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老家山西V
一
晚清來華傳教士是一個比較難以界說的群體。大量的傳教士是跟在洋槍洋炮的後面才得以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本身也長期都被看做西方列強的文化侵略者。
但，不可否認的是，傳教士在傳教的過程中也把先進的西方文明帶入了中國。當中國的維新變法人士尚未産生并形成群體之前，西方傳教士是在中國進行啟蒙，打破保守與封閉的先行者，尤其是新教傳教士在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積極地緻力于開創中國的新型慈善、文化、出版、教育、醫療等事業。
晚清來華傳教士也是一個龐雜的群體，不僅有教派的差别，而且道德品行、來華動機以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也各不相同，因而進行大量深入細緻的個案分析是必要的，以盡可能予以準确全面的評價。曾經，在特殊的年代裡，為把所有的傳教士統一界定為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的幫兇或直接參與者，也有選擇地進行過一些個案分析。
英國人李提摩太是晚清來華最傑出傳教士之一，也是曾經在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人，無論對傳教士持肯定還是否定的态度，李提摩太都會作為個案分析的首選對象。
李提摩太是英國新教浸禮會傳教士，原名Timothy Richard，1870年來到中國後自稱李提摩太，别号菩嶽。早期在山東、山西傳教的同時緻力于赈濟災荒等慈善事業，得到了上至官紳下至百姓的一片贊譽。
在華後期，特别是1891年10月就任同文書會即廣學會總幹事後，文化出版傳播和思想啟蒙成為李提摩太的主要活動，其在中國交遊之廣，對華影響之大，在當時的外國人中罕有其匹。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深受其影響，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大員甚至翁同龢、孫家鼐等朝廷中樞重臣都與其建立了良好的個人友誼。戊戌變法期間被推薦為光緒皇帝的外國顧問，被清廷授予一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并追封三代。
1870年來到中國，1916年回到英國，除去短暫的回國休假，李提摩太把一生最寶貴的45年奉獻給中國的社會變革。
不管他的初衷是什麼，也不管他變革中國的方式是如何與我們固有的文明格格不入，李提摩太45年如一日的努力，最終得到了同時代許多國人的認可。
對于李提摩太在中國進行的慈善、文化出版、思想啟蒙、興辦近代教育等事迹，有詳盡史料可查，并無異議。但早在李氏在華活動期間，究竟其所為何來已引起國人足夠的警惕。
康有為自認為受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影響頗大，但把“保教”與“保國”、“保種”列為同等重要的地位顯然是想用儒家正統思想來對抗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宣揚的“洋教”。
盡管李提摩太憑借在華多年的善行赢得了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等朝廷重臣的信任，但李提摩太能敏感地意識到他們在良好的個人友誼中“仍然遺留着強烈的排外情緒”，李提摩太和他的外國同伴也清醒地認識到許多中國官員“希望學習外國的陸軍和海軍知識，想要開拓思維，目的是打擊外國人，将外國人趕出中國。”1
無論是康、梁等維新人士，還是張之洞、李鴻章等洋務先鋒，甚至是翁同龢、孫家鼐等保守派都是在對李提摩太充滿警惕的觀察交往中，小心翼翼而且有取有舍地通過李提摩太得到了對外部世界的最初認識。
李提摩太和他的“廣學會”奉獻給中國的益處大大超越了傳教士們所進行的其他一切慈善活動。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最早呼喚她覺醒的是李提摩太這樣金發碧眼的外國人。
在華45年，李提摩太見證了清王朝的覆滅，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辛亥革命爆發，一個新的時代開啟時，李提摩太年事已高，更加專注于傳教的本職工作和比較宗教研究，同時中國這個沉睡的巨人也終于有了一些覺醒的模樣，天朝上國的觀念在一次次的失敗挫折中徹底粉碎，中國人開始急不可待地努力學習西洋文明，西學東漸已成潮流，再也不需要李提摩太這樣的傳教士自告奮勇地向國人紹介西洋文明了。
1916年傳回英國後，李提摩太漸漸地從國人關注的視線中消失。
1918年，李提摩太離開中國兩年後，魯迅先生說：“科學書等，實以廣學會所出者為佳，大可購置，而世多以其教會所開而忽之矣。”2主持廣學會傳播科學和思想啟蒙是李提摩太對華最重要的貢獻，“而世多以其教會所開而忽之矣”顯然含有故意的成分，在中國從事思想啟蒙事業明顯晚于李提摩太的嚴複越來越受國人關注并成為載入史冊的劃時代人物，甚至，當初協助傳教士開展譯書工作的李善蘭、華蘅芳等人也青史留名，後世景仰，而李提摩太、傅蘭雅、丁韪良、林樂知等等對中國啟蒙覺醒做出開創性傑出貢獻的外國人卻漸漸地從我們的正史中消失了。”
李提摩太憑借其在華傳教和傳播文明的事業受到西方社會的高度褒獎，但他在中國生活的太久了，回到英國後，卻成了陌生人。晚年最大的心願是再回到生活了45年的中國，1919年4月辭世時，手中還拿着秋天傳回中國的船票。 二
回國後，年邁的李提摩太難以再進行開創性的工作。
1916年應英國浸禮會總部的要求，由女兒埃莉諾整理成書的口述自傳在倫敦出版，書名為《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在回憶錄的序言裡，李提摩太自豪地說：“這些陳年舊事講述了一種富有同情心的努力。”“這種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對中國的提升——通過更優越的宗教、更先進的科學、更便利的通訊手段、更完善的國際貿易，還有現代化學校和專業學院的創設、現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個同歐洲一樣大小的國家内建設新的工業，開發新的産品。在所有這些領域都有我某種程度的參與。”
1924年，李提摩太的親密朋友和同僚、山西大學西學專齋第二任總教習蘇慧廉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國》出版，蘇慧廉在引言中動情地說：“在中國還沒有哪一位外國人、傳教士和教友能有這麼高的知名度。在中國的每一個行省、城市以及數不清的城鎮和鄉村，‘李提摩太’這個名字廣為人知，并備受推崇。從端坐于寶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農村學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讀者，他對中國的熱愛也得到了人們的肯定。”
蘇著由曾任英國駐華公使的著名外交家朱迩典作序。盡管朱迩典在序言中以一個在華生活多年的外國人的身份意識到“隻有極少數的外國人給中國大衆留下了印象，或是在其身後留下了一些影響。李提摩太博士就是這罕見的例外中的一個。他的漢語名字——‘李提摩太’——在中國人民心中占據了一個穩固的位置”。
而且當年就有蘇著中文節譯本（周雲路譯）面世，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重大曆史事件一個接着一個，民族救亡的曆程波瀾壯闊，中國人不僅無暇顧及這兩本李氏傳記，甚至就連李氏本人也差不多快被徹底遺忘了。
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僅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而且和帝國主義有關的一切幾乎統統從中國消失了。抵制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滲透，消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幫助人們擦亮眼睛，看清一切帝國主義分子的真面目是特征鮮明的時代話語。
1951年，丁則良編著的《李提摩太》一書列入“抗美援朝知識叢刊”由開明書店出版，初版印量高達萬冊，這本小冊子将李提摩太定義為“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進行控訴，認定李提摩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分子，一心一意要滅亡中國，使中國陷于萬劫不複的境地”。
丁則良早年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曾受業于陳寅恪、張蔭麟、雷海宗、姚從吾等史學大師，被史學界寄予厚望。經雷海宗推薦曾擔任楊振甯家庭教師。
才華橫溢的史學大家，雖然旁征博引，卻幾乎用大批判式的“紅衛兵”語言來“檢舉”、“批判”、“控訴”李提摩太這樣一個複雜的曆史人物，顯然有主動向當時的社會主流話語靠攏的傾向。
1964年，新中國培養的史學新銳李時嶽著《李提摩太》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初版印量也超萬冊。看不出這兩本同名的小冊子之間有無傳承聯系，但立場、方法是基本一緻的。兩書均對李提摩太持徹底否定的态度，鈎沉史料，牽強附會甚至深文周納地對李提摩太進行批判和誣蔑。
不用說傳教是為了愚弄、麻痹、欺騙中國人民，就連赈濟災荒的慈善活動也被當做騙取中國人民信任的僞善行為，而傳播介紹西學的事迹更被看成是借賣弄膚淺過時的科學常識來騙取信任。
而且，李提摩太應山西巡撫張之洞之請，用近代化的手段勘察太原地形，為防洪建設提供科學依據的行為，用測高氣壓計測量海拔高度的行為，甚至在山西赈災期間對災情的調查都被直接當做特務活動來揭發批判。
時過境遷，這兩本小冊子對李提摩太所進行的批判與誣蔑已經沒有辯駁的必要了。“文革”後，已成方家的李時嶽教授自認為“是在‘文革’以後才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思索的”3。丁則良教授 1957年被打成反黨右派，旋即自沉于北大未名湖，所有向主流話語靠攏的努力均屬徒勞，而且名随身滅，到今天恐怕就連專攻曆史的大學生都不會知曉史學界曾有其人了。 三
撥亂反正，中國曆史又掀開新的一頁。拒絕遺忘，甚至再一次 “把被颠倒了的曆史颠倒過來”成為曆史研究新的使命。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學校長，時任教于北方交通大學的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徐士瑚教授在《山西文史資料》第十七輯發表長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學》，實事求是地介紹了李提摩太創辦山西大學的艱難曆程。
1986年，徐士瑚教授又在當年《山西文史資料》第六期（總第四十八輯）上發表了介紹李提摩太事迹的長篇專文《李提摩太與山西》，本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問題提到特定的曆史範圍内，對李氏在赈濟災民、介紹西學、解決教案、創辦山大四個方面與山西的關系加以詳述”，而且評價李為“思想複雜、胸襟開闊、學識淵博、對儒釋道與伊斯蘭教都專研過的傳教士”，認定李提摩太雖然“動機出于傳播耶教福音，但客觀上為山西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尤其是創辦西齋（即山西大學）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确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同樣，1986年《山東文史資料》第二十二輯發表王鈞堂（秉正）老人口述長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王鈞堂老人是教會人士，雖未能親見李提摩太，僅憑追憶父兄親友的叙述，時隔幾十年，“雖年逾八旬，但追憶起來，印象仿佛如昨。”
重新記起李提摩太對中國的巨大幫助，不僅在大陸，而且由于曆史的原因，港台學者在更早的時間對李提摩太予以關注。
1957年，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再版蘇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國》一書的中文節譯本。1965年台灣學者王樹槐先生著《外人與戊戌變法》作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出版，由著名學者蕭公權先生作序，詳細研究與戊戌變法有關的幾個外國人，其中李提摩太是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不僅詳細研究戊戌變法前後李提摩太的有關活動和對中國維新變法人士的影響，而且對李氏生平也有述及。
蕭公權先生評價該書：“取材瞻博，論斷謹當，述論詳明精到。”該書堪稱李提摩太研究的經典著作，對後來大陸學者影響頗大。
1971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姚崧嶺著《影響大陸維新的幾個外國人》，介紹李提摩太等清末來華著名傳教士，為他們分别立傳并彙集一冊。
随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和思想解放不斷深入，曆史研究也漸漸突破禁區，大陸學者也開始以傳教士作為研究對象。1981年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994年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996年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5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又出版了顧長聲的作品《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為包括李提摩太在内所有清末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立傳，其中李提摩太所占篇幅最長。
上海不愧為先得風氣之地，在對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對中國基督教傳播史方面的研究國内無出其右。
大陸學者的這些著作對李提摩太着墨頗多，史料考證詳盡，對李氏生平事迹認識全面，對李氏在華活動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批駁了丁則良、李時嶽早年間對李提摩太的污蔑，承認李提摩太對中國“客觀上”做出的巨大貢獻，但同台灣學者王樹槐先生一樣，對李提摩太的主觀意圖依然表示了深深的懷疑。
盡管海峽兩岸相隔幾十年，意識形态不盡相同，對李提摩太來華動機與意圖方面的判斷，兩岸學者與老祖宗基本持相同的态度——“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四
鈎沉史料，透過李提摩太對華善行善舉的表面現象，洞悉其不可告人的真實目的，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國内學者的思維定式。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長篇曆史傳記文學《曾國藩》和《張之洞》脍炙人口，一時間洛陽紙貴。在《張之洞》裡，李提摩太是作為正面形象出場的，是在李提摩太的引導和幫助下，張之洞才得以從一個颟顸頑固的清流人物轉變為見識開明的洋務派官員。
但唐浩明先生斷定李提摩太主張中國興辦近代工業、修建鐵路的背後動機是為了獲得豐厚的回傭的說法4，缺乏佐證，應是小說家言，想當然耳。
李提摩太的在華表現也并非無懈可擊，盡管曆四十五年之久，為緻力于中國的社會變革所做出的傑出貢獻人所共知，但被學者們斷定其另有意圖，也的确有把柄在。
中日甲午戰争期間，在張之洞的要求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個解決中國危機的“急救之法”，其内容在今天看來無疑是要将中國變成大英帝國的保護國，借英國的力量抗衡日本，而且這個“急救之法”向朝廷索價竟達百萬兩白銀之巨。
學者們由此斷定，通過這件事暴露了李提摩太的狐狸尾巴，也由此斷定李提摩太此前此後的一切善行全都是為了騙取信任的僞裝。
李提摩太的建議無疑是錯誤的，但如果能客觀、曆史地看待問題，在老大衰落的中華帝國岌岌可危之時，誰又能拿出更好的辦法呢？事實上在國力衰亡的背景下，“以夷制夷”也正是李鴻章之類“中流砥柱”解決國家危難的基本思路。
李提摩太隻是一個傳教士，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人員，更不是軍事家，在危難之際，為中國苦思冥想的救急之法，盡管有損中國根本利益，也應該是兩害相較取其輕。而且，這個辦法是應中國地方大員的要求提出的，可行與否，僅供當局參考，實屬危急之下，姑妄言之。
在對國家與民族前途的焦慮激憤中，在對當局和國民極度失望中，譚嗣同、孫中山、陳獨秀等先賢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也都提出過一些非常有損于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設想5，然而為尊者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後人沒有因為這些錯誤的言論貶低譚嗣同、孫中山、陳獨秀的曆史功績，那麼對李提摩太這樣的外人似乎也不應采取雙重标準。
至于索價百萬之巨，李提摩太的要求也算是正大光明的。應對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是朝廷的事。考慮到李提摩太終生保持簡樸的生活，在華早期把自己傳教士的薪水和津貼，甚至還有繼承來的遺産收入用于傳播西學，向英國教會呼籲投資在華辦大學，向李鴻章建議每年投資教育一百萬兩白銀作為中國的“種子錢”，再考慮到日後李提摩太第一個利用庚子賠款在山西創辦大學，索價百萬，其目的用于中國教育事業也未可知。可以說李提摩太是天真的，在這件事上認定他有什麼巨大的陰謀是勉強的。
李提摩太是英國人，是傳教士，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利用宗教作為殖民擴張的手段有充分的史料為證，但就此斷定所有的西洋人，所有的傳教士都是殖民主義者，顯然也不是科學的态度。李提摩太的主張也許和英國政府在中國推行殖民的政策相契合，但就此斷定其主張受英國政府指使，缺乏證據。
對李提摩太的所有懷疑，無可辯駁的一點是李提摩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教。這一點，李提摩太等傳教士自己也是從來沒有隐瞞的。
然而能否就此斷定李提摩太的所有善行都是欺詐都是為了騙中國人信奉洋教呢？欺詐，應該會有己之所欲取之于人，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内容，而洋教對于李提摩太這樣虔誠的基督徒來說是終身信奉不渝的，何來欺詐？一部人類的曆史，也正是宗教伴行的曆史，基督教對西方曆史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不能簡單地說僅僅是客觀上也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當代中國基督教領袖羅冠宗先生主編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實述評》一書。在前言中，羅冠宗先生認定并不是所有的傳教士都在政治上搞侵略活動，但是一方面說：“許多傳教士是抱着傳福音的使命來到中國的，不少傳教士為傳播福音奉獻終身，他們翻譯《聖經》，為文化交流、醫療衛生、移風易俗和社會服務等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我們永遠不會忘懷的。”另一方面卻又斷定：“由于傳教士來自美、英等國家的社會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往往不能擺脫自己國家對壓迫民族的政治觀念；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整個傳教事業同政府的密切關系，使受差會派出的傳教士無法擺脫其政府對華政策的羁絆。”
不僅自相沖突，而且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應該也不算是科學的态度。書中對李提摩太生平事迹的評價和20世紀50、60年代丁則良、李時嶽的觀點基本一緻，評價的主要依據即來自丁則良《李提摩太》一書。 五
盡管有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後人在解讀叙述曆史時總會比前人少一些過于功利的目的，也會較少受到曆史事件當事人立場的影響。讓曆史研究回歸史料，從史料開始說話，剝開包裹在曆史叙述過程中的種種别樣深意是新時代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
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出版《萬國公封包選》，收入刊載于《萬國公報》的文章120篇，其中收錄李提摩太直接著、譯17篇，為了解李提摩太的言行思想提供了原始資料。朱維铮先生在該書導言中明确肯定李提摩太等傳教士曾對中國變革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而且指出：“他們到底不是專業化的人文學者或社會學者，在華時間又很長，因而要求他們密切關注歐美學界的曆史與現狀，并且及時通過譯著，向中國人作介紹，否則便反證他們都存心充當列強向中國實作精神侵略的工具，這未免是不情之論。”
但同時，朱維铮先生對李提摩太等傳教士的來華動機依然十分警惕，也明确指出：“他們至死都沒有放棄使中國基督化的夢想。”
2003年，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著《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袁偉時教授在卷首獻詞裡鄭重指出：說李提摩太、林樂知以及傅蘭雅等人“以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籍圖推動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時候，既是出于還曆史本來面目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為鑒，使自己的祖國不再有人愚蠢地為分享文明成果設定障礙”。
袁著應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對李提摩太等傳教士評價最高的一部著作，不僅對清末來華西人的作用與社會影響考證詳盡，而且探赜索隐，嚴肅認真地考證李提摩太、林樂知等優秀傑出的傳教士“是否應該擔當‘侵略者’或帝國主義的罪名”，既确立了“這些外國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還是朋友，關鍵的一點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還是有助于中國的社會進步和國家獨立”的根本評判标準，闡明了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的差別，又條分縷析地分析了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在中國的大量言論與行為，謹慎地，同時也明确地得出這些傳教士“在文化領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以及他們“曾是西學東漸的重要中介人，對推動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起過重要作用”的結論，告誡國人“不要把19世紀中國人民的朋友，誤認為狼外婆”。
但另一方面袁偉時教授也以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在傳播科學和民主的同時也不厭其煩地宣講神學”作為一條理由來證明這些傳教士們也并非“通體發亮的完人”6。
通體發亮的完人當然沒有，但以宣講神學作為對傳教士進行負面評價的依據，也隻能說明即使改革開放到今天的中國，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依然與我們比較隔膜。
300多年前，英國哲學家洛克在引起轟動的《論宗教寬容》中說，如果做不到“嚴格區分公民政府的事務與宗教事務，并正确規定二者之間的界限”，“那麼那種經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關心或至少是自認為關心人的靈魂的人為一方，和以那些關心國家利益的人為另一方的雙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結束”。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講，事關宗教紛争等等彼岸的東西尚不足以影響我們追逐此岸幸福的步伐，但我們也應該明确，宗教信仰問題完全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普世價值觀念，也是中國憲法明确規定的公民權利。
2005年5月，時隔近九十年後，《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中文版終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12月，蘇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國》（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全譯本亦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盡管兩書的譯者在譯後記中都不約而同地在肯定李提摩太對中國巨大幫助的同時，依然認定李提摩太是“充滿侵略野心的人”7，尤其是李提摩太回憶錄的譯者，竟通過翻譯得出：“人性的高貴和種族的偏見、宗教的虔誠與世俗的卑瑣、先進的洞察力和強勢者的傲慢自負、理想主義的天真和市儈式的精明算計、堂吉诃德式個人英雄主義與仗勢欺人的殖民者的蠻橫，等等，這些互相沖突的要素都統一在了他（李提摩太）那廣袤而孤寂的心靈裡，使他成了一個值得體味的曆史人物。”
通觀兩書，實在找不到能展現李提摩太“種族的偏見、世俗的卑瑣、強勢者的傲慢自負、市儈式的精明算計與仗勢欺人的殖民者的蠻橫”的地方。但依然要感謝譯者，文本的翻譯畢竟為我們認識、了解以及研究李提摩太提供了第一手憑據。
山西大學創辦百年之後，其創始人李提摩太的塑像終于得以聳立于校園草坪之中，提醒深受其惠的後世學子們記住在中國的曆史上曾經有這樣一個外國人。
日益開放的中國沒有人再會懷疑開放和交流是世界性的潮流了。當初，達摩祖師抱着弘揚佛法的宏願來到中國，開啟了儒釋道互相影響交融的新時代，禅宗也日益成為和儒、道同等重要的中國文化内涵，叩問祖師西來意也成為多少年來各種禅宗公案永恒的命題。
如果我們能把無罪推定的司法審判原則也運用到嚴肅的學術研究中去，那麼，在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李提摩太來到中國是别有意圖之前，應該認定其所為何來也恰似祖師西來意。（本文原載于《書屋》2011年第3期。） 注釋：1、蘇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國》22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2、魯迅全集第11卷353頁魯迅緻許壽裳書3、李時嶽著《近代史新論》第2頁，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4、參見唐浩明著《張之洞》第4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5、參見袁偉時著《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222頁，292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6、袁偉時著《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229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7、蘇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國》324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