向。盡管李慶年對于檀社雅集中不關現實、隻談消閑的雅集主題頗有微詞，但詩人們在看似消遣風月的題目之下，仍能尋找一個合适的角度去抒發自己的真性情，同時在詩作中流露出本土化的傾向。

比如，詩人們在很多詩題如《春懷》《餞春》《秋感》《觀海》《消夏》《海鶴》《聽雨》等中都表達了“東風吹客到天南，颠倒征塵醉欲酣”的漂泊愁苦之情，然而這些詩歌也植入了很多星洲的景物、氣候、物産和風俗人情，如“十畝椰林水一方”“火傘撐空正午天”等。

《檀榭詩集》上卷的《歡樂園雜詠》系列詩作還描摹了丹戎巴加露天遊戲場的各種表演項目，如投擲遊戲、大力士角技等。尤其在《星洲雜詠》一題中，不同的詩人對于星洲皆有發表不同的看法。黎伯概的“笙歌燈火樓台夜，車馬煩嚣市肆邊。一島獨當歐亞道，重洋猶獲太平年”，描述的是新加坡的繁華景象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慶幸自己遠渡重洋還能獲得太平的生活。

出家人釋瑞于也對星洲的繁華景象有所描繪：“寶炬千竿堤不夜，漁家雜處水為田。肩摩毂擊繁華地，服賈牽車古市廛。”并且發出了“海外藩籬别有天”的感慨。

李鐵民則在肯定新加坡“聲名端合冠南洋”的同時，擔憂華族子弟學習西文後丢棄了中華傳統文化：“果然鹦鹉巧于言，竟把佉盧教子孫。為語漢秦都不識，分明漁父入桃源。”

由此看來，這些詩人在這個小島上安家落戶，雖然不時産生懷鄉念親的想法，但是對于新加坡的發展、華族子弟的文化傳承都十分關注。對于本土風物，他們是親曆者、參與者，不再是像過境文人那樣的旁觀者。

另外，邱菽園在《檀榭詩集序》中明确提出“畫疆分治”的編選理念：“星洲為交通孔道，過江名士人才濟濟，其弗能盡諸騷雅才人于一堂之上，而加以捧袂推誠固也。吾侪殆類于畫疆分治者，苟非名實相循，雖沾沾自喜，何益？杜陵詩雲：别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為當自固藩籬，庶免後人笑拙。”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顯然是反語，說明當時過訪星洲的文人中水準參差不齊。後半部分則強調本土詩作的選擇應由寓居文人自行裁定，唯有如此才名實相符。邱菽園此處所言之“畫疆分治”與“自固藩籬”，充分彰顯出寓居文人的主體性，以及改變之前過度依賴或完全移植中國文學的意圖。這種理念是新加坡文學在本土化程序中的一個重要宣示，其意義不亞于邱菽園在創作實踐中的本土化嘗試。

（作者系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