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唠家常#
敦煌，為漢代河西四郡之一。當我們将目光投向範圍更廣的河西走廊，就會發現在陸地時代，河西四郡組成的“敦煌-武威城市群”，恰如今天海洋時代，由香港、深圳、廣州、澳門領銜的粵港澳大灣區。
從西北到東南，從陸地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從一個開放時代，到另一個開放時代——主角輪替，歲月流轉，一張一弛間，已是兩千年...
▲ 夢系河西走廊，守望千年，圖為敦煌雅丹。 攝影/金伯琛
在現代人眼中，開放，似乎是沿海城市的“專有名詞”。
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一片位于中國西部、身處亞歐大陸腹地，被高原、山脈、沙漠、草原包圍的狹長區域，卻站在了那個時代“對外開放”的前沿——
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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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漠駝鈴，是河西走廊上夢幻般的聲音。 攝影/林北岸）
這裡是遊牧與農耕長期拉鋸的百戰之地。祁連山下水草豐美，綠洲之上農田肥沃，她兼具着塞外大漠孤煙、駿馬秋風的英雄氣概，和中原開疆拓土、封侯拜将的士子風流。
▲ 嘉峪關城樓，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背後的祁連山雪峰連綿。攝影/王宇同
這裡是東西方文明融合碰撞的交彙之所。絲綢之路的駝鈴聲聲，敦煌石窟的漫天佛陀，她站在“東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搭建起一座各路商賈雲集、四方風物荟萃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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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下圖，檢視“河西四郡”變成今天的“河西五市”。請橫屏觀看。制圖/可達鴨）
自西漢開始，河西走廊上就矗立着一片 “國際化城市群”——“武功軍威”的武威、“張國臂掖”的張掖、“盛大輝煌”的敦煌，“泉水若酒”的酒泉……它們連綴在一起，将中國的視野拓展到千裡之外。
河西走廊，是一條跨越了2000年的開放之路。
祁連山下的“通天之路”
在匈奴語裡，祁連就是“天”的意思，而河西走廊正是“天邊”的一條大道。
▲ 匈奴呼天為“祁連”，在遊牧民族的眼裡，祁連山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攝影/傅鼎
她東起烏鞘嶺，西至星星峽，東西橫貫1200千米，連通了黃土高原與塔裡木盆地；南北之間最窄處卻僅有幾千米，恰似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遙相對峙，擠出來的一條狹長廊道。
▲ 河西走廊地形圖。 制圖/F50BB
走廊以北，合黎山、龍首山、馬鬃山連綿展布，并稱“走廊北山”，隔絕了延伸自蒙古高原的無垠沙海；南邊的祁連山則獨當一面，背靠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達到了4000米以上，從山下平原仰望，的确是峰連天際，直指蒼穹。
▲ 張掖皇城草原，接着其後祁連山雪山，恰似一條“通天之路”。攝影/楊文傑
所謂“春風不度玉門關”，的确，玉門關矗立在河西走廊的最西頭，而過了東端的烏鞘嶺，就從大陸的季風區走向了非季風區、半幹旱區走向了幹旱區。
一方面，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斷了印度洋暖濕氣流北上的步伐，塑造了西北地區的黃沙戈壁、大漠孤煙；另一方面，祁連山則截留了空中的水汽，成為了伸向西北幹旱區的一座濕島。
▲ 大方盤城遺址，已在風沙中伫立了兩千多年。攝影/李文博
在這座與天同高的山脈上，覆寫着3300多條冰川，儲水量約有1320億立方米，堪稱是一座巨型“固态水庫”；由于高海拔和濕潤氣候，祁連山上終年積雪，有時甚至會出現炎炎夏日裡“六月飛雪”的奇觀。
而山上的冰川消融，雪水彙聚成流奔湧而下，則形成了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延伸出數十條支流，滋潤着整個河西走廊，讓她變得生動而多彩。這個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幾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這條走廊上一一呈現。
▲ 黑河，古稱“弱水”，古人所說“弱水三千”即此河。攝影/劉運澤
當河水漫過山地，曆經1億多年的沉積、擡升、侵蝕和風化，塑造出了豔麗的彩丘和丹霞，猶如一道道在大地上狂奔的色彩，将河西走廊打造成一條缤紛“畫廊”。
▲ 張掖的彩丘和丹霞，是走廊上最壯麗的風景之一。攝影/李文博
當河水流向平原，在原本幹涸貧瘠的土地上，點亮了一片片肥沃綠洲——敦煌、武威、張掖……這些雄城無一不是建立在綠洲之上，成為這條地理大通道上豐饒的“驿站”。
而在高山和平原之間，河水則灌溉出了一望無際的草原。尤其是橫亘在焉支山與祁連山之間的大馬營草原，水草豐美，極利于馴養馬匹。世界第一大軍馬場，山丹軍馬場就坐落于此，其曆史能追溯到2000多年前，第一任漢人“場長”就是骠騎将軍霍去病。
▲ 山丹軍馬場，公元前121年由骠騎将軍霍去病始創。攝影/陳旻
天生的優質草場，讓河西走廊成為了遊牧民族的家園——羌、氐、月氏、烏孫、匈奴……這些馬背上的民族在河西走廊上往來馳騁、策馬揚鞭。
秦末漢初之際，發祥自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區及陰山一帶的匈奴，在單于冒頓（mò dú）的率領下驅逐了月氏等鄰族，一統大漠，建立起龐大的匈奴帝國，成為了河西走廊的主人。
他們以祁連山下的草原為牧場，兵強馬壯号稱“控弦之士三十萬”；他們的婦女用焉支山上的紅花為顔料，為出嫁的新娘畫上豔麗的紅妝；他們雄踞在高原大漠上，虎視眈眈地俯瞰着東亞腹地的中原王朝，随時準備鐵蹄南下。
▲ 祁連山下的草原，牧馬頻來去。攝影/王海燕
這一次，河西走廊由一條天生的地理大通道，成為了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争鋒相對的焦點。在遊牧民族的眼裡，她是水草豐美的後方；而對于中原王朝來說，這将是一次通向西域、走向開放的契機。
漢唐氣象，半在河西走廊
在中國的古代史上，最為繁盛者，莫過于漢唐。而散文作家鄭骁鋒寫道：“漢唐經濟文化之是以能享譽世界，皆因胸懷坦蕩，高舉着'開放'大旗。”
▲ 在西漢時期的地圖上，更能看出河西走廊與河西四郡的“咽喉”地位。 制圖/F50BB
公元前139年，為了聯合被匈奴驅逐的大月氏，漢武帝決心征召勇士出使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年紀輕輕的張骞站了出來，攜浩蕩使團從今天張掖國樂縣的扁都口，進入河西走廊，他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深入中亞、西亞各地。
13年後，這個已然步入中年的陝西漢子，曆經兩次被俘，跨越千山萬水，終于回歸長安，并帶來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國家的詳細資訊。這次壯舉，史家稱之為“鑿空西域”。
▲ 敦煌莫高窟323窟，《張骞出使西域圖》。攝影/墨楓MF，圖 / 圖蟲·創意
掌握情報之後，漢武帝反攻的決心更加強烈。公元前121年，19歲的霍去病兩度率軍西征，一次越過焉支山進擊千裡，斬獲8900餘人；另一次則繞道居延澤（今居延海），大破祁連山下的匈奴腹地。在河西走廊上，久久回蕩着匈奴悲歌：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顔色”
兩次大戰之後，河西走廊納入中原版圖，四座雄城相繼拔地而起，并從一降生開始，就肩負着國家的興衰榮辱，它們是——
武威郡，彰顯的是漢王朝橫掃河西的“武功軍威”。
酒泉郡，代表對“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的由衷贊歎。
張掖郡，是“張國臂掖，以通西域”的開放決心。
敦煌郡，寓意“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的盛大圖景。
▲ 如今沿用“河西四郡”名稱的四座城市，自上而下分别為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圖1、2/視覺中國，圖3攝影/徐海洋， 圖4攝影/石耀臣
在這個過程中，各方人物陸續登場，将河西四郡打造成了“國際化城市群”。
帝王
對河西走廊影響最深的，首先是漢武帝。
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後，漢武帝随即下令啟動了屯墾移民，陸續征調前去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18萬人。這些士卒“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一面戍衛邊疆，另一面則帶來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将綠洲打造成良田沃土，讓河西走廊上回蕩起農牧融合的交響曲。
▲ 今天的張掖，依然有良田沃野，千裡不絕。攝影/石耀臣
同時，長城、烽燧等防禦工事以及郵驿系統也開始向西拓展。
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陽關和玉門關一南一北靜靜矗立；兩關戍卒日常所需的糧草，大多來自位于敦煌西北、疏勒河南岸的“河倉城”；當有緊急情況，信使則會通過附近最大的驿站——懸泉置，快馬加鞭上報長安。
▲ 懸泉置遺址，曾是漢代最大的驿站之一。攝影/徐海洋
盡管漢武帝一生心系河西走廊，但他從未踏上過這片土地；在所有大一統王朝統治者中，最早來到這裡的是隋炀帝楊廣。
隋朝建立以來，隋炀帝先是恩威并施，制服了盤踞在絲綢之路上的突厥、吐谷渾和黨項；又制定了發展絲路貿易的國策，派大臣裴矩出使西域，摸清了由河西走廊通向地中海、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道路，是為《西域圖記》。
▲ 根據裴矩《西域圖記》中描述繪制的三條路線。 制圖/F50BB
到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三月，最喜巡遊的隋炀帝在張掖舉辦了一場盛會——這次盛會邀請了27個國家的外賓出席，十幾萬觀衆集中在數十裡之内，焉支山下6天6夜都燈火通明、熱鬧非凡，堪稱一場盛況空前的“萬國博覽會”。而在宴會的最後一天，隋炀帝下诏在吐谷渾故地設立了“西域四郡”：鄯善、且末、西海、河源。
從漢代的河西四郡，到隋代的西域四郡，再到此後唐代的安西四鎮，通過河西走廊，中原的手臂伸得越來越長，開放的力度也越來越大。
僧侶
即便在漢唐之間的動蕩年代，河西走廊的開放屬性也未曾斷絕，反而吸引了大批僧侶。
他們大多來自西域，從河西走廊一路東進。除了肩負着弘揚佛法的使命，為亂世帶來宗教的慰藉，他們還和當地居民一起，在河西走廊上塑造了最為輝煌的人文景觀——石窟。
▲ 佛教東傳，留下了長長的石窟帶。制圖/王躍
河西石窟是中國石窟的“開山鼻祖”，其中論曆史之久、規模之大、内容之豐富，首推敦煌莫高窟。公元366年，樂僔和尚望向鳴沙山時，突然眼前綻出萬道金光，仿佛受到了佛陀的啟示，因而“架空鑿岩，造窟一龛”，自此拉開了莫高窟千年石窟營造史的序幕。
▲ 敦煌莫高窟，河西走廊上最耀眼的文化遺産。攝影/王金
從十六國時期一直到元代，敦煌莫高窟的開鑿從未停滞。到今天，這裡還儲存着735個洞窟、面積4.5萬平方米的壁畫和2415尊泥質彩塑；在其附近，西千佛洞、東千佛洞、榆林窟等石窟也相繼鑿成，形成了敦煌地區龐大的石窟群。
而要說對中原石窟的影響之深，則要屬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在十六國時期，定都姑臧（zāng）（今武威）的北涼國推崇佛教，國君沮渠蒙遜在天梯山的山崖間，建造了一尊大石佛像，并率先在此開鑿洞窟。
▲ 天梯山石窟，通體遷入山崖峭壁之間。攝影/徐海洋
随着北涼被北魏所滅，衆多僧侶也被遷至今天的山西大同一帶，并将涼州石窟的造像模式引入中原。雲岡石窟中最早的“昙曜五窟”，即為涼州高僧昙曜所建；洛陽的龍門石窟同樣受到了“涼州模式”的影響。
河西走廊上連綿不斷的石窟，仿佛是佛陀一路走來時留下的足迹，所過之處，步步生蓮。
▲ 天梯山石窟大佛。攝影/胡澍
商人
到唐代，強盛的國力保障了河西走廊暢通無阻，将開放的力度推向頂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絲綢之路上往來不息的商人。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依稀能窺見絲綢之路上商賈往來的盛況。
▲ 《胡商遇盜圖》，出自莫高窟第45窟。臨摹/李月伯
這些商人來自西域各國，大多數都被統稱為“胡商”。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商品，更是方方面面滲透進唐朝人的生活方式——
緊窄修身的胡服、風靡一時的胡妝、膘肥體壯的胡馬、面粉制成的胡食、時而婉轉時而激越的胡樂，乃至活力四射的胡旋舞……這個被後人尊為“盛世”的時代，是處洋溢着異域風情，是處充滿着開放氣息。
▲ 上圖：敦煌壁畫裡的胡旋舞圖；下圖：敦煌壁畫中的伎樂圖，中間為著名的反彈琵琶形象。上圖臨摹/ 魏榮榮，下圖臨摹/焦鷹 （兩位臨摹者系西北師範大學敦煌學院畢業生）
而河西走廊上的城市，也因貿易往來成為了絲綢之路上的商業重鎮，敦煌被譽為“華戎交錯一都會也”，涼州（今武威）則有“河西都會”之稱。
這個時代的河西四郡，不僅是中原王朝對外開放的沿線城市，更像是當時的“自由貿易區”，足以稱之為“國際化城市群”。
文人
唐代的河西走廊太過迷人，吸引了一批批心懷封侯拜将之夢的熱血青年争相投奔，以至于史書上有名有姓的詩人——李白、李賀、王維、高适、王昌齡、岑參、王之渙……都甘心成為那個時代的“西漂”。
▲ 相比今天的“北漂”、“滬漂”，唐代的“西漂”往往都寫得一手好詩。 制圖/孫大仙工作室
他們傾慕漢朝的名将，或以少年将軍霍去病為偶像，“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随骠騎戰漁陽”；或是更偏愛老牌名将李廣、衛青，“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他們贊歎塞外的風景，有的曾在出使西域時親眼目睹，“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有的光憑想象就能勾勒出奇景，“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
甚至出現了一批專門以描述邊塞風光見長的“邊塞詩人”，在他們筆下，“涼州”、“陽關”、“玉門關”成為了高頻詞彙。
▲ 陽關遺址，在祁連山雪峰之下靜靜伫立。攝影/孫志成
然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當跳着胡旋舞的安祿山背叛唐朝，一場突然爆發的動亂席卷了整個中原。“安史之亂”後，河西走廊已逐漸落入吐蕃之手，她的命運和大唐一起走向了衰敗。
開放！一如少年模樣
到宋元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已然開通，陶瓷逐漸取代了絲綢，成為中國的新名片；而版圖的擴張，使得河西走廊不再是邊塞，隻作為國家西部的咽喉通道。
然而千年以來的開放、融合，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消磨的痕迹，也讓河西城市展現出與衆不同的絢爛多彩。
作為小麥進入中國的通道，河西走廊堪稱是吃面的集大成者，幾乎西北所有的面食，都能在這裡出現：牛肉面、臊子面、拉條子、搓魚子、窩窩面、油潑面、炸醬面、幹拌面、肘子行面、洋芋面、青稞面、黑面、涼面、堿面、炒面、牛羊肉燴面……
▲ 敦煌黃面的制作過程，極具張力。攝影/餘生吉
而相比外界對“甘肅人隻吃牛肉面”的誤解，更多經典的美味則隐藏在走廊深處——敦煌的驢肉黃面、胡羊焖餅，武威的“三套車”（饧面、鹵肉、茯茶），張掖的牛肉小飯、臊面、炒炮，金昌的雞肉墊卷子……在這裡，面食可以有一千種姿态，突破了想象力的界限。
而作為佛教傳入的必經之所，河西走廊上富集了中國石窟之美。從鳴沙山下的敦煌莫高窟，到瓜州的榆林窟、張掖的馬蹄寺石窟、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在這條1200公裡的通道上，數十座佛教石窟連綿展布，構成了龐大的石窟藝術群。
▲ 由上至下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攝影/圖一、三：徐海洋、圖二：李文博、圖四：視覺中國
其中最為知名的敦煌莫高窟，不僅影響着中國人審美——壁畫上的“飛天”形象成為甘肅最具辨識度的标志之一，“九色鹿”的故事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更是孕育出一門特色學科——敦煌學，所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它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
▲今日敦煌街頭的”飛天“路燈。攝影/康輝
今天的河西走廊，依然充滿着生機和活力。
她是全國最大的蔬菜、瓜類、花卉等對外制種的産業基地，這裡生産的玉米種子，占據了全國玉米用種需求的一半以上，将河西走廊渲染成一條“黃金走廊”。
她将幹旱地區的“風”與“光”轉換成了電力，戈壁上矗立着大批的風車群，園區裡遍布着成片的光電闆，将這裡特殊的氣候化作清潔能源。
▲ 敦煌，成片的光伏電站，為這座城市提供了“光”與“熱”。 攝影/邱新生
當直通天際的公路延伸向祁連山區，穿行在丹霞和彩丘之間；當迅疾如風的高鐵飛馳在絲綢之路上，越過了陽關和玉門關。不知古老的河西走廊，這條2000年的開放之路，是否會想起她年少青蔥時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