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常
進入1949年之前，大約有十年時間吧，胡風在左翼文化戰線一直被視作一個“異數”。黨當然不懷疑他的革命立場，但革命是分階級的，有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的革命，也有無産階級的革命。胡風不是中共黨員，他的文學理論富于“五四”氣質，鼓吹作家的“主觀戰鬥精神”，反對過分美化工農大衆。這些都使他具有了資産階級“唯心論”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文藝思想成為左翼文藝的最高準繩，按照這個準繩，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必須改造自己的小資産階級思想，必須與工農大衆相結合，亦即以他們的立場為立場，以他們的感情為感情，以他們的趣味為趣味，進而完成文藝的大衆化。以此衡諸胡風，其理論的“異端”色彩确實非常濃厚。1943至1945年，盡管胡風身處國民黨的“霧都重慶”，但紅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處于大轉折的前夜，黨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又一次發起了對胡風的批評。
1949年到了。就像胡風所說，時間開始了。在新開始的時間裡，胡風的故事，其實也不過是從前故事的必然展開。一切都早已注定，甚至胡風的1955年也早已蘊涵于他的1949年。
在解放區，胡風感受到新的時間開始，但他卻明顯準備不足
1949年元旦剛過，胡風一行上了海輪，由香港奔赴東北解放區，奔向光明的新生活。時間真的開始了，胡風卻明顯準備不足，他依然固執地生活在他自己的時間裡。當然，胡風意識不到自己準備不足，他隻知道，他多年的希望全都包含在這新的時間裡，他的時間與新的時間就是同一個時間。
果然是新的時間。東北早已是工農兵的東北，解放了的東北。胡風脫下西裝，換上一種叫做“解放制服”的棉服。胡風玩撲克，發現玩法很不同，原來這裡稱為“解放撲克”。搞電影的陳波兒引來了一位翟大娘，專門為胡風講了一個多小時的“翻身故事”。胡風文化生活很豐富，幾乎天天有戲看。都是源于延安的秧歌劇和平劇，《白毛女》不可少，《木蘭從軍》亦頗受女人歡迎。胡風聽到後座的女人說：花木蘭是延安人。一萬人的婦女大會，會後就遊行，隊伍走過，一千多人的秧歌隊扭着走過。到處都有秧歌，城裡有，鄉下也有。胡風路過鄉下，他在日記中說：“汽車抛錨，看到了鄉村秧歌隊。路上看到幾個秧歌隊。”秧歌的用途很廣，集會、遊行當然用，就是工廠新年送禮，也用秧歌隊送。也像延安一樣，二流子在改造，在轉變，女人先翻身，後進步，成了女勞模。胡風應邀參加東北學生代表大會，會上有四位民主人士講話，講着講着就激動萬分豪情萬丈地喊口号。
這些對胡風來說都是全新的。他感到新鮮刺激，很多時候激動得不知所措。到了石家莊，見了周恩來，周握住胡風的手，說，你進解放區到各處看了看，這很好嘛。第二天，胡風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各寫一信，彙報自己進解放區以來的感受。在給周的信中，他說：“我走的是滿天星滿地花的道路。”
胡風的這句話未必全真。其實，他還看到了聽到了其他的什麼，這些在日記裡都有真實的記錄。在東北，朋友們紛紛來看他，他們差不多都是文藝人，有的還是胡風一手栽培的文藝新秀。這些文藝人見面就愛談文藝問題，盡管有的已成了革命幹部。劉白羽來過，與胡風關系更密切的馮白魯、雷加、天藍也來過，他們都向胡風傾訴自己創作上的困惑和苦悶，比如，迫切的政治動員有時妨礙了對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要求作品直線反映政策，作家圍繞政策疲于奔命，不僅寫不出像樣的作品，而且弄不好還會犯政治錯誤；寫好人就完全好，壞人就完全壞，作家不敢寫有缺點的人物，猶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曆史的幹部。還有，大小官員粗暴地幹預文藝，一個作家寫了一個劇本，由連隊指導員到軍區政治部，再到東北局，一層一層審查修改，可最後還是被參謀長否了。有個作家還作了一歌：“告訴我兒，切記切記，甯賣屁股，不要搞文藝。”天藍将此歌說給胡風聽，最後表示，對于文藝創作，他已經看透，很難再動筆了。胡風直歎：可惜可惜。
在天津，魯藜、蘆甸也向胡風訴苦：作家再也不敢從内心的要求寫作品，隻求無過。3月26日到了北平後，仍舊不斷有人向他訴說創作的困惑與焦慮。林林總總，連綴一起，胡風震驚了。多年來他竭力反對的主觀公式主義，竟然愈演愈烈，業已呈全面旺盛之勢。此時，胡風感到了自己作為理論家的責任。五年後的“三十萬言書”裡，胡風寫下了自己當初的真實感受：“我有機會和為數不少的從事創作的（包括不在文藝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和無名的青年作者）同志們談過話，他們絕大多數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創作上感到的痛苦，在簡單的上司方式下面找不到實踐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淚”，“從許多談話和文章裡我發現了對于文藝的了解非常簡單，簡單到了取消文藝的地步。而這卻是普遍性的現象。”
在東北，胡風還見過蕭軍、李又然、吳奚如等人，這幾位老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都被整得很苦。大約是早已知曉胡風與周揚的恩恩怨怨，來看望胡風的朋友大都特别提到了在延安時的周揚。胡風在“左聯”關于“兩個口号”的論争中站在魯迅陣營，而與周揚、夏衍等結怨。1939年，周揚委托來渝的董必武帶口信，邀請胡風去延安魯藝做中文系主任。周的邀請出乎胡風意料，但他還是婉言謝絕了。或許正是因為此次謝絕了周揚的美意，是以，來自延安的傳聞說：胡風不去延安，是因為周揚的關系。丁玲與周揚也有解不開的恩怨。丁玲曾同胡風談到，周揚在延安這麼多年，沒有一個朋友，隻有下級。胡風又從李又然處得知，周揚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理由是程仁與黑妮的戀愛是反階級的。但毛澤東說它好，周揚是錯誤的，又由艾思奇、蕭三等人向宣傳部作出保證，這才得以正式出版。
文代會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但他還是上交了自己的書面意見
從香港到東北，從東北到北平，半年的時間已經過去，就等着開第一次文代會了。胡風看到了很多，聽到了很多，心情是複雜的。給友人的信中，他說，“這時代，這祖國的人民，是到處燒着聖潔的烈火的”，他沒有理由不“身心愉快之至”。但是，他的心頭分明有了陰影，那些庸俗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上司人，還有自己所遭受的不信任，這些都讓他感到很沉重。5月30日緻信路翎，胡風便道出了自己的苦悶：“文藝這領域，籠罩着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于帶上了枷。”
在胡風那裡，依然存在着一個政治與文藝相對分開的模式，這個模式主導了他一貫的理論思維，而現在，這個模式又規範着他觀察新現實的方式。政治現實是美好的讓人振奮的現實，而文藝現實卻是庸俗不堪、教人窒息的現實。嫉惡如仇的胡風，就這樣非常容易地配置設定了自己的感情，愛給了這個偉大的時代，給了這個偉大時代的美好政治，而恨則給了他所謂的庸俗的文藝上司人，給了由這些庸俗人所導緻的庸俗的文藝現實。
文代會正在籌備之中，但胡風時時有被人排斥的感覺，聯系一路上聽到的有關自己的傳聞，這種感覺就更強烈了。還是在石家莊的時候，周恩來囑咐他到北平後與周揚等研究一下組織新文協的問題。但就在他到達北平的前一天，舊文協由上海移至北平的決定已經公布，到北平後，也沒有任何人找他談過處理舊文協群組織新文協的問題，而過去十年來，他一直是舊文協的負責人之一。似乎許多事情都繞過了胡風。4月15日，由茅盾主持召開文協籌委會會議，會上宣布即将創辦文協機關刊物《文藝報》，并任命編委，胡風在三位編委中名列首位，另兩位是茅盾和嚴辰。胡風對這個任命感到很突然，因為事先并沒有人征詢過他的意見。他抱有抵觸情緒，沒有接受這個任命。随後，胡風的消極情緒有增無減，他又拒絕參加國統區文藝報告的起草。報告起草完畢，也讓胡風過目，他看了，十分生氣。6月9日的日記記有這樣一句：“看了楊晦等起草的國統區報告草稿（鉛印的），主要是對我的誣蔑。”不僅是對起草報告，便是對這個文代會，胡風一開始就沒有什麼興趣。4月26日給路翎的信說：“現在在等開文協代表大會，沒有法子不參加，是以隻好在這裡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見，隻能如此也應該如此。”5月7日緻方然等人信也說：“目前，有一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非得參加一下不可，是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對這毫無興趣，隻想到實際裡面去接觸。”取消極的态度，下決心不合作，這在胡風乃是唯一的進攻方式。實在不行了，還有最後一種進攻方式，那就是上書，為黨“清君側”。
胡風“毫無興趣”的這個文代會，實質上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政治盛會。黨為這個非常會議已經謀劃很久了，希望藉此建立新的全國性的文藝組織。7月2日，文代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中共中央發來毛澤東前一天精心修改過的賀電。會場主席台後方中央懸挂着毛澤東、朱德的畫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由毛澤東、魯迅側影像和六面紅旗構成的文代會會徽。各系統、各部隊贈送的四十餘幅錦旗并排挂在台上，上面繡着一句句祝辭：“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會場後面中央，置放着一尊毛澤東的石膏塑像。主席台上，端坐着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陸定一、李濟深等上司人。籌委會的三巨頭郭沫若、茅盾和周揚，順理成章地成為本屆大會主席團的總主席和副主席。而且，大會期間，三人一人一個上午，各作一個報告：7月3日，總主席郭沫若作題為《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報告；7月4日，副主席茅盾作國統區文藝報告，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争和發展的革命文藝》；7月5日，副主席周揚作解放區文藝報告，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三足鼎立，大會的主要報告差不多全在這裡了。
三大報告最終完成了新中國文藝的空間建構。國統區畢竟是國民黨統治的區域，黨上司的左翼文藝無疑是進步的革命的文藝，但久在黑暗中，難免不受影響，再加上黨有時為環境所限而鞭長莫及或力不從心，這反壓迫的革命文藝總體上就不是那麼革命了。而以延安為首的解放區，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徹底的革命性使解放區的文藝早已大衆化，從延安到北平，乃是一條筆直的坦途，解放區的“人民的文藝”，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最好展現，實為新中國文藝的“樣闆”。這兩個空間裡的文藝，甚至不用比較，就能确定它們政治價值的高下。茅盾和周揚一人勾畫了一個空間，郭沫若總報告之“總”即是進行空間整合，這個整合從标題就可觀出其價值取向，整合的結果果然是“一邊倒”，解放區人民的文藝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草稿階段就被胡風視作是對自己“誣蔑”的國統區報告，最後并未按胡風意見作出修改。7月4日上午，清瘦的茅盾在懷仁堂作報告。大約是早料到了這個報告的“震動性”，報告最後還有三則“附言”，就起草情況作出解釋，其中特地提到“胡風先生堅辭”。不像第二天周揚的報告，一氣到底，洋溢着歡天喜地的頌美，茅盾的報告要黯淡得多，盡管它看似貫串着“一分為二”的辯證精神，但對于國統區文藝的批評明顯分量更重。這些批評集中一點，就是國統區作家因環境限制不能與工農大衆相結合，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最終不能使作品大衆化。報告就創作和思想理論兩個方面，羅列國統區文藝的錯誤傾向，具體到胡風派，報告專列一小節，不點名地展示了胡風派主觀論的錯誤，仍舊封它為“‘小資産階級的革命’文藝理論”。報告強調，“關于文藝上的‘主觀’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就成為國統區文藝界思想中積蓄醞釀着的基本問題，不能不要求解決”，繼續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歸結到毛澤東的‘文藝講話’中所提出的關于作家的立場觀點态度等問題”。
坐在懷仁堂的胡風肯定沒有聽得很明白。但他說：“我是冷靜地看明白了：這個聽說是以胡繩同志等為中心所改寫的報告，骨子裡幾乎主要是以所謂胡風文藝思想為對象，而且是把問題的本來内容簡單化了，甚至是歪曲了以後再加以論述的。整個十年來國統區文藝的主要障礙，原來是所謂胡風文藝思想。”會議期間，胡風多次私下與人交流過對報告的不滿，甚至還上交了自己的書面意見。當然，越來越嚴重的消極情緒阻擋了他進一步的動作，以緻自由發言時多次被點名講話，他也終于忍住了。周揚親自邀請過，他沒有講；丁玲要他講，還說什麼：你應該說說話，解放區有許多青年是愛你的。他隻是感動得直落淚，卻還是不講。
沒能聽明白的，自然不是胡風一人。幾乎所有來自國統區的人，都沒能聽得很明白。據胡風回憶，“報告在大會上提出後，國統區代表們中間嘩然了起來”。他的日記7月11日記有：“李亞群來閑談了一會，對國統區報告不滿”。馮雪峰也是很不滿的一個，屬于胡風派的那幾個人，像阿垅、路翎他們，更少不了意見。弄到這個地步，大會幾乎難以開下去。但7月6日，周恩來不失時機的來了。從下午二時半開始，周作了長達六小時的政治報告。報告進行至7時20分，毛澤東突然來了。會場頓時沸騰起來，代表們熱烈地長時間鼓掌，并忘情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胡風這一天日記載：“報告到五時過，毛主席來，全場歡呼，他講了幾句話”。确實，毛隻講了幾句話：“同志們，今天我來歡迎你們。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再講一聲，我們歡迎你們。”看似即興，其實經過了精心的雕琢。像“革命”、“人民”幾個宏大的語詞，不虛假，有溝通，還煽情，就很講究；由“我”變化到“我們”，如古人雲，“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更隻有毛這樣的文章大家、宣傳大師才做得出。毛講完了，全場更長時間更熱烈地歡呼、鼓掌。很快，周六個小時的報告也結束了，他興奮地說：“我們應該感謝毛主席，他給與了我們文藝的新方向”。全場又是一通高呼“毛主席萬歲”。郭沫若總主席又一次站在麥克風前，同樣興奮地說：“今天我們開這個會，承周副主席給我們作了六個鐘頭的報告，又承毛主席親自來參加，來指導我們。這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接着，郭表示完全接受周副主席給大會代表的整個訓示，表示要以最大的熱忱做毛澤東的學生。忽然，郭的聲調變得更為高亢起來：“讓我們最後高呼幾個口号”。這位年近耳順的浪漫詩人，以高唱過《女神》的熱情，振臂領呼：“一切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創造人民的文藝！”“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産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
他們很多人都很感激毛澤東和周恩來，說是他們救了場。胡風回憶說：“樓适夷同志來看我，責備我不該不提意見，說會幾乎開垮了，要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出來才挽救了回來，使黨受到了太大的損失，說着就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來。他這單純的熱誠也使我感動得流了淚。”
胡風的詩情在古都的寒冷裡燃燒，他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了
7月19日文代會閉幕，随後是文聯和文協的會議。24日的文協會上，執行主席“突然襲擊”，指名要胡風“自由發言”。這一刻胡風終于沒能忍住，他說：“我說不出值得說的話來，浪費了代表們的寶貴時間，就等于謀财害命，是以不敢說什麼。” “不敢說什麼”的胡風其實已經說了什麼，他的态度已經公開化。幾天後，和丁玲喝茶聊天時，丁玲就直言不諱談到他的“态度問題”。文代會期間，馮雪峰向胡風談到：周總理審閱代表名單時，把胡風的名字劃在“左”一類。馮是在勸胡風放心。胡風也一直相信：“黨是基本上信任我的，這用不着新的證明，但文藝上的負責同志對我卻一定是抱有敵意的。”
8月2日，胡風回到上海。一個月後，又赴北平參加政協會議。1949年餘下的日子，他都在這個古老而又年輕的都城度過，這依然是一些交織着亢奮與失意的日子。參加了政協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一種宏大的幸福感罩住了胡風，他的詩情也在燃燒。11月6日，古都初冬的寒冷裡，胡風燃燒的詩情終于噴薄而出，他開始寫《時間開始了》。11日夜，第一樂章《歡樂頌》一氣呵成。宏偉的結構與咆哮的氣勢裡，奔流着如宗教徒一般狂熱而又清澈的情感。胡風身體力行，斷然否棄了“東方紅/太陽升”這樣的“民族形式”，他的“頌體”灌注了交響樂的氣韻，又欣然采用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體”。祖國，人民，領袖，三位一體，而領袖又分明淩駕于祖國和人民之上：
毛澤東！毛澤東！
由于你
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戰鬥的召喚
當年的胡風，以真誠與激情代表了億萬人民的“集體意志”，他唱出了一個時代的心聲。
日記裡留下了許多他在詩情的燃燒中不能自持的情狀。11月17日：兩個月來，心裡面的一股音樂，發出了最強音，達到了甜美的高峰。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頂禮！格拉齊亞啊，你永生在我心裡！18日：“昨夜自二時醒到五時，對着窗外的星星。”19日：“心裡唱着一支小曲，第二樂章的情緒凝住了似的。”20日：“疲乏之至。五時，聽無線電的一支情歌，寫出了甜美的《黎明》一節。”23日：“上午，想到第四樂章，燃燒得幾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24日：“續寫《贊美歌》。上午，非常激動，終于把難關沖破了。”大約是激情的過度燃燒，揮灑詩情的同時，先是痔瘡，再是咳嗽、頭痛和腹瀉，許多的疼痛襲擊他，但他的眸子依然純淨，他的詩情依然清澈甜美。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他一口氣寫了四個樂章，三千八百行。給朋友的信中，他說“這首詩是一場熱病”，又說：“時代是偉大的，人民是偉大的，祖國是偉大的，暖起我們這一點可憐的血溫吧。”
這一系列的樂章，竟然是在一場交織着希望與失望的漫長的等待中完成的。滞留北京，是上面的意思。10月27日，在朋友的慫恿下，胡風給周恩來寫信，提出見面要求。但周恩來并未在日理萬機之餘滿足他的要求，直到一個月後，11月27日，胡喬木來了。此時，《歡樂頌》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第二樂章《贊美歌》（後改為《光榮贊》）也已經寫完。胡喬木首先肯定了胡風多年來對黨的事業的真誠追求，又說胡風對世界、對曆史的看法與共産黨不同，但這個不同還不是“庸衆”之見。最後奉勸胡風：脫離共産黨，就是脫離群衆，應該和整個共産黨做朋友。11月29日，胡風在緻路翎信中說：“派人來說了一些意外的話，在力量上給了最高的承認，但在‘理論’上還有問題。這變化，我想是因那首詩促進的。我想，我遲早得住北平的。”
詩情高燒下的胡風，似乎業已膨脹起來了一個無限浪漫主義的主體，他突然感到自己擁有了空前偉大的力量，自己甚至是别人無法戰勝的。那首直接獻給毛澤東的頌歌（《歡樂頌》），在胡風虛幻的想象裡，這首詩竟然能神奇到改變最高層對他的看法，進而改變他的命運，從此以後，他可以在首善之區我行我素，呼風喚雨。
理論家的胡風一向相當看重“作品”，他重慶時期一眼相中路翎，并傾注大量心血栽培路翎，很大程度上就因為這個年輕人的“作品”與他的理論是一緻的，憑借路翎的“作品”，可以證明胡風理論的“正确性”乃至實踐性的力量。時間開始了，胡風在失落與焦慮之中，總想到自己的這幾個小兄弟，并敦促他們“拿出作品來”。在胡風的美好盤算裡，拿出好的“作品”，就可以沖破“壇子”上的庸俗和沉悶，也就可以證明他們的力量。他的《時間開始了》，固然是産生于詩情的不可自已，但同時也是“鬥争”的需要。他要燒一把大火，是以，《歡樂頌》發在《人民日報》上，也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對自己的這個大東西，胡風絕對有信心，完全相信它的“戰鬥力”，在信中，他不無得意地告訴朋友，它“驚住了一切人”，讓不少“寵兒們”不得不露出“尴尬神氣”。
那次與胡喬木談話後三天，胡風似乎頗受鼓舞，又給胡喬木寫信，希望解決入黨問題。過了些日子，胡喬木第二次來見胡風，告訴他，周總理現在不能和他談話，但很想談，等再來北京吧。至于入黨問題，胡喬木認為也可以考慮，但他并不“奉勸”胡風。總理不能見了，黨的大門也關上了，胡風的問題實在是已經很嚴重了。
但是，1949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胡風過得相當充實、相當快樂。他補寫了第四樂章《安魂曲》（後改為《英雄譜》）中的一個小節，約三百餘行。後來的“胡風分子”徐放和魯煤來看望他，他給他們讀剛寫好的《安魂曲》，聲情并茂，催人淚下。夜已經很深了，送走客人，他還想給上海的夫妻M（梅志）寫信，但實在太疲乏了，決定明早再寫。對夫妻和兒女的祝福，他暫時寫進了這一天的日記裡：“親愛的M，親愛的曉谷、曉風、曉山，祝福你們！祝福你們！”
——來源：百年潮 2004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