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探讨社會經濟現象時，不禁會思考一個問題：為何同樣是負債，窮人的幾十萬就猶如泰山壓頂，而富人的幾千萬甚至幾個億債務卻能泰然處之？
這個問題的答案，通過馬克·吐溫筆下的《百萬英鎊》故事，我們可以窺見一二。這部作品揭示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在社會信用體系中，窮人與富人的權力與地位存在着顯著的差異。
故事中的主人公亨利·亞當斯，憑借一張英格蘭銀行面值百萬英鎊的現鈔，實作了人生逆襲。在得到這張鈔票之前，他隻是個在異國他鄉備受冷遇的流浪者；然而當鈔票在手，他搖身一變成為了人人追捧的“美國百萬富翁”，迅速跻身于異國的社交名流和上層社會。
盡管那張巨額鈔票實際上從未被花掉，也根本花不掉，但亨利的身份轉變讓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信貸特權——人們競相邀請他賒賬，而且數額越大越好。
在這種境況下，起初亨利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饋贈”尚存恐懼，然而當他僅僅依靠“百萬富翁”的光環就能帶動股市飙升，享受财富增長的快感時，債務對他來說似乎不再是問題。
然而，當那張百萬英鎊支票不慎遺失在地毯下，他失去鈔票賦予的“超能力”庇護後，一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追債的人蜂擁而至，使亨利疲于應對，不堪其擾。
他試圖用因名聲而增值的股票收益償債，卻發現股票價格因他“百萬富翁”人設的崩塌而大幅縮水，自己也是以被無情地逐出交易所。
直到鈔票找回，亨利才又得以恢複“百萬富翁”的光環。
這個戲劇性的反複轉折讓我們看到，富人在信用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是如何展現的。通常情況下，富人所掌握的并非單純意義上的“錢”，而是被權力認可和保護的“資産”，這些資産實質上成為了國家權力的一部分，并具有自我增值的特性，即所謂的“錢生錢”。
是以，即使他們的債務高達數十億，由于強大的償債能力和充足的現金流，以及權力的庇護，他們仍能遊刃有餘地應對。
相比之下，窮人則處于信用體系的底層。他們的“信用額度”微乎其微，僅以貨币形式呈現，且往往不足以産生持續的經濟效益，即“造血”功能較弱。這樣一來，即使是區區幾十萬的債務，也可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讓他們陷入絕望的深淵。對于他們來說，保持收支平衡已屬不易，追求财富自由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然而，這并不意味着窮人永遠無法改變命運。就如同一個人的收入從每月萬元逐漸累積，當信用積累到一定程度引發質變，比如由最初的萬元躍升至億元乃至千億元級别，這時，“信用”便開始彰顯出其潛在的權力屬性。
月薪過萬的人或許會對奢侈品消費望而卻步，隻能偶爾分期購買心儀的商品，日常生活處處精打細算；而月入百萬的人則能輕松應對各類高檔消費，甚至在大部分場合展現從容自信的氣度；至于日進鬥金的富豪們，則幾乎可以在任何消費場景揮灑自如，甚至達到包場購店的地步。
進一步講，當個人資産不斷積累，其所對應的權力也将随之擴張，直至可能掌控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當然，如果富豪們的信用基礎——背後的權力結構崩潰，他們的處境也會驟然逆轉，如同亨利丢失百萬英鎊後的困頓，能否重新站起來，就在于能否融入新的權力格局，延續自身的信用價值。這就是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背後的深層邏輯。
綜上所述，隻要確定信用背後的權力依然具有激活并維持信用循環的“造血”功能，那些坐擁龐大信用資源以及背後權力支撐的富人，對于欠債的壓力自然無需過于憂慮。
這也生動展示了現代社會中，信用與權力互相交織的複雜關系，以及它們如何塑造了不同群體在經濟生活中的迥異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