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溫哥華4月16日電 題：翻譯中國詩詞為何要“腳踏兩條船”？
——專訪加拿大漢學家王健
中新社記者 餘瑞冬
在一位對中國古詩詞有深厚研究的西方學者眼中，唐詩宋詞美在何處？将中國古詩詞譯成英文有何挑戰？加拿大知名漢學家、翻譯家王健(Jan Walls)近日在大溫哥華地區素裡市(Surrey)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他對中文之美的感受。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與中文結緣并進入中國文化的世界中？
王健：我一直到大概18歲時，對中國仍算是一竅不通。上大學前，我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長大。後來在海軍服役4年期間，我在加州蒙特雷學習中文，并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退役後，我回到印第安納大學繼續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當時我的導師是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那時我不知道這一關系的重要性，後來才發現我很幸運。我在大學主修中文、輔修日文。日本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對中國和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中學生不會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以我非學日文不可。
2024年2月9日，王健教授在位于大溫哥華地區素裡市(Surrey)的家中留影。餘瑞冬 攝
中新社記者：吸引您鑽研數十年的中文，美在何處？
王健：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UBC(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教漢語的時候，尤其在強化班，不隻要求學生看課本學國語，還教他們唱一些中國的民歌，是以很多學生都會唱(《踏雪尋梅》)：“雪霁天晴朗/蠟梅處處香/騎驢把橋過/鈴兒響叮當……”。我又教他們朗誦唐詩。傳統的中國人朗誦詩歌不像今人，而是(帶有曲調地)吟詠。是以很多這邊的學生都會學習吟詠唐詩。西方沒有相對應的習慣，都是富有戲劇性的朗誦。我更欣賞中國傳統的詩歌吟詠方式。
中國人很喜歡用四言套語(俗話)，或四言成語。不會用四言成語的話，簡直無法說非常自然的中文。中國人很喜歡用比喻性的說法，不怎麼直接描寫，更多是用成語或諺語描寫事物，包括人際關系。我覺得這是中文一個最可愛的地方。
成都杜甫草堂。喻湘泉 攝
中文有那麼多成語和諺語。它們對事物的描述恰到好處。比如，中國人說“飛機上吹喇叭——唱高調”。我都很喜歡，可是要給外國朋友解釋明白就很難了。
唐詩的結構非常重要，而且定型很明顯，我更欣賞宋詞的多樣化。我跟夫人李盈教授(注：李盈教授于2023年10月離世)合譯的《空鳥迹》一書收錄了王安石的130餘首詩詞。
身着古裝的年輕人在南京鐘山文學館内彈奏樂曲。鐘山文學館所在的定林山莊原為紀念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而修建的一組曲廊圍合的三進殿堂式庭園建築。泱波 攝
中新社記者：将中國古詩詞翻譯成英文時，難在何處？其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王健：其實白居易的大多數詩比較好譯。李白的詩作有上千首，作品也比較有名，我也譯過不少。我欣賞中國詩歌或詩詞，主要是為了翻譯，更多是從翻譯家的角度來欣賞的。因為我翻譯過數百上千首，有時候我看一首詩，一看就知道這是“老太太打跟頭——很難翻”的。可能我就不敢翻譯了。
舞劇《李白》。駱雲飛 攝
而且我的譯作一定要能用吟詠的調子來朗誦。比如(王維《竹裡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Bamboo grove alone /Strumming humming tones /Deep woods, no one knows/ Then comes a full moon.
又如(李白《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Moonlight all around/ Lik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 up a full moon/ I miss my hometown.
對我來說，好不好譯指的是能不能用英文朗誦、吟詠。我注重的是吟詠，因為這是中式傳統。
中文比較容易押韻，因為國語隻有四百多個音節。如果譯作要吟詠的話，最好也能押韻。但我不限于譯成押韻的英文，因為英文有上千個音節，是以英文押韻有時比較勉強，容易讓讀者想到“打油詩”。
翻譯詩詞最難的是要“腳踏兩條船”。最好能夠忠于原文的句子長短，尤其是詞，不是詩。同時也不要違背原文的精神。中國人的思考方式當然會表現在詩歌或詩詞裡。可是，經驗産生期望。如果(翻譯者)沒有一般中國人經曆過的經驗，就很難找到一個自然的英文表現方式。是以要找到一個“腳踏兩條船”的表現方式翻譯。這個很複雜。
泉州南音劇目展演将唐詩搬上舞台。傅丹丹 攝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在表達方式上有什麼主要的不同之處？
王健：我欣賞中國文化的緣由之一，是對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來說，當讨論某個複雜題目時，他會用一個四言成語把整個氣氛全面抓住。這對說英文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是很難的。
我所認識的中國人似乎都欣賞這一點。當用一個間接的、而非直接的說法來提供一個結論時，他會欣賞。而“洋人”大概會覺得，你為何不直截了當地說、有話快說？
對一般美國人來說，中國屬于“玄秘的東方”(the mysterious orient)。但21世紀的中國人跟20世紀的中國人相比，思考方式已經改變。這要感謝網際網路和數位溝通技術。而且現在中國年輕人跟外國人的聯系、溝通更加頻繁。溝通越多，就越沒有所謂的“玄秘”了。
2022年12月，《唐詩的回響》音樂會在美國紐約舉行主創見面會，中國青年男低音歌唱家蔔樂表演《靜夜思》。廖攀 攝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的文化基因有諸多不同。您認為，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發展是一定會分道揚镳，還是會殊途同歸？
王健：中國人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用中文時一定要用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不要認為這樣做會改變自我認識，而要當作加強應付新環境的本事。
我從一開始就提醒學生，用英文說話跟寫字真的是大同小異。但用中文的話，你說的(口頭語)跟寫的(書面語)差别比較大。為什麼？因為寫漢字比寫26個英文字母複雜得多，是以一定要想到一些可以省時、省力、省腦筋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是以中文有很多省略的表現方式。
如果了解中國曆史跟加拿大、美國曆史的話，早晚會思考到殊途同歸，因為任何社會要面對的現實都是大同小異的。有文化的人會承認殊途同歸具有的價值性。(完)
受訪者簡介：
2024年2月9日，恰逢本命年、屬“金龍”的王健教授在位于大溫哥華地區素裡市(Surrey)的家中留影。餘瑞冬攝
王健(Jan Walls)，加拿大知名漢學家、翻譯家。現居大溫哥華地區素裡市。1940年出生于美國，是一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維多利亞大學和西蒙菲沙大學都獲得終身教授席位的教育家。曾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加拿大駐華使館任文化參贊；曾任加拿大亞太基金會進階副總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文化研究與翻譯、東亞語言與文化、東西方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翻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