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
挑戰、規律與對策
上海市總工會課題組
原文刊發：《工會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
第4-15頁
[摘要] 目前，全球産業變革、産業轉型更新、人口發展形勢、現實存在的瓶頸問題等對大陸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與産業發展互相促進，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必須與國家的曆史和現實相契合，必須建構有效服務産業發展需要的教育教育訓練體系，必須實作社會主體的多元參與，必須要有堅實的制度保障。為深化推進新時代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需加強政治思想引領，着力建構産業勞工技能形成與提升體系，拓寬職業發展通道，搭建建功立業平台，促進産業勞工有序參與社會和企業治理，切實加強産業勞工權益維護，不斷增強産業勞工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關鍵詞] 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挑戰；規律；對策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2年度“上海市總工會關于深化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專項課題”的調研成果。執筆人：楊轶波，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教學部講師；武吉波，上海工會管理職業學院研究部部長；王宗輝，上海市總工會研究室主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讨論時指出：“不能瞧不起産業勞工。我們建設現代化，就要抓制造業，搞實體經濟。一定要轉變觀念，大力培養産業勞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提出，培養造就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為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部署，上海市總工會成立課題組，與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召開座談會，聽取部分區局（産業）工會主席意見，開展專家訪談，結合上海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調研督查情況，就深化新時代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形成調研報告。
一、大陸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面臨新的挑戰
（一）産業轉型更新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1.推進實體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建設一支宏大的産業勞工隊伍。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品質強國。實體經濟是大陸經濟的命脈所在，是構築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重要支撐，是大陸在國際競争中赢得主動的根基。大陸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但不少領域大而不強、大而不優的問題依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品質發展，必須築牢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的支撐。産業勞工是建設實體經濟的主力軍，是創造社會财富的中堅力量。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宏大的産業勞工隊伍，是實體經濟持續發展壯大的基本支撐，是實作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的根本保證。
2.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亟須産業勞工提升技能素質。近年來，新一代資訊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迅猛，類腦智能等未來産業不斷湧現，制造業加速呈現融合化、數智化、鍊條化、綠色化、定制化的趨勢。根據Wind資料庫的統計，從制造業數字化來看，2015—2022年，大陸數字經濟規模從18.6萬億元上升到50.2萬億元，占GDP中的份額從27%上升到41.5%，其中，産業數字化在數字經濟中的占比也從2015年的74.3%上升到2022年的81.7%。2022年，大陸制造業機器人密度達到392台/萬人，較2012年增長16倍。科技革命、産業變革和制造業的轉型，對産業勞工隊伍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機器換人”勢不可擋，資訊化、自動化和數智化正在取代具有重複性、程式化特點的工作崗位，甚至文藝創作、心理咨詢等領域也開始被機器人蠶食滲透。另一方面，技術變革也顯示出強大的“賦能效應”，不斷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使産業勞工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工作内容、工作效率發生重要轉變。産業勞工迎接“機器換人”的挑戰，擁抱“科技賦能”的機遇，必須提升自身技能素質，以适應科技進步與産業發展的需要。
3.服務業的持續發展加劇了産業勞工隊伍的流動性。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服務業體量不斷擴大，結構持續優化。從1979年到2022年，服務業在大陸GDP中的占比從22.3%上升到52.8%，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從12.6%上升到47.2%。從發達國家看，2022年服務業在美國GDP中的占比達到80.9%，英國達到81.4%，德國達到72.2%，日本達到72.8%。按照經濟發展趨勢，對比德國、日本等制造強國，大陸未來服務業還有15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長空間，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也将持續擴大。如何遵循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規律，促進産業勞工的合理流動，保持産業勞工隊伍的穩定，是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研究解決的課題。
（二）人口發展形勢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1.人口紅利漸失對産業勞工隊伍的規模基礎構成不利影響。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2010—2020年，大陸人口規模雖然從13.40億人上升到14.12億人，但總人口的年均增速僅為5.25‰，較2000—2010年間5.69‰的年均增速下降了0.44個千分點。大陸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12年的7.43‰下降到2022年的-0.60‰。同時，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已從2010年的9.40億人下降到2020年的8.94億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從70.14%下降到63.35%；60歲以上老齡人口規模則從2010年的1.78億人上升到2020年的2.64億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從13.26%上升到18.70%。以上資料顯示，大陸傳統意義上基于人口和勞動力規模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并且這種消失的程序正在加速。大陸要建成制造強國，迫切需要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的産業勞工大軍，但人口總量特别是勞動年齡人口的快速下降，無疑将縮減産業勞工的供給，影響未來産業勞工隊伍的規模基礎。
2.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質水準不能滿足産業轉型發展的需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大陸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91年。從發達國家來看，2020年美國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4年，英國達14年，澳洲達14.4年，法國達13.1年。同時，2021年大陸技能人才總量超過2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過6000萬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30%左右；而日本、德國的進階技工占産業勞工的比重則分别達到40%和50%。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勞動者技能素質整體偏低，将極大制約大陸制造業向高端化方向的轉型更新。如何切實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質水準，已是大陸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三）全球産業變革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1.發達經濟體實施制造業回流戰略，對大陸産業勞工隊伍提升勞動生産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大力推行制造業回流戰略，特别是将高科技産業和高端制造領域視為重中之重。美國國會2021年通過《無盡前沿法案》，提出向人工智能等十大關鍵領域的基礎和先進研究、商業化、教育和教育訓練投資；美國總統拜登2022年簽署《2022年晶片與科學法案》，鼓勵企業在美國研發和制造晶片。日本2020年4月召開經濟增長戰略會議，對國内投資支援措施和建立分散性供應鍊等進行戰略部署。德國早在2013年就提出“工業4.0”戰略，重點聚焦新一代資訊技術與傳統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目前，大陸制造業整體上仍呈現大而不強的特點，在全球産業分工格局中主要處于價值鍊的中低端，勞動生産率僅為發達國家的1/5左右。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戰略對大陸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構成壓力和挑戰，大陸必須打造高素質的産業勞工隊伍，提升制造業領域的勞動生産率，以人才優勢赢得競争優勢，實作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
2.西方國家的“脫鈎斷鍊”及“卡脖子”手段，要求激發大陸産業勞工更加強大的創新活力。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擡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産業鍊安全性和供應鍊彈性受到更多關注，本土化、近岸化、區域化、多元化成為全球産業鍊供應鍊發展的新趨勢。為遏制中國崛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惜通過“卡脖子”和産業鍊轉移等政治手段打壓大陸在前沿科技和産業領域的發展。美國在“晶片法案”中加入“中國護欄”條款，限制和阻止半導體國際企業在中國的先進制造能力；美國還牽頭一批國家建立“印太經濟架構”，試圖通過所謂“友岸貿易”，将供應鍊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的政治盟國。在發達國家敵意加重、外部風險和不确定性上升的情況下，大陸更要加快實作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産業勞工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骨幹力量，要以突破“卡脖子”難題為切入點，大力激發創新創造活力，打好經濟科技安全保衛戰。
3.大陸在全球價值鍊中的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減弱，産業勞工隊伍亟待塑造競争新優勢。随着大陸勞動力人口規模逐漸下降，大陸在全球産業鍊價值鍊中基于勞動力成本的傳統優勢也在不斷削弱。以越南、印度等為代表的開發中國家積極擴大對外開放，在全球中低端制造業領域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大陸正處于發達經濟體所主導的高端産業鍊和新興開發中國家不斷湧入的中低端産業鍊之間，面臨着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嚴峻局面。為此，必須加強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升産業勞工技能素質，盡早實作關鍵技術和關鍵領域的突破，推進大陸産業高端化發展，提升國際競争力。
（四）産業勞工現實存在的瓶頸問題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1.産業勞工整體地位不高削弱了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社會基礎。對産業勞工的社會認同不足，“學而優則仕”等思想依然影響着人們的價值觀和職業觀，年輕人不願做産業勞工的現象較為普遍；受社會觀念等因素影響，職業教育“賽道”生源品質遠低于普教“賽道”。同時，産業勞工自我認同不足。調研中很多人反映，自己是出于暫時沒找到其他滿意的工作等原因才做了勞工；有些人甯可選擇專車司機、外賣員、快遞員等靈活就業方式，也不願意到一線從事操作工作；還有的老勞工反映，以前那種成為“八級工”的職業自豪感再也沒有了。此外，産業勞工主人翁意識淡化。調研中發現，一些産業勞工沒能将個人發展與企業發展聯系在一起，不少人對個人未來的工作崗位和職業發展感到迷茫，發出“新時代還需要産業勞工嗎”的疑問。
2.産業勞工職業發展通道依然不夠暢通。産業勞工上升通道狹窄，技能人才通道未能與管理人才通道打通，一些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仍保持幹部人事管理和勞工勞動管理相區分的雙軌管理體制，“勞工隻能一輩子做勞工”。同時，橫向交流不暢，技能人才與專技人才之間仍未形成有效貫通機制，沒有建立起職業技能等級與專業技術職務兩種通道互相銜接、互相轉換的管理機制。盡管國家在推動技能、技術雙證貫通，但整體上技能、技術崗位的貫通不暢。此外，跨行業流動難，受工作經曆、技能水準等主客觀因素共同影響，相當一部分的産業勞工還是聚集在建築、餐飲、低端制造業等技術含量低的部門，難以适應傳統産業更新、新興産業發展的需要。
3.産業勞工權益維護還不夠到位。産業勞工工資待遇依然較低，技能要素參與配置設定的原則機制有待進一步落地落實。有企業反映，“原來老的八級工的待遇是跟廠長一樣的”，但現在即使是最高水準的技能人才，待遇往往隻跟中層管理人員相當，與專技人員相比也有比較大的差距。同時，産業勞工的社會保障還不太完善。調研發現，上海産業勞工的參保率總體呈上升趨勢，但仍有一些非公企業存在漏繳或少繳社會保險費的情況。此外，産業勞工的職業健康問題仍需重視，一些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用工制度不健全，基本上不實行法定的休息休假制度，安全生産環境也相對較差。
二、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規律探析
（一）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與産業發展互相促進
科技和産業革命解放了人類勞動，促進了産業勞工隊伍的發展；産業勞工的創新創造，又促進了科技和産業發展。1733年鐘表匠凱伊發明的織布工具“飛梭”大幅提升了編織行業的勞動效率，1764年紡紗勞工哈格裡夫斯發明的“珍妮紡紗機”令紡紗業勞動效率提高了8倍，而修理工瓦特改良蒸汽機直接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曆史經驗顯示，重大的技術創新需要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産業勞工的勞動實踐便是産生質變的基礎。目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推動新一輪産業變革深入開展，發達國家普遍将技能培養與産業發展銜接起來。例如，英國2019年引入必備數字技能證書，建立數字技能終身教育制度；美國勞工部1998年就推出“職業資訊網絡（O*NET）”系統，持續為美國的崗位和職業研究提供具有實時性和前瞻性的強大支援；德國通過“資格和職業領域預測（QuBe）”等舉措，采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對未來所需技能進行評估。大陸也必須高度關注産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方向，關注未來産業發展趨勢，加強産業轉型更新與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前瞻性研究，提前布局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為産業轉型更新提供人才支撐。
（二）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
本質上講，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屬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開發範疇，是政府、企業、産業勞工等多元主體之間通過大量博弈實作的均衡。從政府來看，政府應當提供公共政策支援，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引導市場主體參與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從企業來看，其對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始終是一個高成本、高風險的過程，企業在進行職業教育和教育訓練決策時往往采取較為謹慎的态度，一般不會針對職工通用技能進行教育訓練，往往隻對本企業特别需要而通過市場招聘又難以獲得的特殊技能進行教育訓練。從個人來講，是否選擇參與教育訓練，選擇什麼樣的教育訓練項目，甚至是否選擇離開企業，也取決于其對機會成本和潛在收益的判斷。目前很多職工的技能教育訓練、技能等級與工資收入沒有挂鈎，沒有展現技高者多得的市場規律，加之派遣、外包等用工身份，緻使其對企業歸屬感不強，對參與教育訓練提升技能的積極性也不高。要提升企業和勞動者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進而使原本的均衡向更高能級的均衡遷移，一項關鍵舉措就是為企業和勞動者提供足夠的激勵，對沖教育訓練帶來的成本和不确定性，這也是很多西方國家大力實施教育訓練補貼的原因所在。例如，2015年起，美國奧巴馬政府首次為學徒制設定聯邦政府層面的年度經費，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也對擴張學徒制戰略予以持續支援。大陸推進産業勞工隊伍建設，也要遵循市場規律，提升政策針對性，激發市場主體投資人力資源開發的内生動力。比如，針對目前産業勞工收入偏低、很多産業勞工不願繼續當産業勞工的問題，上海社科院權衡指出，要采取提升勞動生産率、合理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提升全球價值鍊分工地位、建設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對标國際标準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等措施，建構合理的勞動—資本收入配置設定關系。
（三）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與國家的曆史和現實相契合
産業勞工隊伍建設與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傳統、曆史發展、價值認同等因素密切相關，不同國家在産業勞工技能形成體系上呈現出鮮明的國别特征和路徑依賴。比如，德國以“雙元制”為特色的産業勞工技能形成體系，是自19世紀末以來伴随德國勞工運動的發展而逐漸形成、不斷完善、層層演化而來的，德國的學徒、雇主、政府、工會以及産業組織等在産業勞工技能形成體系中建立了緊密聯系。又如，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是建立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态之上的，美國的産業勞工技能形成體系也顯示出很強的自由主義色彩，呈現為以雇主利益為主導的、技能替代式的技能形成體系。由于不同國家在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單純照搬國外的經驗做法事實上很難成功。大陸推進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在學習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同時，也必須結合大陸的曆史與現實，創新政策、路徑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模式。
（四）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建構有效服務産業發展需要的教育和教育訓練系統
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首要的、基礎的問題是教育。實作職業教育不同層級之間的貫通以及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融通，是強化前端培養、夯實人才基礎、完善梯隊建設的重要途徑。目前很多職業教育專業落後、教材落後、教育方式落後，其培養的學生不能适應産業所需，不少學生不願上職校。推進職業教育和教育訓練，還必須樹立全職業周期人才開發理念，促進産業勞工适應産業發展變革更新的需要。針對大陸職業教育吸引力弱的問題，上海财經大學劉元春認為，一方面，需要改進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和比對效率，充分實作職業教育的勞動回報；另一方面，需要優化職業教育品質，完善培養體系，做好市場需求的對接和引領。西方發達國家在職業教育和教育訓練領域的做法也值得學習借鑒。美國在各級教育領域大力推廣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在社群學院和普通大學之間建立學分轉換機制。在德國，基于學徒制的職業教育模式，中等教育階段的實驗中學、中等後教育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往往都和企業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大陸也要建構立體化的教育體系，更好地協調類型教育和層次教育、職前教育和職後教育、學校教育和企業教育訓練之間的關系，搭建起産業勞工技能形成與提升的立交橋。
（五）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實作社會主體多元參與
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涉及政府部門、行業組織、社會組織、企業、個人等多元主體，各主體需各司其職、共同參與。國家必須強化頂層設計，建構适應産業發展的産業勞工教育、培養、發展政策法規制度體系。從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來講，必須根據國家的頂層設計，充分發揮部門優勢，切實履行部門職能，打破部門利益壁壘，形成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合力。從企業來講，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機關，其對産業發展的趨勢最為敏感，是産業勞工技能的直接需求方，應當在技能投資、技能使用、技能評價上發揮主體作用。從社會來講，要充分發揮産業行業協會作用，梳理本産業、行業企業需求，規範本産業、行業内産業勞工的薪酬待遇、技能評價、人員流動、勞動标準等，積極營造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作為産業勞工隊伍利益的代表者與維護者，工會要摸清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痛點與需求，積極代表産業勞工建言發聲，切實促進産業勞工發展、維護産業勞工利益、服務産業勞工需求。從産業勞工自身來講，必須樹立終身學習理念，不斷提升技能水準，以技能彰顯價值。發達國家普遍重視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社會多元參與。如德國的學徒、企業、工會、行業協會、商會、政府等在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方面構成分工明确、協調有序的社會合作格局；企業普遍具有開展教育訓練的意願，技能投資呈現出十分明顯的企業主導、政府輔助的責任分擔機制；工會和行業協會等在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方面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各行各業普遍開展行業集體談判，德國的就業市場呈現出高度規制的特點。大陸也要結合自身實際，厘清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個人等各類主體在産業勞工隊伍建設中的職責，發揮優勢，補足短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多元參與模式。
（六）産業勞工隊伍建設必須要有堅實的制度保障
法律和政策在制度層面上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進行規範，對參與主體的行為具有重要的引導功能。産業勞工隊伍建設要建構統籌高效的工作格局，必須強調部門和政策之間的協同性、耦合性、科學性、貫通性，發揮政策的導向功能、法治的保障功能、制度的激勵功能。發達國家在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領域往往制定了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德國通過《聯邦職業教育法》《聯邦職業教育促進法》《手工業條例》三部主要法律，結合《企業教師資質條例》等配套法律以及各州的職業教育法，對本國的技能形成體系在法律上進行全面保障。美國通過《國家學徒制法案》，對“注冊學徒制”這一具有美國特色的産教融合模式進行了全面的保障。目前，大陸雖然在《工會法》《職業教育法》《中國工會章程》等法律和檔案中對産業勞工隊伍建設進行了一定的規範，但總體來說各項規定仍比較寬泛，在事關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具體問題上，法律的限制作用仍然較為模糊。上海社會科學院左學金指出，目前大陸制造業的一線勞工主要是農民工，他們的雇傭都是短期化的，這導緻企業不願意增加對勞工教育訓練的投入。他建議從勞動立法的視角去考慮保護勞動力，通過完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建構“靈活有保障”（Flexicurity）的勞動力市場。是以，必須進一步強化産業勞工隊伍建設的法治保障，確定産業勞工獲得與其貢獻相比對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保障産業勞工獲得個人成長發展機會的權利，促使多元主體各司其職、協同發力，營造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良好氛圍。
三、推進新時代産業勞工隊伍建設改革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政治思想引領，教育引導産業勞工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
1.黨政層面：建構黨委上司下的宣傳說服大格局。建議各級黨委宣傳部門發揮好牽頭抓總職能，通過新聞媒體、廣播電視、網絡陣地、報紙期刊、社群資源等各種陣地，每年推出一批反映産業勞工時代風貌的優秀影視作品、文學作品、戲劇作品，常态化推進黨的創新理論、先進文化、革命文化、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加大在産業勞工中培養發展黨員工作力度，建議各級黨委組織部門抓好黨員産業勞工的學習教育管理，發揮黨員産業勞工的領頭羊作用；着力發掘培養普通産業勞工中的先進分子加入黨組織，提高産業勞工黨員比例和品質。加強對産業勞工的網絡文明引領，建議各政府部門創新網絡時代的宣傳方式方法，以貼近産業勞工實際生活的優秀網絡内容，推進思想宣傳教育工作入腦入心。
2.工會層面：加強職工理論武裝，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曆次代表大會及全會等重要會議精神，組織專家學者及勞模先進等開展有特色、接地氣、入人心的宣講活動。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和工匠精神，推進勞模展示館、工匠展示館建設，通過選樹勞模先進典型、舉辦宣講活動等各種方式，推動“三個精神”進園區、進企業、進學校、進社群。積極傳承工會紅色基因，持續發揮各地紅色工運資源的宣傳教育引導作用。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勞動創造幸福”宣傳教育活動，深化以職業道德為重點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建設。打造職工文化品牌，以“中國夢•勞動美”為主題，打造“五一”特别節目等系列職工文化品牌，推進勞工文化宮、職工書屋等職工文化陣地建設。
3.社會層面：打造“紅五月”宣傳品牌，将“五一節”拓展為“五一周”“紅五月”，開展“工廠、勞工、工運”宣傳，廣泛宣傳一線勞動者、勞模、工匠的先進事迹，充分運用各種平台載體形成系列化、專題化、品牌化的宣傳态勢。各級各類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網絡平台、公交地鐵、室外大屏、宣傳櫥窗等宣傳陣地，要在主要時段、主要版面、主要位置進行以“勞動•勞動者”為主題的公益宣傳，全方位展示新時代産業勞工形象。
4.企業層面：鼓勵企業通過組織開展“最美勞動者”評選表彰、對創新創造者實施獎勵等形式，紮實培育尊重一線勞工、崇尚勞動、崇尚勞模、崇尚工匠的企業文化。推動建設高素質的産業勞工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推動國有企業配齊配強政工幹部，鼓勵非公企業結合實際配備一定數量的專兼職黨務從業人員。建構企業多層多級的宣傳教育載體，充分利用企業網絡平台、宣傳櫥窗、移動媒體、顯示大屏等載體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尤其要健全創新班組常态化學習制度，讓身邊人教育身邊人。
（二）建構産業勞工技能形成與提升體系，培養造就一支宏大的産業勞工技能人才隊伍
1.黨政層面：加強規劃指導，及時釋出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的産業指引、新技術指引、勞動力市場指引和行業工資指引。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建議将9年義務教育延長為12年義務教育，應對大陸人口規模迎來拐點、人口老齡化加速的挑戰。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科學布局中等職業院校、高等職業院校、應用型大學建設，推進中職、大專、大學、專業碩士、專業博士貫通培養，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貫通銜接，推進職業院校、應用型大學與企業尤其是行業龍頭大型企業的深度合作。推進職業技能教育訓練，建構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多元投入的技能培育激勵機制，激發企業開展職業技能教育訓練的積極性，建立社會化職業技能教育訓練準入、評估、扶持機制，推動技能要素參與配置設定取得實質性突破，實施高技能領軍人才和優秀産業技術緊缺人才境外教育訓練計劃；加大對産業勞工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參加各類技能教育訓練的補貼力度。積極提升産業勞工的數字技能，面向産業勞工開發數字技能資格證書。深化産教融合、校企合作，以産業園區為基礎打造兼具人才培養、創新創業、促進産業經濟高品質發展功能的産教聯合體，聚焦重點行業和領域組建學校、科研機構、上下遊企業等共同參與的跨區域産教融合共同體，推動現代學徒制、企業新型學徒制、産教融合型企業建設等融合對接。加強對職工教育經費提取使用的監督管理，對合理用好職工教育經費的機關經考核予以一定的資助；通過稅收、補貼、獎勵等方式，對農民工職業技能教育訓練予以政策傾斜和保障。
2.工會層面：進一步發揮工會“大學校”作用，開展群衆性技術創新、技能大賽、崗位練兵、“高師帶徒”等活動，發揮工匠學院、勞模學院、職工學堂、勞模（工匠）創新工作室等陣地作用，拓展産業勞工技能培育路徑。主動參與職業技能培育體系建設工作，會同相關部門、行業企業、職業院校、教育訓練機構和其他社會資源，對接、助推、協調職業技能培育體系建設的各項工作，推薦、遴選勞模、工匠等走進校園擔任兼職教師，主動參與重點行業、領域職業技能培育計劃，推動在戰略性新興産業、骨幹企業和産業勞工集聚園區開展職業技能培育試點工作。
3.社會層面：加大社會化技能教育訓練力度，鼓勵行業協會、社會教育訓練組織開展職業技能教育訓練，完善教育訓練、考證、晉級一體化工作流程，健全社會化教育訓練清單管理、部門監督、學員評價、規範補貼、優勝劣汰的管理機制。加大技能評價社會化改革力度，推動建立由政府支援、行業主導、企業參與的技能人才評價體系，健全和完善職業資格種類和職業技能等級的評價标準，形成以職業技能人才評價為重點、行業職業技能标準為主導、社會化職業技能鑒定為基礎、職業院校技能認證為補充的技能人才多元評價機制。積極培育發展各類人才評價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等方式承接政府轉移的人才評價職能，不斷健全市場化、社會化的技能人才管理服務體系。
4.企業層面：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特别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單獨建立或與職業院校聯合建立職工教育訓練中心、企業大學、技工學校、技能大師工作室、勞模（工匠）創新工作室等方式，加強自身技能人才隊伍建設。提足用好職工教育教育訓練經費，加大産業勞工技能提升的資金投入力度。積極打造産教融合企業，積極參與企業新型學徒制及技能培育實訓基地等建設，有效連接配接職業教育鍊與産業鍊、創新鍊。
（三）拓寬職業發展通道，打破産業勞工成長成才的身份壁壘
1.黨政層面：推動建立健全新型“八級工”配套制度。目前，人社部提出建構新型“八級工”架構，但部分等級标準不夠清晰，社會通用性不強，建議在技能等級認定、評價标準、薪酬配置設定、職級晉升、先進評選、戶口遷移等方面形成配套制度。貫通産業勞工職業發展通道，推動建立技能人才與管理人才、專技人才間的貫通機制，實作橫向對應銜接、縱向跨界晉升，打破産業勞工職業轉換、崗位調整、職位晉級的限制，打通産業勞工職業生涯發展通道。
2.工會層面：加大工匠等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選樹力度，不斷完善“國家—省市—地區（産業）—企業”四級工匠培養體系。注重職業發展途徑間的交流融通，開展各級各類勞動和技能競賽，注重推動“崗課賽證”融合；各級各類工匠先進典型選樹後，注重後續的工匠學院、工匠創新工作室、工匠聯盟建設等品牌建設。
3.社會層面：探索設立全國工匠日，加強大國工匠宣傳，加強一線勞動者成長成才故事的宣傳，加強各級各類技能競賽優勝者的宣傳，進一步營造“行行出狀元、人人可成才”的社會氛圍。加強行業協會等社會主體參與，推動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創新各層次、各類型的職業教育和教育訓練模式，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産業勞工技能教育訓練、技能認定等方面的指導作用，促進産業勞工多通道、多管道成才。
4.企業層面：推動技能人才整體發展規劃建設，推動企業主動把産業勞工職業發展納入企業總體發展規劃，為産業勞工職業生涯提供全周期、多方位的保障。加強技能人才發展體系建設，積極建構企業技能人才榮譽體系，切實落實“新八級工”職業技能等級（崗位）序列，貫通技能人才、專技人才、管理人才的薪酬待遇與崗位晉升，為技能人才成長成才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四）搭建建功立業平台，更好地發揮産業勞工的主力軍作用
1.黨政層面：加大對産業勞工的激勵力度，推動在科學技術獎等相關獎項中适當增加産業勞工占比，加大對産業勞工技術技能成果的表彰獎勵力度。加強産業勞工作用發揮的載體平台建設，完善“教育訓練、練兵、比武、晉級、激勵”五位一體的職工職業技能競賽體系，優化技能人才職業技能等級制度。加快建構适用于産業勞工的創新成果轉化平台，最大限度地喚醒基礎性創新技術成果中蘊含的社會财富，激發基層一線産業勞工持續的創新活力。
2.工會層面：為産業勞工提供競賽展示平台，結合重大戰略、重點項目、重點工作，廣泛持續深入開展各項勞動和技能競賽活動。開展職工優秀創新成果評選、優秀發明選拔賽，開展“五小”等群衆性科技創新活動，為産業勞工提供交流創新成果、更好發揮主力軍作用的平台和舞台。
3.社會層面：發揮先進典型的示範引領作用，注重發揮勞動競賽等活動中先進人物的社會效應，進一步鼓勵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多元化展示産業勞工創新成果，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深化産業勞工創新成果多元化展示交流機制等方面的作用，持續營造産業勞工創新創效的社會風尚。
4.企業層面：建立适合企業發展需要的競賽平台，進一步推廣建立以崗位練兵和技術比武為基礎的勞動和技能競賽機制。積極開展群衆性創新活動，鼓勵企業重點針對産業發展中的技術難題和核心關鍵技術開展适合自身特點的職工創新活動，讓産業勞工更好地發揮主力軍作用。建構企業内部的創新成果選樹、培育機制，讓産業勞工與企業共同發展、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五）推動社會治理創新，促進産業勞工有序參與社會和企業治理
1.黨政層面：根據《工會法》《勞動法》等立法宗旨，推動出台《企業民主管理法》《職代會條例》《集體協商條例》等法律法規，進一步健全完善企業民主管理法律體系。切實暢通産業勞工參與民主政治的實作管道，繼續在黨、人大、政協、工會的各級代表大會中增加一線産業勞工代表的數量，建立一線職工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系産業勞工等相關制度。為讓産業勞工更加充分表達自身的意見和建議，政府等制定和實施涉及産業勞工切身利益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政策措施時，要充分聽取産業勞工代表的意見建議；建設産業勞工網絡建言獻策新陣地，不斷降低産業勞工擷取資訊的成本和建言獻策的門檻。充分發揮勞動關系三方協調等制度效能，利用好勞動關系三方及政府與工會聯席會議等制度，及時研究解決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
2.工會層面：通過“掃碼入會”等各種方式，積極推進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入會，深入開展農民工入會集中行動，将更多産業勞工尤其是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吸納到工會中來。推動出台基層民主協商法律法規，發揮工會源頭參與作用，推動出台全國性的企業民主管理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健全完善職代會、集體協商、職工董事監事等各項制度機制。推動完善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協商機制，充分發揮工會組織在參與調處勞動關系沖突中的積極作用，以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3.社會層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發揮區域化黨建引領作用，組織動員區域内企業、社會組織、行業組織、工會組織、居民自治組織等，通過社群議事會等平台，促進社群自治與共治，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充分發揮社會化多元主體等在基層協商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持續推廣行業性、區域性集體協商等方式，努力将包括産業勞工在内的所有勞動者群體及其訴求納入組織體系、服務範疇和法治協商軌道。
4.企業層面：聚焦建立健全集團多級職代會制度，推進集體協商、職工董事監事、廠務公開等民主管理制度規範化建設，并推動将相關制度納入企業法人治理體系。充分發揮企業職代會重要作用，制定并細化企業職代會實施辦法，規範運作并落實好職代會各項職權，做好職工代表履職引導工作。推動企業依法依規開展集體協商，通過集體協商有序解決改革調整、日常用工管理中的勞動關系問題。創新廠務公開的途徑和形式，探索運用産業勞工容易接受和參與的方式，将民主管理融入機關日常管理工作中。發揮職工董事監事作用，特别是公司制企業應完善公司章程，依法依規配備足額的職工董事監事，強化職工董事監事對職代會負責，并為職工董事監事履職創造必要條件、提供相應保障。
（六）切實加強權益維護，不斷增強産業勞工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黨政層面：持續深化收入配置設定制度改革，逐漸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配置設定中的比重，增加勞動者特别是一線産業勞工的勞動報酬，突出技能要素在參與初次配置設定中的權重，努力使技能型産業勞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強化勞動監察工作力度，督促企業按時足額為産業勞工繳納社會保險費，不斷擴大社會保險覆寫面。加強對産業勞工的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進一步優化住房保障、交通出行、醫療服務、文體活動等公共配套服務。
2.工會層面：加強與産業勞工切身利益相關的政策參與，通過“兩會”等管道，積極參與最低工資标準、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失業、住房等民生保障政策的制定修改。加強産業勞工維權機制建設，推進工會預防化解勞動關系沖突工作，通過強化排摸體檢、加強會商研判、完善協商民主、注重多方關聯、推動法律援助、推進定向監督，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通過擴面提質增效，大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加快建立和完善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協商，以非公企業為重點，擴大将勞動報酬納入集體協商範疇的覆寫面，提高其制度化水準。加大對産業勞工的服務力度，繼續深化推進服務職工實事項目，紮實推進提升生活品質試點工作，積極建構工會服務職工工作體系。
3.社會層面：切實營造産業勞工體面勞動、舒心工作的良好社會氛圍，推動建構公平公正的就業、工作環境和社會文化氛圍，不斷降低産業勞工維護合法權益的成本和門檻。
4.企業層面：督促企業合法合規用工，規範企業用工制度,促進企業健康有序發展,努力建構和諧勞動關系。鼓勵企業加強對産業勞工的服務，根據企業實際，力所能及地為産業勞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推動企業安全生産，推動提升企業安全生産、勞動保護水準，發揮好“安康杯”競賽活動的作用，切實維護好産業勞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權益。(注釋略）
來源：工會理論研究
稽核：黃志軍
編輯：吳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