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學家衛禮賢：“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理查德·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德國著名漢學家，在其57年的一生中有25年是在中國度過的。他對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對《易經》的翻譯與講授，在西方世界産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著名翻譯家楊武能《衛禮賢——“偉大的德意志中國人”》一文，稱贊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功臣。著名學者季羨林評價衛禮賢是“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自稱是山東人，并取漢文名字

1873年5月，衛禮賢出生于德國斯圖加特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早年接受了嚴格的宗教教育。1897年德國強占中國膠州灣後，德國魏瑪傳教會（同善會）招募去青島的傳教士，衛禮賢看到這一消息後決定前往中國。這一決定不僅改變了衛禮賢的人生軌迹，也為他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奠定了基礎。1899年，衛禮賢抵達青島，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被中國豐富的文化和哲學所吸引。他開始學習漢語，并深入研究中國的經典文獻。在這個過程中，衛禮賢逐漸意識到，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傳教，而在于了解和傳播中國文化的精髓。

在青島的日子裡，衛禮賢不僅與當地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積極參與到社群的建設和教育工作中。他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對于世界，尤其是對于西方世界，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價值。這種認識促使他放棄了原有的傳教士身份，轉而緻力于成為一名漢學家和教育家，他自稱是山東人，信儒教，并自取漢文名字——衛希聖，字禮賢，亦作尉禮賢、魏禮賢。

翻譯《易經》等經典，研究介紹中國哲學和文化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對中國認識程度的加深，衛禮賢開始關注并研究中國哲學和文化方面的經典，其中他對《易經》的翻譯堪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範事例。

《易經》作為中國古典文獻中最為深奧和富有哲學内涵的一部作品，對于任何譯者來說都是一項巨大的挑戰。衛禮賢深知這一點，他在翻譯《易經》時，不僅要傳達文本的字面意義，更要捕捉其背後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精神。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翻譯，讓西方讀者能夠了解和欣賞這部東方智慧的精髓。

衛禮賢在翻譯《易經》時采用了一種創新的方法。他首先直接從中文原文翻譯成德文，然後與同他亦師亦友的勞乃宣一起，将德文譯文回譯成中文，以確定其忠實于原文。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多次反複，直到達到滿意的準确度和深度。衛禮賢的這種方法展現了他對翻譯工作的嚴謹态度和對原作深深的尊重。衛禮賢的《易經》德譯本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被認為是《易經》在西方的經典版本。

與衛禮賢同時代的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曾這樣說，“衛禮賢最大的成就就是《易經》的翻譯和評注”“是衛禮賢成功地賦予這本古書以嶄新的、富有活力的形式，使之獲得新生”。借助衛禮賢的譯介文字，榮格獲得了對他心理學研究影響至深的中國思想寶藏。衛禮賢的《易經》翻譯工作不僅是一次語言的轉換，更是一次文化的對話，展示了如何通過語言和文本的橋梁，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和交流。

此外，衛禮賢還撰寫了多部關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著作，如《中國心靈》《中國人的生活智慧》等。這些作品不僅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社會在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内在形象，還探讨了中國人的精神特質以及中西文化之間互相比較和融合的可能。

在《中國人的生活智慧》一書中，衛禮賢着重介紹了中國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特點、文化發展的特質，以及東方思想對西方複興的意義。關于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衛禮賢認為，東西方的精神結構不是互相排斥意義上的對抗，而是互相補充意義上的對稱。他強調不能簡單地說孰優孰劣，“實際上，在人類的東方和西方都産生了積極向上的文化”，雙方都應當從對方那裡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營養。是以，當西方思想過于注重機械因果性而陷入危機時，東方思想中對有機生命觀的闡釋就成為了一種可以被借鑒的資源。同樣，中國傳統思想中對人的核心價值觀的關切，也使得當時的中國可以通過汲取西方有益的力量而走向複興。

《中國心靈》和《中國人的生活智慧》是衛禮賢對中國文化和中西方哲學思想進行比較探究的潛心力作，這兩部作品展示了他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深刻了解與熱愛。正如曆史學者孫立新所說，“正是基于對西方文化的深刻檢討和對中國文化的真誠喜愛，衛禮賢提出了綜合東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張”。通過這些著作，衛禮賢成功地将中國的智慧和精神傳達給西方世界，成為中西文化對話的寶貴橋梁。

開展教育實踐和學術活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除了翻譯中國古代典籍、撰寫漢學著作，衛禮賢還積極開展教育實踐活動和學術文化交流，宣傳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1900年，衛禮賢在青島創辦了禮賢書院，這所學校後來發展成為青島九中。禮賢書院的創立初衷是為德國人子女提供教育，但很快學校便對華人開放，吸引了衆多渴望學習現代知識的中國學生。衛禮賢堅持“有教無類”的原則，提倡平等教育；同時，他認為，教育應該超越種族和文化的界限，為所有求知者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極為先進的觀念。衛禮賢将德國的教育模式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育體系。他強調中文和德文的雙語教學，同時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課程，學校不僅教授傳統的中國經典，如四書五經，還包括德語、數學、地理、自然科學等西方學科。這種教育模式旨在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了解能力，同時也增加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尊重。

衛禮賢在青島期間，參與創立了尊孔文社，這是一個旨在保護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團體，成為一個文化交流的載體和平台，通過舉辦講座、讨論會、出版譯著和開展文化活動等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衛禮賢和當時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入交往，包括周馥、勞乃宣、辜鴻銘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周馥出任山東巡撫後前往青島視察。周馥對衛禮賢的辦學活動十分贊許，二人是以結下友誼。周馥後來特别向衛禮賢推薦勞乃宣去主持尊孔文社的日常事務，而勞乃宣則成為了衛禮賢翻譯《易經》《道德經》等典籍的合作者和領路人。其間，勞乃宣耐心地向衛禮賢解釋這些中國經典的内涵和外延，使其較為順利地将其翻譯成德文。衛禮賢在《青島的故人》一書中寫道：“他用中文翻譯内容，我做下筆記，然後譯為德文，他再經行對比，檢查我的翻譯是否在所有細節上都準确無誤。”這種教導和互相交流，讓衛禮賢逐漸體悟到中國文化的精深之處，也使他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及後來的教育事業更加符合中國實際。

在與辜鴻銘的交往中，衛禮賢特别注重圍繞中西文化的異同之處進行探讨，雙方在學術上有着共同的興趣和目标，即如何在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思想。他們通過書信往來，讨論翻譯工作中的問題，交流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了解。衛禮賢曾将自己翻譯的《論語》《道德經》等寄給辜鴻銘請其斧正，辜鴻銘客氣地稱其《論語》翻譯是“了不起的翻譯”，同時也直率地指出他沒有解釋清楚翻譯《道德經》的緣由。辜鴻銘在信中提到，翻譯中國經典時應當更加注重文化内涵和哲學思想的傳達，而不僅僅是文字的直譯。

衛禮賢的日常生活和漢學研究，展現了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了解和熱情。他的翻譯和研究工作，不僅豐富了西方的漢學研究，也為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開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成就，使他成為了連接配接東西方文化的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