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 田惠敏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出了基本方向。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對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進行了具體部署。社會治理是為實作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各相關主體采取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方式協調社會關系、處理社會事務的活動，是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會治理體系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機關和公民個人等多方參與、協同作用、各負其責，共同推動社會安定有序、公平正義、人民安居樂業的一種體系。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是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不斷把大陸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關鍵舉措。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須站在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以社會治理現代化夯實“中國之治”基石。
一、強化體制保障，形成社會治理合力
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體系，強化體制保障是關鍵。可通過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增強社會治理各主體的合力。為此，要健全黨委上司體制，完善政府負責體制，建立群團助推責任機制，健全社會組織協同體制，建構人民群衆參與體制。
第一，健全黨委上司體制。黨委上司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和關鍵。各級黨委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上司核心作用，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確定社會治理工作的正确方向。第二，完善政府負責體制。政府負責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支撐。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主要力量，要承擔起保障人民群衆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務的責任。突出防控化解政治安全、社會治安、沖突糾紛、公共安全、網絡安全五類風險隐患。第三，建立群團助推責任機制。把适合群團組織承擔的社會管理服務職能按法定程式轉由群團組織行使。找準群團助推着力點，引導群團組織聚焦群衆所急、黨政所需、群團所能的領域，助推社會治理取得實效。第四，健全社會組織協同體制。健全社會組織培育扶持機制，重點扶持發展治保維穩類、專業調處類、公益慈善類、居民互助類等社會組織。擴大社會組織有序參與，確定社會組織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開展業務活動。加強社會組織規範管理，促進其不斷提升服務績效和社會公信力。第五，建構人民群衆參與體制。暢通群衆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管道，保障群衆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健全群衆參與的引導機制，創新完善群衆工作機制，推動聽民聲、察民情、解民憂常态化，使市域社會治理深深紮根于人民群衆之中。
二、推進依法治理，夯實社會治理的基石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準。在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法治精神是社會治理的精神支撐，法治規則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石，法治秩序是社會治理的根本保證。應多措并舉，以法治保障社會治理的“最後一公裡”，不斷提升群衆滿意度和社會公信力，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各方面的法治保障，形成統籌協調、優質高效、良性運作的治理狀态，不斷夯實社會治理的根基。
第一，加強社會治理法治化總體部署。做好中長期規劃與階段性工作部署，健全依法開展社會治理工作的長效機制，不斷提升治安防控和基礎民生領域依法治理的能力。第二，依法建構堅強的社會治理上司體系和完備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高效的社會治理運作體系、嚴格的社會治理監督體系、客觀的社會治理評價體系。第三，增強法治觀念，健全規範體系。在全社會樹立起“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讓法治成為社會共識和全民信仰。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提高公衆的法治意識和法律素養。加強社會治理的社會制度規範和道德規範建設，着力提高規範過程中的民主參與度和透明度，厚植社會治理規範的民意基礎。第四，依法有效化解沖突，增強社會安全感。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暢通和規範群衆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加強沖突排查和風險研判。推動各類社會主體有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和調節社會事務，将社會各領域工作納入法治軌道進行有效治理，依法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程序。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第一道防線作用，發揮行政機關化解糾紛的“分流閥”作用，同時發揮律師在糾紛調解中的獨特作用。
三、加強數字賦能，提升社會治理的能力
大陸已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資料成為重要的生産力和關鍵生産要素，是國家核心戰略資源和社會重要财富。應加強數字變革賦能社會治理，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的能力。
第一，加快建設一體化政務大資料體系。依托政務大資料體系，促進資料合理、高效、安全地彙聚，增進資料依法有序流動，激發資料要素作用和效用價值。在政府履職體系中形成用資料說話的決策機制，提升資料驅動決策力。第二，建構基于“一張網”的社會治理平台，依托數字技術助推社會治理賦權。通過軌迹追蹤将社會風險關口前移，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實作精準治理，通過數字技術實作社會治理精準化，如北京實施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江蘇實施的“大資料+網格化+鐵腳闆”，湖北和福建實施的“随手拍”等。通過數字技術實作社會治理系統化和綜合化，如上海等地實施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通過數字技術調動人民群衆參與社會治理的主動性，如安徽甯國市打造的集社群事務協商、社情民意反映、資訊溝通交流功能于一體的“陽光議事廳”線上平台。通過數字化手段化解基層沖突，如浙江甯波建立的“移動微法院”。第三，利用數字化技術，提升應急管理水準。加強數字技術在災害監測預警、資源調配、救援指揮等方面的應用，提高社會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通過廣泛應用數字化技術，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準。第四，客觀理性看待數字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利弊。堅持技術應用與制度保障并重、政府監管與平台自律并重、社會智治與民主協商并重，在有效防範技術風險的前提下，加快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
四、推廣“楓橋經驗”，充分發揮基層群衆的作用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紹興市諸暨縣楓橋鎮幹部群衆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衆，堅持沖突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成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個樣闆。深入挖掘和推廣“楓橋經驗”，對于推進社會治理意義重大。
第一，堅持推廣“楓橋經驗”，踐行黨的群衆路線。群衆的凝聚力展現了上司的能力。在社會治理層面，要正确處理人民内部沖突，緊緊依靠群衆，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态。第二，堅持推廣“楓橋經驗”，打造多元善治的新局面。建構多元糾紛化解體系，從完善四級沖突糾紛化解機制頂層設計、加強調解隊伍建設、充分利用人民法院調解平台、推進法院内部案件繁簡分流、開展多元績效考評等多方面入手，發揮多元解決糾紛制度優勢，為全面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和社會綜合治理創新、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增添動力。通過健全社會沖突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把小沖突小問題化解在基層，把大量糾紛解決在訴訟前。第三，堅持推廣“楓橋經驗”，将“三治”有機融合。“楓橋經驗”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有機融合的集中展現。堅持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注重綜合運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種方式，通過人民自治、法律限制、道德觀念，形成系統化、協同化和一體化的體制機制，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導和發動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推動實作基層治理現代化。
（李佐軍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田惠敏系國家開發銀行規劃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文圖檔來源：攝圖網
總 監 制丨王 輝 車海剛
監 制丨李丕光 王彧 劉衛民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陳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