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使命，各學科都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中國考古學也不例外。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具有合理性的知識前提，學科的主體性問題由此得以凸顯。

考古學是否有主體性

不同學科對主體性的強調存在較大差異。在自然科學領域，主體性很少單獨成為問題。在藝術學科中，主體性則成為需要彰顯的對象，離開了主體性就無所謂藝術。如果考古學隻是一門研究物質遺存的學科，那麼它就更接近自然科學，沒有太大必要讨論主體性問題。但是，考古學是通過物質遺存去研究人的學科——從人的活動到人的社會，再到人的精神生活。可見，考古學是一門交叉學科，處在自然、社會與人文科學的交叉領域。正因如此，主體性對考古學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主體性問題的凸顯也是考古學學科發展的結果，走向闡釋的當代考古學發展必定要關注主體性問題。考古學的根源古老，但是現代考古學的曆史隻能追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此之前，中國有金石學，西方有古物學。現代考古學的建立者們把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引入古物學中，通過物質遺存研究來了解人類的過去。他們建立考古類型學，通過器物形制的演變來建構曆史序列，提出石器、青銅、鐵器前後相繼的三個時代。他們還吸收了地質學的成果，以均變論為基礎，建立考古地層學，以此确定遺存的相對早晚關系。在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成型之後，随着西方的殖民狂潮，考古學進入了大發現時代，海因裡希·謝裡曼在希臘，威廉·皮特裡、霍華德·卡特在埃及，倫納德·伍雷在西亞，約翰·斯蒂芬斯在中美洲……發掘出人類文明的多個重要遺址。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考古學的中心任務從發現與整理材料轉向解讀材料，即盡可能準确地揭示物質遺存所包含的有關人類過去的資訊。物質遺存不會自己講話，它所包含的資訊需要考古推理才能為人所知。考古推理的主要途徑有二：一是歸納，發現與發掘儲存完好的材料，利用盡可能豐富的科技手段分析材料，這些方法往往有較好的古今一緻性，能夠從物質殘留中推知古人的活動；二是演繹，即建立更準确的理論模闆，根據理論模闆來組織材料，即便材料是零散的。過程考古主張發展中程理論，建立符合考古學目的的理論模闆；後過程考古強調關聯的方法，把在場與不在場的因素綜合起來考慮。二者的目的都是從物質遺存中更準确地擷取更豐富的人類資訊。

但是，解讀出來的資訊仍然隻是曆史事實的片段，它們并不能自動構成可以為主體了解的曆史，需要主體按照某種線索、結構與原則加以組織，由此構成考古學的闡釋。闡釋是主體發揮創造性的舞台，主體性問題随之浮出水面，成為學科發展的焦點。實際上，還在學科形成階段就有研究者試圖發展闡釋，建構史前史。英國學者約翰·盧博克以民族志材料為基礎，寫出《史前時代》一書，他把民族志上的族群按照他了解的發展程度，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這部充滿種族主義意味的著作以西方為主體、按照所謂進化原則來排列不同族群的發展程度，認為落後就必須被淘汰，這樣的闡釋服務了西方殖民主義。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以考古材料為基礎，寫出一系列重建史前史的著作。他對史前史的闡釋側重經濟，強調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不過，柴爾德的主要目的還是探索歐洲文明從何而來，為什麼能夠後來居上，其闡釋的主體性仍然是西方文明。過程考古學興起之後，研究者更強調跨文化的統一性，放射性碳測年技術也為不同地區文化的比較提供了統一的時間尺度，寫作世界史前史成為可能。從既有的史前史來看，其組織架構仍然是圍繞西方展開的，作為世界三大文明體系之一的中國所占的篇幅通常是三四十分之一。20世紀80年代，後過程考古學興起，強調發展多元的闡釋，關注考古學研究的曆史意義，以西方社會為基礎展開闡釋，是以諸如身份、性别、自由市場等具有西方政治正确意味的主題成為闡釋的熱點與角度。

簡言之，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重視闡釋，而闡釋離不開主體。由于現代考古學起源于西方，并得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的支援，是以既有的闡釋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必須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羁絆，确立自己的主體性。

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是什麼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或人本身，研究者自身所處的人文與社會關聯會影響到其對研究對象的了解，作為利益攸關方，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也必然與研究對象關聯在一起，是以，人文社會科學都會存在主體性問題。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承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體性，對人類整體而言也是有益的。

考古學以物質遺存為研究對象，但最終目的還是研究人本身。在具體物質遺存研究層面上，考古學類似于自然科學，面對客觀對象，複原曆史事實。但是，一旦考古學的研究進入社會與人這個層面上，它就成了人文社會科學。20世紀60年代，過程考古學興起，美國考古學家路易斯·賓福德曾經主張把考古學發展成為一門類似地質學的科學，兩門學科同樣關注曆史程序，同樣立足于經驗基礎。如果考古學隻是一門研究物質遺存而與人類本身無涉的學科，那麼他的主張無疑是合理的，但考古學不是這樣的學科。物質遺存本身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定人群在曆史不同階段留下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考古學的發展并沒有如他所願，而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發生了“人文轉向”。

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應與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曆史與現實密切相關。考古學家在把握物質文化的曆史意義時，是從現實出發的。考古學家生活在現實之中，并不存在一個超越現實的視角。否定考古學存在主體性的主張往往會假定存在這樣的視角：絕對客觀、絕對普世，人與社會都必須遵循絕對真理。這種思想在實踐上早已破産，但在考古學及其他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仍有殘留。

我們通常用“中華文明”來泛指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曆史與現實，這個泛稱成立的前提是中華文明存在顯著的連續性。考古學研究已經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進入農業起源階段之後，世界上存在三大史前農業體系：以西亞為中心的西方體系、以華北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為中心的東方體系、以中南美洲為中心的新大陸體系。其中，新大陸體系的農業起源相對較晚，缺乏适合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體系不完整。在三大史前農業體系基礎上形成了三大文明體系，新大陸文明體系因為農業體系不完整以及孤懸一方、難以與其他文明溝通的地理位置，相對脆弱，在面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時無力抵抗，目前已基本消失。從人類文明史來看，從東西方文化體系到東西方文明體系，中國都是其中的一極。近年來的古DNA考古研究顯示，生活在當代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群，早在距今一萬多年前就已格局初定，即分為南北兩個群體。曆史的連續性與文化格局構成了中國考古學主體性的曆史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考古學家蘇秉琦率先提出中國考古學要研究“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重大問題，和上面泛指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内涵基本一緻。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華文明探源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代表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等持續推進，發揮體制優勢，開展大規模的田野工作，組織多學科攻關，代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最高水準，在學科内外産生廣泛影響。

從學科發展的時代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後，中國與世界各國、中華文化與各種文化的交往更加頻繁，交流強化了自我身份認同，更多的文化比較機會也促進了對自身文化的反思。近十餘年來，中國快速發展的趨勢進一步提升了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明探源的考古學是時代的必然選擇。

當然，學科内部的發展邏輯也是不可忽視的，20世紀80年代初，牛河梁遺址的發現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契機，石家河遺址、陶寺遺址、良渚遺址、石峁遺址、南佐遺址等一系列重要發現，為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礎。同時，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已經建立并不斷完善，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必需的時空架構。在學科内外因素的推動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為引領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标杆。反過來，它也促進了我們對中國考古學主體性的關注。

現實與展望

對中國考古學主體性乃至中國學術主體性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古今中西”問題。中國學術何去何從？中國學術與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術是“古今關系”還是“中西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現代考古學從誕生之初，其主體性就存在深刻沖突。如果隻是古今關系，就不應該存在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一切應以“現代”為皈依。現實情況并非如此，考古學的人文社會科學性質決定了這門學科存在主體性。在考古學的實踐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考古學之外的世界考古學是如何建構的。它也是由西方所定義的，近代以來，西方憑借先發優勢定義了“世界”，甚至定義了主體。任何知識都要經過西方“審查”之後才可能進入世界學術體系之中。當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還處在依附階段時，是沒有能力讨論主體性問題的。現在，已經到了讨論它的時候。

當代考古學正在走向闡釋，中國考古學也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學科所處的時代背景也發生深刻變化，中華民族再次行進在世界文明程序的前列。回歸中國曆史、文化與社會，成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必然選擇，必須承認并重視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如果不承認中國考古學存在主體性，結局隻能是被同化或被抛棄。承認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不等于否認西方文化與西方考古學的主體性。因為交流是需要主體的，沒有主體，就不會有文明互鑒。解決“古今中西”問題首先要承認中西的存在，然後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

建立這個認識之後，也就意味着，中國考古學首先要研究“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研究。在此基礎上再去研究世界考古學的問題。我們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要從中國去看世界，定義屬于自己的“世界考古學”，而不是說，因為已經有了世界考古學，就不再需要自己去定義，因為主體性是不可替代的。既有的世界考古學是西方定義的，這是屬于他們的視角。我們可以借鑒，但是不能是以就把他們的視角當成我們的視角。

目前，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的重要任務。無論從曆史、現實還是從未來來看，中國都不可能是固有體系的依附者。我們要清醒認識到，脫離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去談中國考古學，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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