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注：[宋]黃庭堅/緻德輿賢友劄/26.7×37.7cm/紙本/1105年/故宮博物院藏
黃庭堅（1045-1105年）在宋代文苑的地位，論詩文，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同遊蘇轼門下，為“蘇門四學士”之一。
在“蘇門四學士”中，黃庭堅成就高，是江西詩派的創始人，後人将他與蘇轼合稱“蘇黃”。論書法，黃庭堅與蘇、米（芾）、蔡（襄）同列四大家。《宋史·黃庭堅傳》稱他“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
宋代書法，超越了唐代“尚法”，開“尚意”之風。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序》說：“以張懷瓘《畫品斷》，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優劣也。”照此，逸品還沒有資格列入等格。因其“不拘常法”。張懷瓘的《書斷》也同《畫品斷》一樣，将書法分為神、妙、能三品，沒有“逸品”之說。
[宋] 黃庭堅/李白《秋浦歌》并跋（局部）/17.2×30.4cm×58/拓本/見《海山仙館藏真續刻》/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到了唐末宋初，《益都名畫錄》的作者黃休複，自繪精于圖畫者58人，品評四格，一反前說，于神、妙、能三格之前冠以“逸格”。曰：
畫之逸格，最難其俦。拙規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
至此，張懷瓘的“不拘常法”得到提升，不入格的逸品一躍登上最高品位。蘇轼“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正合逸品宗旨。到了清代，恽南田将逸品簡括為“純是天真，非拟議可到”。逸品的提出，開拓、更新了審美境界，為文人書畫起了前導作用，在書畫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蘇轼的《枯木竹石圖》、《黃州寒食帖》，米芾的米點山水，小楷《大行皇太後挽詞》，蔡襄的某些書劄，都可以看作有異唐人審美觀的逸品代表作。蘇轼于王安石書法亦稱其“得無法之法”。
書法宋四家，都善行楷，唯獨黃庭堅行、楷之外更擅長草書，黃庭堅草書的成就使他于蘇、米、蔡之外，獨樹一幟，在書史上的地位進入新的高度。按宋初風氣，文尚韓愈，詩宗杜甫，書法師顔真卿。在學顔這一點上，四家都無例外，後來各抒個性，形成自家面貌，也開創了宋代書法多元化的格局。黃庭堅學書，服膺《瘗鶴銘》，認為大字無以過之，草書直接受益于懷素、楊凝式，但《瘗鶴銘》的影響不止于楷書。草書不隻是楷書的簡化、迅捷，還有特定的審美理念，且最能展現個性。黃草善于中鋒立定，側鋒取勢，大開大合，縱橫争執而無不如意，特别擅長對動态的掌握，共性中有個性，仍保留着本人楷書中宮緊收向外拓展的特色。“近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黃庭堅曾用來自譬作詩，借以形容他的草書也頗有味，可以了解為“用盡力氣，不離故處”，筆法的普遍性規律“無往不複，無垂不縮”，也可以擴充到草書的章法。比之唐代張旭、懷素，黃庭堅的原創性有異前人、後啟來者，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圖注：[宋]黃庭堅/史翊正墓志銘稿/33.5×65.3cm/紙本/1098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早在魏晉時代，已随玄學興起關注到“意”，以此弘揚個性存在，擺脫儒家思想束縛。在宋代，“尚意”書風不是簡單地揚棄“法”，而是賦予“法”以較低層次的美學意義。評價書畫在崇尚逸格，推重尚意的大環境下，黃庭堅強調“觀韻”、“以韻為主”，這又與唐代的“先觀神采”有别。“神”相對于“形”，欣賞過程中“神采”奪人眼目，精光外射。“韻”屬别一境界，它遊離于“形”“神”之間、之外，有餘味，經得起慢慢地細細品味。“韻”的審美觀與禅宗思想的出世精神密切相關，導向對人生的超脫，對儒家“道”的反叛。蘇轼雖然沒有像黃庭堅那樣突出“韻”為獨立的審美範疇，但是他對禅宗的參悟，對“無法之法”的主張，對“蕭散”、“簡遠”、“清新”的推崇，本質上與倡導“韻”的精神一緻。
觀賞與創作，從兩個方向達到基本一緻的認識，然而立場不全同。黃庭堅論書的深刻見解，既有禅宗思想影響，還有豐富的創作經驗作基礎。他與蘇轼以至曆代所有的大家一樣，力主學習必須刻苦。“筆冢、墨池”的精神絕不可少。但都主張學書貴在通其意，遺貌取神，自出新意，不踐古人。在蘇東坡為“我書意造本無法”，在黃則為“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紙筆，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無法是相對的，無法—有法—無法，是辯證過程。無法既指書法的普遍規律，也指作書的具體方法。無法在尚意書風的審美理念中有着特殊的意義：有法即無法，有意即無意，此中仍與禅宗理念相通。
倘把“無意”推到極點，便沒有任何刻意追求，不會對書法存任何欲念。黃庭堅的名句“随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也許可以說是儒家入世思想的表白，斬釘截鐵地否認“随人作計”，不甘“後（于）人”，提出“自成一家”的目标。雖然蘇、米、蔡諸公都以不同的途徑成家，相比之下，蘇轼更注重“頓悟”；米芾通過“集古字”别開生面，轉益多師達十餘家。不斷地自我肯定與否定是大藝術家必然的經曆。然而宋四家中明确标立“自成一家”者，以黃庭堅最自覺。足見其膽略自負。有了這樣的目标，黃庭堅不斷完善自我，早期學周越，後來恨“抖擻俗氣不得脫”，覺周“勁而病韻”，遂改初衷，又曾自評元祐間字“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接下來指出：“字中有筆，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筆法為書法之本，曆代大書家無不為追求筆法下最大功夫，又各以筆法的特殊性自立門庭。筆法最單純也最豐富，看似簡易其實最難。從初學者到宗匠，從真品佳作到赝品仿制，但看筆法“基因”可以了然。還是黃庭堅說得好：“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米芾回禀禦問所謂“勒字”、“排字”、“描字”、“畫字”、“刷字”等等，無非指各家筆法個性特異，不必過分拘泥每個詞語的具體含義。黃庭堅指張旭、顔真卿、王羲之、懷素、索靖諸家筆法各異，而又“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争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此處“與能者争衡”，其實是心手不一，沒有達到相忘的程度。“争衡”必“有意”，忘記自我，失去自我，于是降低了書法的價值。
作為草書宗師的黃庭堅，在“自成一家”的創造性運思中獲得的真知，值得認真領會。即使面對書聖，也非抛棄真我亦步亦趨。他在跋《蘭亭》中說：
《蘭亭序草》，王右軍生平得意書也。反複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而學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
學長處，會妙處，要在“各存之以心”。有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雄心必定不輕易放棄自我，直至不盲從聖者，以“自我”的立場取舍融會。這裡涉及到了具體的方法，而原創與臨摹則是一對避不開的沖突：
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随人意。
以上原理與方法，适用諸體，而于草書有更強的針對性。臨摹是學書公認的重要方法，然不能僵化，須善于領會神韻。“張古人書于壁間”，辦法很具體，但是有用，因為這樣做容易得古人書之全神，與古人優遊神交，取形更得神韻于形似之上。“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唯有“自得”的東西才真正屬于自己，才有自家面貌。
圖注：[宋]/黃庭堅/緻公蘊知縣尺牍/30.4×43.5cm/紙本/109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崇尚逸格寫意，倡導文人風範，直至以魏晉風度為楷式，黃庭堅對“俗”的批判成為其書學中一個不可忽視的亮點。請看：
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其書乃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隻是俗人耳。餘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話已說到這等地步。哪怕筆墨比得上鐘繇、王羲之，如若缺少道義、學問、性靈、理法，仍舊還是“俗”，而“俗”是最不可救藥的。黃庭堅的忌俗、厭俗、鄙俗精神，散布在他的書論中，強烈地反映出對士大夫立場、對傳統道義、對審美觀念的堅持。“俗”，與“韻”、“逸”直接對立，水火不容。“俗”必定失去真我。所謂“自成一家”者，我們不必認為凡學書必須人人卓然成家，不必誤解為凡“自我”一切皆好，重要的是從人文立場尊重個性，發揚自我意識，真正做到這點，也必定能夠尊重别人，吸取他人長處，處理好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米芾也是一個竭力排俗的人，對顔真卿、柳公權、歐陽詢都有激烈批評。對此，或許可以看作是出于宋代尚意對唐代尚法的反叛立場，也包含老米個性使然。米芾反俗同時喜歡一個“趣”字；黃庭堅在尚意、觀韻、反俗的同時，發揚了自己的書學觀，其中包括對“拙”的肯定，“凡書要拙多于巧”。“拙”與“巧”的辯證關系最早發源《老子》，但在後來的藝文批評中對拙、巧有了新解。與黃庭堅同時代的陳師道《後山詩話》提出“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粗毋弱，甯僻毋俗”，肯定了“拙”的美學意義，并且也沒有忘記對“俗”的鞭笞。可見同代人思想互相影響之深。到了明末清初，傅山“四甯四毋”之說繼承和發揮了前人思想，傅山對“俗媚”的斥責達到了空前激烈的地步，擴充到對社會政治的态度。循着這條路線，我們可以加深對中國傳統美學的了解。
自黃庭堅千年而後，出版了五卷本《黃庭堅書法全集》。黃庭堅生前說過，他的若幹見解須待數十百年後才被人了解。雖然曆史上的地位早被公認，但認識的深度、評價的角度随時間推移不斷變化。
黃庭堅生前萬沒有預料到，千年後的一位同裡，以十數年如一日的精神，懷着巨大熱情，全力整理、發掘先祖遺作，厘訂考證，锲而不舍地作系統研究。這位中年人叫黃君。他把圍繞黃庭堅的研究事業當作學習黃庭堅的過程，寫詩、作字、撰文，連同黃庭堅的孝悌之心一并成為學習榜樣。2008年，黃君書法集出版，詩詞界前輩劉征以“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為題評價：“黃君甫及中年而才藝大展。”“墨韻詩聲，相融相濟，其益兩收，其樂無窮。”“超人之成果顯示超人之精力，超人之精力顯示超人之勤奮，超人之勤奮顯示超人之才氣，令人驚歎。”“君無浮躁之氣，有執著之功，于浮雲飛絮到處飄舞之中，其特立獨行如此。”評價至誠至高。
黃君編《黃庭堅書法全集》，積蓄多年，先是四卷本《黃庭堅研究論文選》問世，還出版黃庭堅書法專著，組織黃庭堅研究學術研讨會，進而為《全集》不舍晝夜，全力以赴。翻讀此書清樣，我以為“全”是黃君追求的重要目标。
此書力求網羅天下，做成精品。循此，将巨匠置于曆史的環境中，作全面系統的考察。《全集》包含的“言論輯錄”“曆代評論輯錄”以及約五十萬字的“書法年譜”、“作品考析”、“書法評傳”，集資料性與學術性，求實精神與曆史眼光于一體。《全集》把傳世作品分為真迹、臨摹之作、托名書和僞作四大類。黃庭堅傳世之作多數沒有年款，作品系年難定，而黃君早有專著《山谷書法鈎沉錄》就一系列作品作了專門的考證，有許多見解獨抒胸臆。關于《草書千字文》刻本，編者認定為黃氏早期之作，而墨迹本《行楷千字文》則為後人僞托。六卷本《曆代千字文墨寶》（吉林美術出版社）也認墨迹本《行楷千字文》為“無名氏仿黃庭堅”。此作品裡的一個“玄”字末了少一“點”而略顯挖除的痕迹，此中玄機也許值得考究。從學書的立場看，無論何時都要取法乎上，名碑劇迹，經過曆史檢驗值得反複臨習，即使不甚知名的墨迹、拓本，隻要真有藝術價值也不宜任意棄置而必取其所長。該書甚至把托名書與僞迹分開，認為“托名書”或出于對被托名者的尊敬（略如嶽飛《還我河山》《前後出師表》），不必純以僞作視之，這又是一種文化眼光。該書将黃庭堅書法區分真迹、臨摹、托名、僞作四大類，抱着許多苦心。但是無論為着考據或臨池，識别真僞和區分優劣都是最重要的。曆史上任何一位大家，如果撇開其代表性的傑作，肯定大為遜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确認大家曆史地位，主要看代表作品。倘若辨識不嚴，魚龍混雜，便會模糊大家形象乃至誤導。《蘭亭》論辨引起廣泛關注，重要原因在《蘭亭》特殊地位，又因其特殊地位增加許多疑窦。黃君主編這套全集，充滿熱情，他不掩飾自己的偏愛。偏愛當然有别于偏執。偏愛在藝術欣賞與創作中不可避免，意味着獨到的視角、獨特的追求，學術上表現為學者的個性。由此，偏愛之心甚至很可愛。黃君将心目中尊敬的先祖列為“千年書史第一家”，也說明他的膽略，敢于直抒自家識見，言人之所未言。這當中是否也受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精神的感召呢？
應黃君和出版社的熱情邀請，為本書作序。我與黃君交換了對黃庭堅書法的認識，也包括對當今書法發展狀況的一些看法。書法需要人文關懷，書法的持續發展，不能沒有原創精神與精英意識，要有一批有識見的實幹者奉獻一木一石。研究書法史為着啟示當代，曆史上傑出藝術家具有榜樣的力量，書法本體意義不因時空轉移而丢失。深入闡釋某一個案的價值會超出“這一個”本身。以黃庭堅研究為例便可說明。這裡也要提到本書編委會許多專家包括水赉佑編《黃庭堅書法史料集》的貢獻。看黃君主編的《黃庭堅書法全集》，看許多古代書法史論資料的發掘研究，會加強我們當代書法發展的自覺意識，無愧先人并有啟來者。■
本文選自《中國書畫》雜志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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