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秦并巴蜀的名将——司馬錯
劉朋樂
司馬錯是秦惠文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秦并巴蜀主要的策劃者和實施者。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聽從司馬錯的建議,令其率兵攻打巴蜀,一舉将這兩個西南地區的邦國收入秦國版圖,由此開啟了巴蜀地區中原化的程序。秦并巴蜀對後世産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使得秦國獲得了巴蜀地區充足的物資,為此後秦國統一六國的戰争奠定了堅實基礎。作為秦并巴蜀的名将,司馬錯的生平事迹及其曆史功績不應被後世淡忘。
一、司馬錯的家世生平
據西漢時期史學家司馬遷自述,他本人即為司馬錯的八世嫡孫。司馬家族在戰國、秦漢時期家世顯赫,其家族成員世代文武兼修,湧現出許多名留青史之人。司馬家族的先祖在遠古颛顼帝時代為重黎氏,負責觀天象、訂曆法、執掌農事,一直擔任此職到了堯舜禹時代。到西周時期,司馬家族的先祖開始擔任“太史”一職,此官職是當時重要的職務,在三公之列,地位很高。大約到了周宣王時代,司馬家族一名叫程伯休甫的先祖擔任了武将“司馬”的職務,由于軍功顯赫,被周天子賜姓司馬。至此,司馬氏全族人改姓司馬,仍承擔“世典周史”的職責。
東周時期,由于諸侯并起,周王室衰微,原本在周王室執掌史官的司馬氏族人為了躲避戰亂,隻好分散東西,離開了周王室去晉國擔任官職。但此後不久,晉國内部也發生動亂,司馬家族的成員隻得分散到衛、趙、秦等國,而司馬錯便是進入秦國定居的那一支族人的後代。
到了戰國時期的秦惠文王時代,司馬家族的司馬錯成為秦國著名的大将軍。司馬錯先後服務了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3位秦王,前後達36年之久。司馬錯曾7次帶兵出征,取得了秦并巴蜀之戰、秦楚黔中之戰等重要戰役的勝利,使得秦國的疆域擴大了接近兩倍。并且,除了自己軍功卓著以外,司馬錯之孫司馬靳也是戰國末期重要的将領,是秦軍著名将領白起的得力助手,在秦趙長平之戰中擔任秦軍副将。可見,居住在秦地的司馬家族,具有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
司馬錯的後人也是服務秦漢帝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比如:秦始皇時期的主鐵官司馬昌;漢朝初年主管京城長安商業和交通運輸的市長司馬無澤;司馬遷的祖父、有軍功的五大夫司馬喜;漢朝恢複太史之職的第一任太史令司馬談等。漢武帝時期的太史令司馬遷,則更是中國曆史上地位最高的史學家之一。
回顧司馬錯的家世後我們不難發現,長期執掌周王室“文史星曆”的工作,使得其家族成員比其他人擁有更為博通古今的知識儲備,其家族成員在先秦時期也有多位擔任将領、武職的先例。可見,良好的家世淵源與文武兼通的家族氛圍,是司馬錯成長為秦國重要軍事将領不容忽視的原因。正因如此,司馬錯能夠以其獨到的戰略眼光與全局性的視野,同秦惠王的著名謀士秦相張儀當庭辯論,并成功說服秦王入蜀,最終攻克巴蜀之地,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司馬錯入蜀的主要曆程
司馬錯與張儀之間的辯論作為大陸曆史上著名的一次辯論,其過程被收錄于各朝史書中得以流傳。如《史記·張儀列傳》有雲:“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争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戰國策》也有類似記載:“司馬錯與張儀争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于是,張儀、司馬錯二人各自講出了自己的主張,秦惠文王最終聽從司馬錯的建議。成書最晚的《資治通鑒》記載稱:“巴、蜀相攻擊,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
此番辯論之是以流傳千年,很大程度上在于司馬錯與張儀二人的戰略眼光皆是基于當時的曆史背景及政治環境的。整體而言,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秦一統天下,僅是在此過程中采取的方式及途徑有所差異。司馬錯認為,要想國家得到富強,必須要增加土地面積,這樣才能夠富國強兵,而張儀卻不同意此觀點。張儀與司馬錯二人之間的辯論實際上是對秦此後的戰略方向作出的一次推演。就入蜀前的時代背景而言,司馬錯之策相較于張儀而言更加務實,戰争成本更低、風險更小。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最終采納了司馬錯的建議,率先發兵攻打巴蜀。《史記·秦本紀》記載:“更元九年,司馬錯伐蜀。”而《華陽國志》更加詳細地記載:“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司馬錯作為此次秦軍軍事行動的主要将領,通過秦、蜀之間早已形成的蜀道交通線路進入巴蜀之地,并在葭萌城同蜀軍進行了一場決戰。葭萌城位于今四川廣元市昭化區,古時有葭萌、漢壽、晉壽、益昌等名稱。戰國時期,今廣元市昭化區土基壩一帶為苴國之都邑吐費城(亦稱土費城)。吐費城所處之地,位于白龍江與嘉陵江交彙處之東岸,這裡四周環山,兩江彙合,地勢平坦,氣候溫和。葭萌城四面皆有山,三面臨水,以天雄關為障,上與朝天聲勢聯絡,下望劍閣首尾呼應;以嘉陵江為限,則扼廣元之要害,據保甯之上遊,古稱“四戰之地”。司馬錯就是在葭萌城中,與蜀軍主力進行了一場大戰,并大敗蜀軍。
葭萌一役後,巴蜀地區的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蜀王率領精銳之師赴葭萌鎮守,但很快被秦軍擊敗,這标志着蜀國主力部隊在正面戰場幾乎被秦軍全殲。此後面對秦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蜀軍難以組織起大規模抵抗,是以葭萌大戰是司馬錯入蜀後決定勝局的戰役。另一方面,所謂“成都之險在于四周”,秦軍攻下葭萌城後,關中平原至成都平原之間再無天險可守,秦軍可一路順石牛道而進入富饒開闊的成都平原;可自水路順嘉陵江而下,進攻巴國;可截斷苴國的逃跑路線,将其封鎖殲滅。葭萌一役的勝利,為秦國一舉征服巴、蜀、苴等國起到了重要的戰略作用。
司馬錯滅掉蜀國、巴國以後,秦軍進一步強化了對與楚國接壤的漢中等地的控制,形成了對楚作戰的優勢,秦國的入蜀戰略取得了預定效果。而史實證明,秦軍九月從關中平原向巴蜀之地開進,十月即将巴蜀之地納入秦土。如此高效的背後,是司馬錯等秦軍将領領兵有方、指揮得當、戰略意圖清晰;是秦軍經過變法後戰力彪悍;是秦軍在進攻路線上選擇合理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司馬錯個人的曆史功績
就個人曆史功績而言,司馬錯率先認識到了巴蜀在全國統一大業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是較早把巴蜀地區納入“大一統”視野的軍事家。從入蜀的戰略時機來看,秦惠文王在面臨南韓入侵和巴人求援的問題時,得到了張儀、司馬錯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司馬錯認為需要先滅巴蜀,用巴蜀的資源沿江而下才能滅掉最為強大的楚國。在論證這一政策的合理性時,司馬錯以“擴地”“富民”“博德”三個目标作為論據,在道義上占據了上風。博德是王天下的根本,伐蜀的博德主要建構在禁暴止亂這個語境下,較之攻周留下惡名要實惠得多。司馬錯認為,先取蜀有“禁暴正亂之名”,而攻韓劫天子這等不義失德之舉,對當時的秦國來講是非常危險的。
就秦國曆史發展而言,司馬錯實可與商鞅、白起等人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協助秦王南征北戰、推動秦國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将領。前輩學者黃少荃在評論司馬錯的曆史功績時指出:“秦惠王用司馬錯計滅巴蜀,巴蜀初平,錯留鎮守。其後建藩置郡,皆錯綏靖之力。陳壯之叛,錯與甘茂、張儀誅陳壯。錯後又誅蜀侯煇,蜀亂莫不賴以平定……錯又據巴蜀以攻楚……秦既收廣土衆民之效,而錯征取之,戡定之,又利用之,以略地強楚,厥功之偉,直追張儀上矣!”可見,她認為司馬錯的功績不在張儀等人之下。
就入蜀謀楚的戰略方針而言,司馬錯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功。秦國擁有巴蜀之師後,司馬錯等人率兵十萬,浮江伐楚,開創了從長江上遊直抵荊楚腹地的戰争新模式。此後的曆代,多有将領效仿司馬錯的方略,順江而下攻打位于長江中下遊的其他政權。如:西漢高祖劉邦占據巴蜀、漢中等地進而一統天下;西晉王濬“樓船下益州”攻打金陵城;蒙古人由漢中入巴蜀進而滅掉南宋等。這些案例充分說明,司馬錯在秦國實行的滅蜀而兼并天下的戰略對于後世起到了積極的示範作用。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其《登司馬錯古城》一詩中如此評價其曆史功績:“将軍将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直蕭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廢井抽寒菜,毀台生魯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镞。楚塞郁重疊,蠻溪紛诘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其中,“西南奠遐服”一句道出了司馬錯一生最重要的曆史功績,即為“大一統”帝國的建構奠定了西南基礎。作為秦軍将領的司馬錯,帶兵成功地實作了對巴蜀的兼并,完成了自身的軍事任務。但對巴蜀地方的治理卻不如行軍打仗一般直接,此後的百餘年間,張儀、張若、李冰等官員陸續來到蜀地,為蜀地帶來了秦國的文化習俗,使得巴蜀蠻夷之風得到改化;為蜀地帶來了新的社會制度,讓以郡縣制為基礎的“大一統”秩序得以展開;為蜀地帶來先進生産方式,巴蜀從此“時無饑馑,水旱從人”。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同司馬錯一樣的秦國官吏的不懈努力與奮力追求下,西南地區的社會治理才能不斷赓續前進。
縱觀人類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曾出現過不少地域遼闊、輝煌一時的大帝國,如波斯帝國、古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等,然而,這些名噪一時的強大帝國無不在盛極一時後走向衰亡,最終退出了曆史的舞台。惟有“大一統”的中國,從秦漢時代奠基開始,曆經兩千餘年,仍然保持了民族文化強大的精神力量,雖然在發展過程中曆經磨難、飽受挫折,但最終依然能夠以頑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從這個層面而言,秦并巴蜀所反映出的“大一統”的思想理念、崇尚統一的政治追求,至今依然能收到巨大的回響。
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近現代西南區域政治與社會研究中心”2021年項目的成果(項目編号:XNZZSH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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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劉朋樂(四川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