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楊 慎
中華民族發展史的譜寫者
朱曉舟
明嘉靖後期,雲南府昆明縣高峣村。一位“須眉蒼古”的老者每天飯後都會在自己居住的草廬前授課,數十村童環繞其側,認真聆聽。耳濡之下,竟“無不悉曆史”。
這位誨人不倦的老者,就是明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狀元,曾經的首輔之子,被譽為“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楊慎。這位大才子為何流落至邊地?曾經為皇帝講學的經筵講官,何以變成為村童授課的“鄉村塾師”?
一
新都貴公子 物外老華年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初六,30歲的翰林院檢讨楊廷和喜得長子。這個男嬰就是日後被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稱為“才高學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的楊慎。楊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省新都縣(今成都市新都區)人。元朝末年,楊氏先祖為避戰禍,由湖北入蜀,遷居于此。新都楊氏自第四世楊春起,四代共有1個狀元、6個進士、4個舉人。其中,楊廷和曆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一度出任首輔,有除難定策之功;楊慎則少年聰慧,被譽為“神童”,23歲時就考取狀元。故新都楊氏有“一門七進士,宰相狀元家”的俗譽。
楊慎“早慧”,聰敏好學,童年時由其母黃夫人教導讀書,後随福建鄉進士魏浚習舉子業,其偶作《黃葉》詩,年逾五旬的内閣輔臣李東陽閱後稱“此非尋常子所能”,不僅對13歲的楊慎以“小友”相稱,還将其收入門下,親自指導。明正德二年(1507),楊慎回到故鄉成都參加鄉試,擢《易》魁。次年春,楊慎赴京參加會試,其答卷本已得到考試官王鏊、梁儲的青睐,被置為首選,但這份答卷卻因“失燭”被焚毀,楊慎就這樣“被落第”了。3年後,楊慎再次赴考,禮部會試第二,殿試第一,終于拔得頭魁,授翰林修撰。
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駕崩。武宗沒有子嗣,在楊廷和的主持下,興獻王的世子朱厚熜得以承繼大統。這就是明世宗,即嘉靖帝。世宗以外藩入繼,即位不久,就與部分朝臣在其生身父母尊号的問題上發生争執,引發了明嘉靖初年的“大禮議”事件。
世宗本為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楊廷和等以“兄終弟及”之意擁立朱厚熜,主張世宗應以伯父孝宗為皇考,以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世宗與朝臣張璁、桂萼等則認為,應尊孝宗為皇伯考,興獻王為皇考。雙方争持不下,至明嘉靖三年(1524)七月,世宗更定自己的生母章聖皇太後的尊号,朝臣認為世宗必将“改孝宗為伯考”,遂群起反對。15日,200餘位大臣在紫禁城東側的左順門外哭谏,自晨及午。世宗命司禮監谕退朝臣,然朝臣依然伏地不起,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阙庭”,試圖迫使皇帝屈服。世宗盛怒之下,遣錦衣衛逮捕為首者8人,下诏獄。請願官員中,四品以上者被罰扣奪俸,五品以下者180餘人被施以廷杖,被杖死者17人,楊慎雖逃過一死,但被流放雲南永昌衛(今雲南省保山市)充軍。
明史學者有言,大禮議所争者“不過是禮文末節”,但其背後蘊藏有“首輔與皇帝争權力的内容”。作為楊廷和的長子,楊慎是反對世宗議禮的主要成員,也是組織、參與左順門請願的核心人物。在這場權力的博弈中,楊慎為自己的政治主張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自被逐出京師直到逝世,其再未能回到政治中心施展抱負。世宗因議禮之事,惡楊氏父子“特甚”,以緻楊慎戍邊服刑,多次遇大赦而未赦。時有“年六十者,許子侄替役”之條例,年過六旬的楊慎“屢陳于軍衛及當道”,也無人敢予回應。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楊慎66歲時,乃借領戎役還蜀,潛居位于川南的泸州。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雲南巡撫王昺聽信讒言,派遣指揮四人又将楊慎逮還戍所。楊氏傳回永昌衛後,于次年病故,得年72歲。
二
博洽冠一時 投荒能著書
《明史·楊慎傳》載:“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平心而論,這樣的評價并不低,但楊慎的“博”與“富”各自能到何種程度?如不說明,恐會有礙于後人對這位大才子的了解。
和楊慎同時代的學者簡紹芳指出,楊氏“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奧,下至稗官小說之微,醫蔔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平生著述,四百餘種,散佚頗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也”。清人修撰《明史》時,認為楊慎在詩文之外,“雜著至一百餘種,并行于世”。當代蜀中宿學、已故的王文才先生曾統計明、清以來流傳的楊慎著述,共269種。按照大陸古代典籍的分類,有經部30種,史部27種,子部52種,集部108種。去除重複者,仍有160種。就内容而言,這些著述涉及文學、史學、經學甚至自然科學,若再細分,又涵蓋音韻學、文藝學、民俗學、方志學、金石學、戲劇戲曲學,同時還有大量詩文與音樂戲曲的創作。故與楊慎同為“四川曆史名人”的巴蜀全才李調元評價楊氏為“古來著書最富第一人”,當代著名巴蜀文化學者袁庭棟先生稱楊慎是“大陸文化史上最具特色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楊慎的“博”與“富”,确實當之無愧。
後世的一衆評價者裡也有人發出不一樣的聲音。以紀昀為代表的四庫館臣批評楊慎“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棗梨”。言下之意,認為楊氏治學不夠“精緻”。故楊慎雖然“漁獵既富,根柢終深”,在明代可稱翹楚,但與古人相較,僅可與修《通志》的鄭樵與撰《路史》的羅泌比肩。以楊氏之博洽,如能“覃精研思,網羅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書”,其成就當與宋人王應麟及馬端臨在伯仲之間。
僅就楊慎的才學與著作中存在的“疏舛”而言,四庫館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我們應該考慮到楊慎寓滇的曆史情境。楊氏因“獲罪遣戍”而至雲南,即犯罪者被流放至邊地,并在茲戍守。在楊慎之前,雲南雖非絕對的“文化荒漠”,但終究非巴蜀、京師可比。尤其是楊慎戍守的永昌衛,為滇西邊徼,各類學術資源更難擷取。故楊慎赴滇後,雖然秉持“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的生活與求學态度,但“無書可檢”的現實仍然大大限制了楊慎。在“惟憑記憶”的條件下治學,“疏舛”在所難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楊慎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谪戍雲南時完成的。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學術條件下,楊慎依然勤于著述,為後人留下寶貴的學術遺産,緣于其具有強烈的存史與立言的意識。明嘉靖三年(1524)秋楊慎被逐出京,次年正月到達雲南。在貶谪之路上,忍受着尚未痊愈的杖傷,楊氏已開始關注由内地進入雲南的道路情況。到達雲南後,楊慎旋即着手《滇程記》的編著。該書對江陵至永昌沿途的亭驿、地勢狀況以及楊氏的見聞多有記錄。
除了關于交通的《滇程記》外,楊慎還根據自己到達雲南後的經曆與見聞,編撰了諸多與雲南史地、風物相關的著作,如《滇候記》《滇産記》《滇載記》《南诏野史》《雲南山川志》《滇南月節詞》《滇中集》等,同時受聘參與明嘉靖《雲南通志》的編寫。這些著作具有很強的存史意義與學術價值,對明初明軍攻克雲南後,“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以緻滇中文籍大損的狀況有一定程度的彌補。如楊慎編纂的《南诏野史》,在其之前,雖有雲南地方史的著述,然所記“多釋老不經,兼漫漶無序”,楊慎戍滇後,雖閱其書,但“六诏事竟罔聞知”。之後楊氏根據黔國公沐氏所藏《古滇集》以及滇人倪辂的《南诏野史》為底本,重新考訂史事,并編成《南诏野史》。觀此書,則“六诏始末具悉”。這些著作,成為後人了解古代雲南地區的割據政權、雲南地區社會狀況、少數民族風俗人情的重要途徑。
此外,楊慎撰寫或參與編撰的這些地方史志,尤其是方志類文獻,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資政與教化的功能。如楊慎所言,自己編撰地方史志之舉,“上以廣國家方興一統之盛,下以備滇雲始末之詳”。在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雲南地區,少數民族之間口耳相傳的故事或傳說以漢字的形式被記錄下來。在這一過程中,“邊地”被納入中原王朝的曆史叙述之内,主流儒家的價值觀念、禮儀與風俗也以書面的形式在邊地呈現,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也得以逐漸被邊疆地區接受與實踐。
可以說,楊慎的入滇,令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在邊疆地區有效傳播,并使邊疆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了解與認同進一步加深。以楊慎為代表的中原士大夫為媒介,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也得到了加強。
三
不為天地蠹 續譜中華史
楊慎谪戍雲南後,不甘為“天地之蠹”,在困境中堅持讀書治學,同時也很注意與雲南地區的士紳、學子交流。在抵達永昌衛後,受到雲南巡按郭楠的幫助,楊慎得以在安甯州居住,郭氏更為其修葺書院,用以講學。之後黔國公沐紹勳、雲南巡撫汪文盛、顧應祥等皆為楊氏提供居所,予以善待。地方官員的有意“優容”為楊慎在雲南結識士紳、培養人才提供了便利。
楊慎寓滇30餘年間,每到一地,都與當地士人學子有所交遊。明嘉靖九年(1530)楊氏赴大理,“榆之士人,無問識與不識,鹹載酒從先生遊。……一時問字者肩摩山麓”。明嘉靖十三年(1534)至阿迷、建水,前來問學者濟濟一堂,“教授生徒,多所造成,故臨之文風甲于諸郡”。楊慎身後,雲南巡撫遊居敬在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稱:“滇之東西,地以數千裡計,及門而受業者恒千百人,脫穎而登科甲居魁選者,藹藹然吉士也。”可見楊慎在滇期間,與雲南地方官紳、士人、學子有廣泛的交流與互動。
其中,楊慎與木公,以及以“楊門七子”為核心的士人群體的交遊最為值得關注。木公,字恕卿,是雲南麗江納西族土司。楊慎戍滇後,與木公往來頗多,木氏常将自己的詩集送給楊慎,向其求教。楊慎則不僅為其詩集《萬松吟》,以及由其主持編修的《木氏宦譜》題寫序言,還親自選錄木氏的詩歌,輯成《雪山詩選》,并予以評介,令邊地土司的詩歌逐漸為中原士人所知。
“楊門七子”為張含、楊士雲、王廷表、胡廷祿、李元陽、唐锜、吳懋七人的合稱,時有“七子文藻,皆在滇雲,一時盛事”之謂。楊慎與他們關系密切,亦師亦友。除了七子外,還有追随楊慎30餘年的安甯州士人丘文舉、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進士大理人梁佐、身為白族土司之後的董難,以及更多的不知名的門生,如楊慎《贈老門生八人》詩中提及的“老門生”,李元陽《送升庵還螳川客寓詩序》中提及的32名白族門生。
這些門生中,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他們在楊慎門下,以儒家文化為指導,以傳道授業和詩文交往為途徑,共同推進邊疆地區的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可以說,以“楊門七子”為核心的楊氏門生,本身就是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往交流、中原文化與邊疆文化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形成的“共同體”。
後人評價楊慎在雲南期間,“提倡風雅,使滇南榛蕪之習,化為鄒魯洙泗之風,迄今滇人崇祀之,尊為先師”。故知,作為邊疆地區的雲南得以在明代完成與中華文化的融合,并在文化與精神層面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楊慎在這一曆史程序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楊氏戍滇30餘年,在撰述、治學的同時,促成了雲南邊疆民族與漢民族的交往和融合,推進了雲南文化的發展。這不僅對于明代雲南文學史、文化史、民族史具有特殊意義,對于中華民族發展史的書寫也具有重要意涵。
民國初年,雲南學子陸萬鐘前往高峣村楊氏故居,聽說了楊慎為村童講史的故事,其感歎:“先生以一代詞臣,日為村童講曆史,其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欤?”觀楊氏的人生史:年少成名,且為首輔長子,宏圖将展之時,卻因诤大禮而流放邊圉,服刑三十餘年,直至去世。清代詩人趙翼有言“國家不幸詩家幸”。此處或可言:楊慎之大不幸,卻為高峣村童之幸,滇省文化之幸,中華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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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朱曉舟(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近現代大西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