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複興的第一聲”

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徐悲鴻是重要的奠基者，也是家喻戶曉的現代畫家之一。

徐悲鴻在南京的故居位于玄武區傅厚崗4号，這一帶在當年曾是文化精英、社會名流的聚居之地。徐悲鴻的住所建于1932年，建築面積約兩百平方米，徐悲鴻曾将此處取名為“危巢”。房屋門前現立有徐悲鴻雕像，他1895年出生于江蘇宜興，自幼随父親徐達章學畫，1916年入震旦大學學習法文，1919年以公費資格赴法國留學，成為中國美術公費留學第一人。1928年初，留洋歸國後的徐悲鴻與田漢等人在上海共同籌辦南國藝術學院。是年初夏，他到中央大學藝術科（今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任教，開始獲得穩定收入。1929年，徐悲鴻由上海遷居至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巷的一個小樓上，數月後又搬到丹鳳街的中央大學教師宿舍。由于房間擁擠，沒有獨立的畫室，為了繪制大幅作品，他常趴在地闆上作畫。1931年，為了改善居住和作畫條件，徐悲鴻在友人的幫助下，于傅厚崗購得兩畝荒地，開始營建新居。随着傅厚崗宅院的落成，徐悲鴻夫婦才有了長期穩定的居所，結束了外出求學以來輾轉的生活。徐悲鴻也是以有了按照自己繪畫需要而設計的畫室。

故房間内陳列有徐悲鴻藝術生平展，以圖文的形式，展示其一生的藝術活動和藝術創作。徐悲鴻深谙中國繪畫傳統的精髓，但他認為過度強調形似的文人畫并不利于繪畫藝術的發展，他廣泛汲取寫實主義繪畫藝術的精華，将兩者巧妙地融合，形成了獨具個性的藝術風格。

在一樓展廳，我很快注意到創作于1928年的《徯我後》素描稿，《徯我後》油畫作品是在多年後完成于南京畫室，該畫取材于《尚書》：“徯我後，後來其蘇。”意思是，等待我們的賢君，他來了我們就能獲救了。畫作描繪了旱災下的男女老少，在荒蕪的田地裡，引頸仰天，展現了大旱望雲霓的迫切心情。展廳未陳列畫作全貌，素描稿則正好反映了徐悲鴻的藝術主張，他曾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在藝術史上産生很大的影響。

另一幅徐悲鴻同一時期的重要作品《田橫五百士》則被完整展示出來。根據《史記》記載，漢高祖劉邦稱帝後，齊王田橫率其部下五百人逃亡至海島，劉邦派人招降，田橫假意接受，但在途中自刭，部下五百人得知後随即自殺。畫作取的是田橫與五百壯士訣别的情景，畫面中的田橫，正拱手與壯士們告别，他神情剛毅果決，顯示出不屈的豪邁氣魄。據說徐悲鴻在創作此畫時，先是在平日生活中，随時搜集着巍峨偉壯的人做“模特”，用素描勾勒下他們的輪廓，積數年之功，最後結合這些素材，完成這一巨幅畫作。此外，《田橫五百士》還有着更深層的創作動機，徐悲鴻從歐洲歸國後，看到了當時國内的衰蔽，他痛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也痛感當時知識界有的人迎合反動派，喪失了愛國者應有的氣節。在這幅作品中，徐悲鴻突出表現了中國人“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

《徯我後》和《田橫五百士》是徐悲鴻将寫實主義油畫與中國傳統題材相結合的嘗試，是對油畫民族化的早期實踐與探索，它們反映了徐悲鴻油畫作品的現實主義色彩。比如《田橫五百士》通過對田橫形象的藝術刻畫，傳遞出強烈的力量感，這對激發身處民族危難之際國人的曆史責任感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這兩幅作品在南京參加中央美術會畫展時，便被稱為是大陸“美術複興的第一聲”。此後，徐悲鴻于1933年赴歐洲舉辦美術展覽會，展覽在法國、意大利、德國、蘇聯等地舉辦，獲得巨大成功。其間，他還曾在布魯塞爾和柏林舉辦個人畫展，當時參觀者絡繹不絕，新聞、美術各界時有佳評。

在南京期間，徐悲鴻除了藝術創作和交流，還非常關心曆史文化遺産保護。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曾有一些部門申請用明城牆城磚建造辦公用房，當得知國民政府同意拆除部分明城牆時，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的徐悲鴻馬上表示反對，并公開發表《對南京拆城的感想》一文，将明城牆視為“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極力陳述其藝術和曆史的雙重價值，他的呼籲得到各方的響應，1929年國民政府下令停止拆城。此外，徐悲鴻還曾數次公開批評國民政府不重視美術，呼籲建設國立美術館。在當時建設材料和經費困難的背景下，徐悲鴻仍主張儲存曆史文化遺迹和發展藝術，與其對文化和藝術的認知密切相關。1935年1月，他曾緻力于聯合藝術界同仁組織美術會，認為複興中國文化工作與複興民族應有同等重要之意義。

進入二樓，便能看到故居房梁這樣的大結構基本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了，房梁下方則被進行了加強處理，二樓東側被布置為畫室，三面環窗，陽光充足。西側則是展覽的延續，介紹徐悲鴻離開南京之後的藝術生平。1937年，因抗戰全面爆發，中央大學決定遷往重慶，徐悲鴻安排家屬随校内遷。1939年，徐悲鴻應泰戈爾邀請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并舉辦個人畫展。1942年，他在重慶籌辦中國美術學院，擔任院長。抗戰勝利後，他并沒有傳回南京，而是于1946年赴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49年1月，徐悲鴻出席傅作義召集的北平（今北京）各大院校教授座談會，當時正值北平和平談判最為關鍵的時候，傅作義向參會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了北平何去何從的問題，徐悲鴻第一個站起來發言，說道：“北平是馳名中外的文化古都，不戰則可以儲存這個名城。”其他教授都表示贊成保護北平的文物，反對開戰。這次座談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傅作義下決心簽署北平解放的初步協定。北平和平解放後，徐悲鴻被選為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不久又出任國立美術學院（後定名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為新中國的美術教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參觀完展覽，我真實地感受到這寬闊的房屋和庭園帶給人的甯靜與安逸，而徐悲鴻為什麼要給它取名為“危巢”呢？想到它建成的年代，正值國家民族風雨交加之際，徐悲鴻如此取名，有着深層的意蘊，正如他所言，“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抑于災難喪亂之際，卧薪嘗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義也”。此刻，我聯想到徐悲鴻的畫室中曾長期懸挂着一副對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深深感到這位堅持“偏見”和“孤行”的藝術家從沒有離開過對現實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