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訴說古代治理思想的文物
章夢晗
廉政自古以來都是曆朝曆代的焦點。縱觀中華文明五千年曆史程序,反腐敗與腐敗的較量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傳統廉政制度生成演進的軌迹,與中國社會曆史整體發展的宏觀線索基本相契,經曆不同時期的發展,其内涵與治國思想、施政手段互相補充,形成了中國古代一脈相承的政治治理觀。
廉政與德治、公法一同成為古代治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展現了中國古代傳統政治對官員的道德修為和職業素養的重視。而這些思想在浩瀚曆史長河中,或以文說書著的形式流傳下來,又或在散落四處的出土文物中得窺一二。
一
一尊有“德”,國治始之乎?
“德”是中國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重要觀念,“德治為先”更是傳統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征。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中華民族曆來強調崇德尚禮、德治禮序,儒家提出的“為政以德”“為國以禮”“得道以持天下”等治國思想,深刻影響了後世曆朝曆代。
武王克商,太保召公勸誡武王以德施政。周公認為,周滅商朝,根本原因是文王以崇高德行獲得天下萬民之心。
據曆史記載,武王滅商後,為了鞏固政權的問題,憂慮得夜不能寐。他與周公談話時說,要以對待商纣王一樣的刑罰,來處理不服從他的人。他還提出了要建立一個軍事和政治的重地,以利于統治,說伊水和洛水一帶地理形勢很好,是夏人的舊居,應該在這裡建造都城。于是“武王營周居洛邑而後去”(《史記·周本紀》)。
“周居”即周都,武王是初步營造過洛邑後才回到宗周去的。在寶雞市賈村鎮出土的何尊銘文中,就記載了周成王營建成周、舉行祭祀、賞賜臣子的一系列活動,闡述建造洛邑的重要性和作用。
何尊銘文中首次出現“中國”一詞。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件文物中,“中國”一詞首次出現。天子在對宗小子“何”訓诰時,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後在嵩山舉行祭祀時發表的禱辭,即“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裡的“中國”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區,也就是伊、洛之間的洛邑。武王很明确地指出,營造洛邑是為了“自之乂民”,即從這裡來統治人民。
這件記載了周王朝開國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珍貴文物,在發現之初卻經曆了一番曲折,險些被損毀。1963年6月,家住寶雞市賈村鎮的村民陳堆因家裡老屋住不下,就租了隔壁陳乖善的兩間房子住,院子後面是個土崖。當年8月的一個雨後上午,陳堆在後院發現因下雨而坍塌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就用手和小镢頭刨,結果刨出個銅器。第二年,陳堆夫婦離開寶雞,臨走時将銅器交給哥哥陳湖保管。1965年,需要用錢的陳湖将銅器賣到了廢品收購站。
萬幸,一次偶然的機會,寶雞市博物館專家在收購站發現了這件造型凝重雄奇,紋飾嚴謹而富有變化的文物,以30元的價格将這尊銅器買回博物館。後經考古人員确認,這是一尊西周早期時的青銅酒器,浮雕為“饕餮紋”。
何尊記載了“周成王五年”這一時間節點,讓後人得以窺探一絲當時的政治風雲。武王去世後,留下尚不能理政的幼主成王,周公攝政,招來宗室觊觎,不久就發生了“三監之亂”。相傳,管叔鮮、蔡叔度與霍叔處不滿周公旦攝政,挾持纣王之子武庚共同叛亂。接着東方的熊、盈等國族和東南的徐戎、淮夷也一起叛亂。在平滅了這些叛亂以後,周王朝以更大的規模再營洛邑。“成王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史記·周本紀》),父子兩代如此重視建造洛邑,是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武王死後出了大亂子,更有完全建成洛邑之必要。
但僅僅擴建洛邑還不能完全鞏固周王朝的統治,何尊銘文顯示了周王朝對其政權正當性的宣告,周王朝也用不同的手段對其他宗室諸侯“恩威并施”。周公旦平定“三監之亂”後,蔡國被撤,作為蔡叔度的兒子,蔡仲被羞辱性地派到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魯國擔任卿士。但蔡仲依然兢兢業業地輔助父親的仇敵、當朝重臣周公旦的兒子伯禽治理魯國,将魯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最終以良好的品德和卓著的政績,赢得了朝廷上下一緻稱道。公元前1038年,周公旦奏請周成王準許,蔡仲得以複封蔡地為侯,以繼奉蔡叔度的祭祀。
青銅何尊中,最早出現“恭德裕天”的銘文,而在《尚書·蔡仲之命》中的記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也反映出“德治”思想。蔡仲受封蔡國後遵守周文王德訓,與人為善。
相傳,蔡仲勵精圖治,放着豪華的宮殿不住,而是在崗坡上結草為廬。他脫下華麗的衣服,換上粗糙的布衣和草鞋,手執木杖,帶着随從實地考察,結果發現幾尺厚的頑石、砂礫下竟是可長莊稼的黃黑土壤。于是,蔡仲就發動臣民開荒種地。一年後,當人們看到黃土地上長出綠油油的莊稼時,才明白蔡仲的良苦用心,紛紛向他磕頭稱謝。接着,蔡仲率領人們,繼續修建其父沒有修好的蔡國都城。都城建成了,政治機建構立了,社會安定,生産發展,從此,蔡國有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繁榮安定。
二
“鼎”書德善,德考“六廉”
周初統治者的德治主張是對當時社會變革訴求的積極回應,它開啟了中國曆史上注重倫理道德的政治傳統,并由此揭開了中國政治“德治文化”的序幕。自周武王以來,曆代君主都講究“以德治民”。在儒家經典《尚書》中,對德治思想與德治建設等均有詳細記載。
而對“德治”的闡釋和踐行也可以在如今諸多文物中探知一二。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官”字和“德”字。“德”字甲骨字形為行字旁加“直”。行字旁的含義是行動、執行,“直”字則是行動和執行的内容和對象。是以,“德”字的核心部分是“直”。
周王朝建立後,在實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逐級分封的世襲貴族政治的曆史條件下,國家政權在加強自身建設方面進行了最初的探索,無論是在官吏管理、考核還是在官員自身德行的培養上逐漸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規範。
台北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的毛公鼎,就反映了西周晚期政治文化思想的變革。毛公鼎鼎内銘文首先追述周代國君君主文王、武王的豐功偉績,感歎現時的不安甯,接着叙述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務,擁有宣布王命的大權。宣王一再教導毛公以善從政,要勤政愛民,修身養德,并賜給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勵。
毛公鼎銘文内容不禁讓人聯想到西周晚期各地分支諸侯國的紐帶過于微弱,地方資源對中央權力的持續充實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而千年後毛公鼎的流離之路,似乎複寫了當時周統治者即将面對的王朝傾覆的命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陝西岐縣董家村董春生、董治官兩兄弟從土裡挖出了毛公鼎,董春生想以300兩白銀賣給當時的古董商人,董治官不允許這麼做,于是古董商人賄賂當地知縣,狀告董治官私藏國寶,董治官是以锒铛入獄,毛公鼎也被運到了縣衙,最後官商勾結,商人從知縣那裡得到了毛公鼎。幾十年後,毛公鼎又幾經輾轉,在清王朝覆滅前夕,被兩江總督端方獲得。
1911年,端方在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時,被革命軍所殺。其後人在家道沒落後,欲将毛公鼎抵押給外國銀行換取錢财。恰好當時愛國人士積極呼籲保護國寶,毛公鼎被國學館長葉恭綽獲得,至此毛公鼎算是在亂世之中找到了一個稍微安穩之所。
可惜,抗日戰争打響後,日本人得知毛公鼎下落,葉恭綽急電還在上海的侄子葉公超:就算自己性命可以丢,也務必要保護好國家文物。1941年,葉公超秘密帶着毛公鼎到香港投奔叔父,不久,香港淪陷,葉家人不得不托朋友帶着毛公鼎再一次回到了上海,後因生活困頓,将毛公鼎抵押給銀行,後被商人陳永仁出資贖回。
日本投降後,陳永仁把毛公鼎獻給當時上海的國民政府,1947年毛公鼎由上海運往南京,收藏在中央博物館。後國民黨退走台灣,同時也帶走了毛公鼎。
毛公鼎在後世輾轉時看盡亂世政局,它的持有者有心懷不軌的商人,私心亂政的官僚,卻也有堅持守護國寶的正直之士,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鼎銘中周宣王對毛公的政治要求,喚起人們對“六廉”思考。
《周禮·天官》中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即用“六廉”來考察官吏,意指為官者既要具備能力,又要廉潔。廉善,指善于行事,能把事情做好;廉能,指能行政令,有為政的能力;廉敬,考察官吏是否敬守職位,謹慎勤勞;廉正,考察官吏是否品行方正,清潔正直;廉法,看官吏是否守法不失,執法不移;廉辨,考察官吏是否頭腦清醒,明辨是非,臨事分明。
這一觀念集中展現了大陸古代對官吏整體素質的要求。春秋戰國時期,在諸子百家的争鳴過程中,廉政觀念也脫穎而出,取得了豐富的思想成果,廉政舉措也相繼出籠,形成了中國古代國家政權調整改善統治政策的早期模式,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從此萌芽。
三
吏治為基,“法獸”守正
腐敗是社會産生以後的普遍現象。相傳在黃帝時,就出現了“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左傳·文公十八年》)的貪殘害民之吏。
腐敗與反腐是硬币的一體兩面,《尚書·臯陶谟》提出“簡而廉”的思想,是民本思想和“廉約”觀念的淵源所在。但由于早期國家還沒有出現,淩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也沒有制度化,文明誕生前夜的貪腐人物、廉政思想、廉政行為等大都帶有傳說色彩,但這些記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貪腐痛恨、對美好廉潔政治理想的追求。
秦建立封建王朝後,地方權力集中于郡縣官員手中,官僚系統走向制度化,對官員的管理制度也走向成熟,而吏治則是秦法中重要的環節。如今,要研究秦早期行政管理與“治獄”方面的律令條文,離不開一件特殊的文物。
睡虎地秦簡的内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制度、行政文書等,其中《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對吏的道德模範作用和為基層地方提供教化的作用要求頗高。
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号墓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簡面世,震動了當時的考古界。當時湖北雲夢縣興修水利工程,在穿過雲夢縣城關鎮的漢丹鐵路西邊,一個名為睡虎地的農田地帶中,一個農民發現了一批墓葬。之後,湖北省博物館考古專家率領考古隊趕到雲夢,對其展開考古發掘。
清理棺木時,考古人員發現墓主遺骸尚在,顱内腦組織萎縮得隻有拳頭大,同時墓内有少量玉器、漆器陪葬。更令人震驚的是,墓主頭下、右側、腹部和腳下全是竹簡,由于一直在水中浸泡,這些竹簡并沒有腐爛,看得出上面的隸書字型,計1155枚。
這批竹簡是中國最早發現的秦代竹簡,寫于戰國晚期及秦始皇時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制度、行政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于吉兇時日的占書。可以說,雲夢睡虎地秦簡讓秦國曆史“活”了起來。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年僅17歲的墓主人“喜”登記名籍為秦國服徭役,爾後曆任安陸禦史、安陸令史、鄢令史、治獄鄢等與刑法有關的低級官吏。他曾三次從軍,到過秦的幾個郡縣,最後亡于任上,親身經曆了始皇親政到統一六國的整個過程。
墓葬出土的竹簡法條是“喜”生前從事法律活動而抄錄的有關法律文書,可以說是他的“行政日記”,主要抄錄了行政管理與“治獄”方面的律令條文。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篇官箴類文獻《為吏之道》,記錄了關于處世做官的規矩。在出墓之前,其被放置于墓主人的腹下。這篇文獻的首篇就提到為官的德行要求,“凡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直言為官需清明正直無私,且具有敏銳的洞察力,不可徇私舞弊,要正确運用所擁有的賞罰手段。
如今,對于普通人來說,在博物館辨認這些竹簡上的秦隸有些困難,還是更形象的“神獸”們更容易辨認。不過,這些神獸中,有一個頭前長角的動物也往往讓人感到疑惑。
在漢代遺留的一些畫像石中,有一種與羊十分相似的神獸,就長着角。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獬豸”(xièzhì)的一種形象。為何長得像羊?這可能與《墨子·明鬼》中的一個故事有關。
春秋時,齊莊公有兩個名叫王裡國、中裡徼的臣子,打了三年官司,但依舊是一團亂麻,孰是孰非難以理清。齊莊公左右為難:殺掉二人呢,恐怕會錯殺無辜;放走二人的話,就會縱容罪犯。于是,他決定用羊來判斷曲直,遂在神社結盟立誓,割斷羊的脖子,用羊血獻祭。儀式進行中,讀王裡國之詞時,羊無動于衷;而讀中裡徼之詞,還沒讀完,羊就突然躍起,用角把中裡徼撞死了。
獬豸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獸,頭上生有一隻銳角,能辨曲直,是勇猛、公正的象征,又被稱為“法獸”。
在傳說中,獬豸的角專抵執法不公之人,是以也被稱為“法獸”。獬豸形似麒麟,全身長着濃密黝黑的毛,額上長有一角,俗稱獨角獸。中國的古人對這隻神獸寄予了“公正”的想象。相傳,獬豸能辨曲直,能識善惡忠奸,如果發現奸邪的官員,就用角把他觸倒,然後吃下肚子。是以,獬豸也成為司法公正的象征。
從漢代起,被尊為獄神的臯陶與獬豸,已形成固定的組合出現于畫像石上。《尚書·虞書·臯陶谟》以及《史記·五帝·本紀》等均記載了臯陶的事迹,“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臯陶造獄而法律存”等經典語句,在解釋刑法起源時被頻繁引用,稱臯陶為中國古代司法之始祖。
相傳,帝舜執政時期,任命禹擔任司空,治水的時候,禹萬分辭讓,推薦稷、契和臯陶擔任這一職位。但是帝舜還是把這一職位交給了禹。之後,帝舜任臯陶為士師、大理官,負責氏族政權的刑罰、監獄、法治,即司法長官。臯陶被聘任為掌握刑法的官後,又被禹選為繼承人,并協助禹處理上司事務。
而這隻名為獬豸的獨角獸,就被臯陶用來決獄。臯陶判決有疑時,便将神異的獬豸放出來,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會頂觸,無罪則否。史書上說臯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懼,紛紛逃離,至使天下太平。
無論是傳說還是律法,都能看出仁政、德治、廉潔、公允在大陸治理傳統中具有重要地位。這些訴說古代治理思想的文物們無不展示着“政者正也”的治國理政邏輯。如今,這些文物抗衡着時間,保藏着遺聞舊事,它們既是往古的迹象,也是當代的鑒戒,更應為後世的教訓。
來源:官察室
文/圖:章夢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