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斷鷹攀崖老師提到南陽安衆人劉廙求學于司馬徽，并推想司馬徽初期在宛教學而不是襄陽或颍川，還有别的南陽朋友問我有沒有可能司馬徽是在安衆教學。
對這些推論舉反證還是很容易的，畢竟南郡宜城的向朗和益州涪縣的尹默、李仁也來向司馬徽求學，總不至于是以再推論到這幾個人的家鄉去吧。
但如果心态平和，多些耐心，會發現南陽朋友們的猜測是有道理的，重點就在于劉廙的年齡。
《三國志·劉廙傳》“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于講堂上，颍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黃初二年（221年）卒（《廙别傳》雲：時年四十二）”。
推算一下，劉廙為180年生人，考慮虛歲，其“戲于講堂”的時間為189年，這個歲數離鄉百裡求學不太合常理，重點是此時劉表還未入宜城，哪來的襄陽學業堂。
《三國志·劉表傳》“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複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馀萬。”（《英雄記》曰：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
《後漢書·劉表傳》“（建安）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萬裡肅清，大小鹹悅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尉赈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
兩傳都将劉表辦學放在張羨之亂後，如果按《桓階傳》，張羨叛亂可能發生在官渡（205年）之後，加上“連年不下”，是以我大事年表中将劉表建學官的時間放在建安七年（202年）。那這個時候，劉廙虛歲都23了，别說這年紀，13以後都不至于那麼瘋。
是以，在劉表正式設立官學前，荊州地區還是有私學的。包括諸葛亮等人，正史也從沒記載他們進過劉表的官學，隻是遊學荊州。
之前我們提過多次，《魏略》中諸葛亮在荊州有兩段遊學時間，一段是“建安初”，另一段是“初平中，中州兵起，（徐庶）乃與韬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表明190到193年間，諸葛亮已經到了荊州地區，這個時間荊州未定，劉表還沒有精力辦學，來投奔他的人也少。
那假如《劉廙傳》中的“十歲”沒有漏字，司馬徽189年就已經流寓到荊州，在哪裡教學的可能性高呢？
漢水以南的宜城和襄陽此時宗賊橫生（危險），還真的是名宦羊續治下的南陽郡更适合安身。司馬徽在郡治宛城或者安衆劉家附近教學是合理的。唯一的問題隻是和平日子太短暫，羊續卒，190年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南陽後，司馬徽是否會離開？
個人認為司馬徽留在南陽的可能性高些，因為襄陽此時仍不穩定，192年還有孫堅劉表大戰，之後劉表還需要一段時間來建設極不發達的襄陽小城。
《三國志·毛玠傳》“将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袁術大學營）。”（事在192年“太祖臨兖州”前）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袁術早年其實是頗有聲望的，聚集了師宜官、華歆等大量學者（隻是因之後袁術稱帝敗亡，大家才自稱被脅持）。加上南陽大族此時還沒有遷徙的理由，司馬徽可以依附的人很多。
如果按《魏略》，徐庶在初平年（190-193）在荊州見諸葛亮，也應是在袁術治下的南陽更合理，他們與司馬徽在南陽就可能接觸過。
當然，司馬徽之後在襄陽與龐德公、劉表、劉琮這些人的交集，也不能完全視為《襄陽耆舊記》等書的編造。估計還不用等到曹操197年征宛，光是關中流民和餓兵大量湧入南陽的195年，司馬徽就可能離開南陽。
但如果非要兼顧所有史料，相信《世說新語》等記載的龐統二千裡至颍川拜訪司馬徽，那195-197年司馬徽也許回過颍川，然後可能因為颍川“四戰之地”，又南投襄陽吧。
“四戰之地”是荀彧說的，他和郭嘉、辛毗、徐庶等人早在190年左右逃離颍川，之後還留在颍川的都是勇士，活下來的都是幸運兒。
那司馬徽在197年以前在哪，跟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倒是沒什麼關系，現在這個号的讀者主要是躬耕地問題的愛好者，那我們還是扯回來——諸葛亮有沒有可能躬耕在安衆？
目前是真沒直接證據，隻能一步步舉旁證，争取哪怕1%的可能性。
首先，安衆縣是非常符合“南陽”這個身份的，兩漢三國到晉一直處于南陽郡内（未劃給南鄉、義陽郡），唐代還是屬于南陽郡（鄧州），即使是南陽面積最小的時候，安衆都沒有脫離過，是“鐵杆”。
東漢南陽地圖
三國南陽地圖
唐代鄧州地圖
從距離上看，安衆與新野更近，友善劉備三顧，而且離沔水也比宛近些，符合“沔之陽”。
《後出師表》說曹操“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伯（北）山，殆死潼關”。後五處全部是縣以下的小地名，是以南陽朋友一直認定此處“南陽”也是縣級機關，隻能是宛。但其實更可能指安衆。
曹操第一次征張繡，在宛城是夜晚被突襲（《三國志·典韋傳》“襲太祖營”），直接崩潰，根本沒有“被困”過。南陽朋友強行引申為“是人生的一次困境”。
《三國志·武帝紀》在安衆時“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道地，悉過辎重。”“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從“不得進”“前後受敵”“死地”等詞語已經能看出“圍困”了，都被逼着挖道地了，但我跟南陽朋友争的時候，他們硬不承認。
《三國志·李通傳》“太祖軍不利。通将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複戰。”如果沒有李通，曹太祖能不能脫困還兩說呢。
當然，南陽朋友愛說“你舉一例安衆指南陽的例子！”我一直不明白“某地屬于南陽”為什麼非要被說成“某地是南陽”。而且《後出師表》用“困于南陽”描述安衆之戰，不就已經是例子了麼，其實是想讓我舉第二例。
《漢書·地理志》“安衆，侯國。故宛西鄉。”是以安衆曾經也是宛的一部分，考慮民間習慣遺留，此地完全有資格成為“南陽”的代稱。晉時安衆被并入宛，到今天潦河鎮還屬于南陽卧龍區。總的算下來，安衆跟宛一體的時間也有至少一千五百年了，宛可稱南陽，安衆如何不能稱？
實地拍攝
有趣的是，我在南陽潦河鎮探訪的時候，杜衍街和安衆街挨得很近，可惜譚其骧地圖的兩漢圖上，都沒有杜衍縣。（《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已無杜衍。《記纂淵海》“東漢省杜衍縣，晉省安衆、育陽。”）
沖氣和老師認為南陽卧龍崗在漢代屬于杜衍縣應是西漢，與諸葛亮無關。而且既然安衆曾是從宛縣割出來的，那當然是安衆與宛城更近，卧龍崗屬于安衆的機率還大些，今天所定的城址其實都不甚科學，鄧州那塊安衆城址碑我都懶得去，還是潦河這塊靠譜些。李賢注《後漢書》的時候隻說杜衍在南陽縣西南，沒說中間隔着誰，可能帶來了誤導性。
同樣，譚圖上插在宛與安衆之間的涅陽，也應與安衆換個位置，現在一般認為涅陽是在鄧州的穰東鎮，涅陽人張仲景故裡就在穰東的張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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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圖的錯誤可能來自後世誤導，比如《大明一統志》“鎮平縣在府城西七十裡，本漢安衆縣，屬南陽郡，晉改安昌縣，屬義陽郡，南北朝廢為穰縣北鄉地。”把南陽西邊的鎮平能扯到襄陽東邊的安昌（今棗陽南）就非常離譜，再扯回來又跑穰縣誰還信他？譚圖就信了。
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安衆單獨設國，劉丹為安衆侯，和劉秀祖先劉買一樣屬于長沙定王劉發之子。
西漢末年，安衆這一支劉氏宗親劉崇、劉隆、劉宣參與反王莽之戰，皆有功，劉寵、劉宣襲安衆侯。劉廙就是安衆侯的後裔，是以家族在安衆的地位極高。
《後漢書》“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可見安衆劉家到漢末還出三公。
《晉書·劉喬傳》“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曆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鎮東将軍、豫州刺史劉喬是與劉弘同級别的大将，也參與平張昌，大家查劉弘時應該也常看到他名字。能做到這種級别，沒有龐大的家族勢力是難以想像的。
《河南通志》“紫金城在鎮平縣城西北隅，有舊址，安衆侯藩邸，俗呼紫城。”
“安衆城在府城西南三十裡，漢縣，屬南陽郡，為劉崇封邑，有土魯山，出紫石英，即今安衆鋪。”（在這一段後面，緊跟着就是唐許渾的《南陽道中》“不知誰學武侯耕。”意指此詩寫于安衆，這是安衆競争躬耕地的重要證據之一，雖然年代晚了點。）
《大清一統志》安衆故城……晉省入宛縣，永康初封劉僑（喬）為安衆縣男，即故縣。《水經注》湍水又東南迳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
斷鷹攀崖老師經常舉的“南陽劉子骥”，也出自安衆劉氏。南陽劉驎之，鄧粲《晉紀》：“驎之字子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閑，志存遁逸。”
另外《華陽國志》中，還有一段“（陳綱）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衆劉元所殺”的記載，這個劉元不知道身份，倒是這一段“成固”“南陽”“安衆”并舉，給人一種南陽似乎也是縣的錯覺，可以給南陽朋友助助興。《太平禦覽》引張衡語時，也有“時公南陽趙熹也，西曹椽安衆鄭均，素好名字。"一段，也是南陽與安衆并舉，有意思。
《梁書》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将軍喬之七世孫。
《元和姓纂》漢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少子，安衆侯丹，徙沮陽，裔孫喬，喬生挺，挺生簡、耽，耽生栁，尚書令，曾孫虬，當陽令，生子遴，梁都官尚書，侄孫斌，隋有傳。
舉這麼多安衆劉家的材料，其實與諸葛亮沒有直接關聯，隻想證明安衆有這樣一個盤踞多年的大家族，足夠建塢堡聚衆數千人自保，不用遷到漢江北避難。當然，現實是，按《劉廙傳》，劉廙和哥哥劉望之确實在劉表身邊，劉望之被害後，劉廙投揚州而不是傳回安衆，估計安衆劉氏并不足以對抗大軍。
按《後漢書》《華陽國志》有安衆令程祗，則安衆是萬戶以上的大縣，又是帝鄉周邊，自然不止一個大家族，我們再找。
南陽人和全國的文物愛好者都很熟悉的天祿辟邪，是南陽漢畫像館的鎮館之寶，出自漢代宗資墓和宗均墓（尚有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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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網圖
宗家為南陽安衆世家大族，他們的墓不葬安衆，葬在宛縣，足見安衆與宛縣一家親，相隔極近。也可能宗家隻是戶籍和田産在安衆，府邸在宛城内。
《河南通志》“宗資宅在南陽縣東北古城内，宗為南陽名族，宅負縣郭，一門仕宦至卿府者三十四人，縣東北三裡有墓。”
《後漢書·宋均傳》曆代都有考證，認為本為“宗均”無疑，其族子宗意，宗意孫為司空宗俱。《司空宗俱碑》也是名碑，宗俱祖父為司隸太守，父親汝南太守，曆代“二千石”。《後漢書》中，宗意父親宗京還是遼東太守。
堂堂後漢書能把傳主的名字寫錯有點不可思議，事實上古籍中将宋、宗誤寫的案例相當多，包括我們熟悉的劉表手下宋忠（衷），《河南通志》就寫成宗，但宋衷為南陽章陵人，這個是明确的。
但《尚友錄》還有“宋勝之，南陽安衆人”。
歐陽修《集古錄》“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
南陽宗家在漢代還有宗姚、宗廣、宗慈等，其中宗慈為黨人“八顧”之一。後世宗炳、宗越、宗如周、宗懔等不一一列舉了，有位宗慤還發明過名言“乘長風破萬裡浪”。
舉這麼多隻是為了證明安衆宗家數百年盤踞南陽，雖然有些人未标注安衆，但也在涅陽、葉縣、宛等地居住。
但這與諸葛亮躬耕地似乎還是沒有必然聯系，因為咱本來就是對曆史有興趣，不一定句句都不離諸葛亮嘛。
話題轉回來，與三國有關系的安衆宗家人共有兩位，一是追随張飛、諸葛亮的宗預；一是跟曹操有很多糾纏的宗承。
《宗預傳》“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随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主簿相當于秘書，基本都是鐵杆親信，廖化就是關羽主簿。（曆史上呂布做丁原主簿，《三國演義》就直接把他寫成丁原幹兒子……）
是以，安衆人宗預是諸葛亮非常明确的“南陽朋友圈”的一員。
當然，籍貫不代表常住地，萬一宗預是先南下投劉表，之後再投劉備，是在襄陽或新野結識諸葛亮的呢？
那就再看宗承，也叫宗世林。《孝子傳》有他為父親宗資造墳事。《漢末名士錄》有袁術與南陽宗承會談一條，但皆發生在黨锢前不提。
《楚國先賢傳》和《世說新語》都記錄了曹操弱冠時拜訪宗承，但宗承“甚薄其為人”，“拒而不納”。到曹操196年底任司空後，再問宗承“可以交未？”宗承說了一句名言：“松柏之志猶存”。此後曹操一直“薄其位而優其禮”，曹丕兄弟都常拜于宗承床下。後來宗承也随曹操至邺。
之前我隻關注宗承至邺，以為是建安初年，曹操征張繡時将宗承抓回許縣，想證明宗家堅守安衆莊園不肯南撤。但寫到這裡時發現建安元年他們已經見面，那大機率宗承一直随在獻帝身邊，此說就不成立了。
但另一方面，宗承得到曹操禮遇，安衆宗家應該全面投曹，何以宗預還是出現在了劉備身邊呢？是像諸葛家一樣兩頭下注？
但不管宗家怎麼想，有宗承在曹操陣營，他們實際上已經不用擔心被曹軍抄家。而曹軍從安衆敗走，宗家再讓部分族人投劉表加上雙保險是必然的。等劉備屯新野，與安衆近，當然又必須與劉備搞好關系。這就是南陽大族存身之道，根本不必舍棄龐大的家業和祖茔（曹操盜墓很有名），到沔南從零開始。
有這樣的大族存在，諸葛亮等流寓人士随時可以依附，也不是說一定要逃到人才“擠擠”的襄陽。在襄陽官學建立之前，安衆的宗家或劉家，其實都是很好的遊學地。
當然安衆還不止這點家族。
唐張九齡《姓源韻譜》“襄陽安衆龐氏，其家富盛，好為髙屋，鄉黨榮之，号曰龐髙屋。”晉朝時安衆縣被并入宛縣後消失了，是以這裡應該指的是漢或三國時期。
襄陽什麼時候都沒管過安衆縣，此處應該了解為龐家住在襄陽，但郡望祖源在安衆。這就讓人聯想到《襄陽耆舊記》“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祀先人墓。”龐德公住在魚梁洲上，一般認為他渡沔是去龐統所在的南白沙，但假如龐家祖上在沔北的安衆，也是說得通的。
安衆有龐家，司馬徽有可能在安衆，那龐統是到安衆見司馬徽，再到宛縣紫山遊玩，全都說得通了。不管我這文章的證據和推理有多弱，但串起來成為鍊條，就有一席之地了。
當然，對我不利的材料我也會提。《後漢紀》“建安九年八月辛巳，封蕭何後為安衆侯。”這究竟是虛封，還是這一年曹操已經控制了安衆縣呢？這跟建安五年的南陽王一樣，是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