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
进入1949年之前，大约有十年时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战线一直被视作一个“异数”。党当然不怀疑他的革命立场，但革命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胡风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五四”气质，鼓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左翼文艺的最高准绳，按照这个准绳，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必须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亦即以他们的立场为立场，以他们的感情为感情，以他们的趣味为趣味，从而完成文艺的大众化。以此衡诸胡风，其理论的“异端”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雾都重庆”，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又一次发起了对胡风的批评。
1949年到了。就像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在新开始的时间里，胡风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从前故事的必然展开。一切都早已注定，甚至胡风的1955年也早已蕴涵于他的1949年。
在解放区，胡风感受到新的时间开始，但他却明显准备不足
1949年元旦刚过，胡风一行上了海轮，由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奔向光明的新生活。时间真的开始了，胡风却明显准备不足，他依然固执地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当然，胡风意识不到自己准备不足，他只知道，他多年的希望全都包含在这新的时间里，他的时间与新的时间就是同一个时间。
果然是新的时间。东北早已是工农兵的东北，解放了的东北。胡风脱下西装，换上一种叫做“解放制服”的棉服。胡风玩扑克，发现玩法很不同，原来这里称为“解放扑克”。搞电影的陈波儿引来了一位翟大娘，专门为胡风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翻身故事”。胡风文化生活很丰富，几乎天天有戏看。都是源于延安的秧歌剧和平剧，《白毛女》不可少，《木兰从军》亦颇受女人欢迎。胡风听到后座的女人说：花木兰是延安人。一万人的妇女大会，会后就游行，队伍走过，一千多人的秧歌队扭着走过。到处都有秧歌，城里有，乡下也有。胡风路过乡下，他在日记中说：“汽车抛锚，看到了乡村秧歌队。路上看到几个秧歌队。”秧歌的用途很广，集会、游行当然用，就是工厂新年送礼，也用秧歌队送。也像延安一样，二流子在改造，在转变，女人先翻身，后进步，成了女劳模。胡风应邀参加东北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有四位民主人士讲话，讲着讲着就激动万分豪情万丈地喊口号。
这些对胡风来说都是全新的。他感到新鲜刺激，很多时候激动得不知所措。到了石家庄，见了周恩来，周握住胡风的手，说，你进解放区到各处看了看，这很好嘛。第二天，胡风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写一信，汇报自己进解放区以来的感受。在给周的信中，他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胡风的这句话未必全真。其实，他还看到了听到了其他的什么，这些在日记里都有真实的记录。在东北，朋友们纷纷来看他，他们差不多都是文艺人，有的还是胡风一手栽培的文艺新秀。这些文艺人见面就爱谈文艺问题，尽管有的已成了革命干部。刘白羽来过，与胡风关系更密切的冯白鲁、雷加、天蓝也来过，他们都向胡风倾诉自己创作上的困惑和苦闷，比如，迫切的政治动员有时妨碍了对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要求作品直线反映政策，作家围绕政策疲于奔命，不仅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且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写好人就完全好，坏人就完全坏，作家不敢写有缺点的人物，犹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历史的干部。还有，大小官员粗暴地干预文艺，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由连队指导员到军区政治部，再到东北局，一层一层审查修改，可最后还是被参谋长否了。有个作家还作了一歌：“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天蓝将此歌说给胡风听，最后表示，对于文艺创作，他已经看透，很难再动笔了。胡风直叹：可惜可惜。
在天津，鲁藜、芦甸也向胡风诉苦：作家再也不敢从内心的要求写作品，只求无过。3月26日到了北平后，仍旧不断有人向他诉说创作的困惑与焦虑。林林总总，连缀一起，胡风震惊了。多年来他竭力反对的主观公式主义，竟然愈演愈烈，业已呈全面旺盛之势。此时，胡风感到了自己作为理论家的责任。五年后的“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绝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的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这几位老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大约是早已知晓胡风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来看望胡风的朋友大都特别提到了在延安时的周扬。胡风在“左联”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站在鲁迅阵营，而与周扬、夏衍等结怨。1939年，周扬委托来渝的董必武带口信，邀请胡风去延安鲁艺做中文系主任。周的邀请出乎胡风意料，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或许正是因为此次谢绝了周扬的美意，所以，来自延安的传闻说：胡风不去延安，是因为周扬的关系。丁玲与周扬也有解不开的恩怨。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说它好，周扬是错误的，又由艾思奇、萧三等人向宣传部作出保证，这才得以正式出版。
文代会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但他还是上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
从香港到东北，从东北到北平，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就等着开第一次文代会了。胡风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心情是复杂的。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他没有理由不“身心愉快之至”。但是，他的心头分明有了阴影，那些庸俗的文艺理论和文艺领导人，还有自己所遭受的不信任，这些都让他感到很沉重。5月30日致信路翎，胡风便道出了自己的苦闷：“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
在胡风那里，依然存在着一个政治与文艺相对分开的模式，这个模式主导了他一贯的理论思维，而现在，这个模式又规范着他观察新现实的方式。政治现实是美好的让人振奋的现实，而文艺现实却是庸俗不堪、教人窒息的现实。嫉恶如仇的胡风，就这样非常容易地分配了自己的感情，爱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这个伟大时代的美好政治，而恨则给了他所谓的庸俗的文艺领导人，给了由这些庸俗人所导致的庸俗的文艺现实。
文代会正在筹备之中，但胡风时时有被人排斥的感觉，联系一路上听到的有关自己的传闻，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周恩来嘱咐他到北平后与周扬等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但就在他到达北平的前一天，旧文协由上海移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公布，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来，他一直是旧文协的负责人之一。似乎許多事情都绕过了胡风。4月15日，由茅盾主持召开文协筹委会会议，会上宣布即将创办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并任命编委，胡风在三位编委中名列首位，另两位是茅盾和严辰。胡风对这个任命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先并没有人征询过他的意见。他抱有抵触情绪，没有接受这个任命。随后，胡风的消极情绪有增无减，他又拒绝参加国统区文艺报告的起草。报告起草完毕，也让胡风过目，他看了，十分生气。6月9日的日记记有这样一句：“看了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是对我的诬蔑。”不仅是对起草报告，便是对这个文代会，胡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4月26日给路翎的信说：“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5月7日致方然等人信也说：“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到实际里面去接触。”取消极的态度，下决心不合作，这在胡风乃是唯一的进攻方式。实在不行了，还有最后一种进攻方式，那就是上书，为党“清君侧”。
胡风“毫无兴趣”的这个文代会，实质上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盛会。党为这个非常会议已经谋划很久了，希望藉此建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7月2日，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共中央发来毛泽东前一天精心修改过的贺电。会场主席台后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由毛泽东、鲁迅侧影像和六面红旗构成的文代会会徽。各系统、各部队赠送的四十余幅锦旗并排挂在台上，上面绣着一句句祝辞：“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会场后面中央，置放着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主席台上，端坐着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等领导人。筹委会的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届大会主席团的总主席和副主席。而且，大会期间，三人一人一个上午，各作一个报告：7月3日，总主席郭沫若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7月4日，副主席茅盾作国统区文艺报告，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7月5日，副主席周扬作解放区文艺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三足鼎立，大会的主要报告差不多全在这里了。
三大报告最终完成了新中国文艺的空间建构。国统区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但久在黑暗中，难免不受影响，再加上党有时为环境所限而鞭长莫及或力不从心，这反压迫的革命文艺总体上就不是那么革命了。而以延安为首的解放区，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彻底的革命性使解放区的文艺早已大众化，从延安到北平，乃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解放区的“人民的文艺”，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好体现，实为新中国文艺的“样板”。这两个空间里的文艺，甚至不用比较，就能确定它们政治价值的高下。茅盾和周扬一人勾画了一个空间，郭沫若总报告之“总”即是进行空间整合，这个整合从标题就可观出其价值取向，整合的结果果然是“一边倒”，解放区人民的文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草稿阶段就被胡风视作是对自己“诬蔑”的国统区报告，最后并未按胡风意见作出修改。7月4日上午，清瘦的茅盾在怀仁堂作报告。大约是早料到了这个报告的“震动性”，报告最后还有三则“附言”，就起草情况作出解释，其中特地提到“胡风先生坚辞”。不像第二天周扬的报告，一气到底，洋溢着欢天喜地的颂美，茅盾的报告要黯淡得多，尽管它看似贯串着“一分为二”的辩证精神，但对于国统区文艺的批评明显分量更重。这些批评集中一点，就是国统区作家因环境限制不能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最终不能使作品大众化。报告就创作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罗列国统区文艺的错误倾向，具体到胡风派，报告专列一小节，不点名地展示了胡风派主观论的错误，仍旧封它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报告强调，“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坐在怀仁堂的胡风肯定没有听得很明白。但他说：“我是冷静地看明白了：这个听说是以胡绳同志等为中心所改写的报告，骨子里几乎主要是以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为对象，而且是把问题的本来内容简单化了，甚至是歪曲了以后再加以论述的。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原来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会议期间，胡风多次私下与人交流过对报告的不满，甚至还上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当然，越来越严重的消极情绪阻挡了他进一步的动作，以致自由发言时多次被点名讲话，他也终于忍住了。周扬亲自邀请过，他没有讲；丁玲要他讲，还说什么：你应该说说话，解放区有许多青年是爱你的。他只是感动得直落泪，却还是不讲。
没能听明白的，自然不是胡风一人。几乎所有来自国统区的人，都没能听得很明白。据胡风回忆，“报告在大会上提出后，国统区代表们中间哗然了起来”。他的日记7月11日记有：“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冯雪峰也是很不满的一个，属于胡风派的那几个人，像阿垅、路翎他们，更少不了意见。弄到这个地步，大会几乎难以开下去。但7月6日，周恩来不失时机的来了。从下午二时半开始，周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政治报告。报告进行至7时20分，毛泽东突然来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代表们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并忘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胡风这一天日记载：“报告到五时过，毛主席来，全场欢呼，他讲了几句话”。确实，毛只讲了几句话：“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看似即兴，其实经过了精心的雕琢。像“革命”、“人民”几个宏大的语词，不虚假，有沟通，还煽情，就很讲究；由“我”变化到“我们”，如古人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更只有毛这样的文章大家、宣传大师才做得出。毛讲完了，全场更长时间更热烈地欢呼、鼓掌。很快，周六个小时的报告也结束了，他兴奋地说：“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全场又是一通高呼“毛主席万岁”。郭沫若总主席又一次站在麦克风前，同样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承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六个钟头的报告，又承毛主席亲自来参加，来指导我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郭表示完全接受周副主席给大会代表的整个指示，表示要以最大的热忱做毛泽东的学生。忽然，郭的声调变得更为高亢起来：“让我们最后高呼几个口号”。这位年近耳顺的浪漫诗人，以高唱过《女神》的热情，振臂领呼：“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创造人民的文艺！”“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
他们很多人都很感激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是他们救了场。胡风回忆说：“楼适夷同志来看我，责备我不该不提意见，说会几乎开垮了，要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来才挽救了回来，使党受到了太大的损失，说着就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他这单纯的热诚也使我感动得流了泪。”
胡风的诗情在古都的寒冷里燃烧，他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
7月19日文代会闭幕，随后是文联和文协的会议。24日的文协会上，执行主席“突然袭击”，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这一刻胡风终于没能忍住，他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 “不敢说什么”的胡风其实已经说了什么，他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几天后，和丁玲喝茶聊天时，丁玲就直言不讳谈到他的“态度问题”。文代会期间，冯雪峰向胡风谈到：周總理审阅代表名单时，把胡风的名字划在“左”一类。冯是在劝胡风放心。胡风也一直相信：“党是基本上信任我的，这用不着新的证明，但文艺上的负责同志对我却一定是抱有敌意的。”
8月2日，胡风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又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1949年余下的日子，他都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城度过，这依然是一些交织着亢奋与失意的日子。参加了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一种宏大的幸福感罩住了胡风，他的诗情也在燃烧。11月6日，古都初冬的寒冷里，胡风燃烧的诗情终于喷薄而出，他开始写《时间开始了》。11日夜，第一乐章《欢乐颂》一气呵成。宏伟的结构与咆哮的气势里，奔流着如宗教徒一般狂热而又清澈的情感。胡风身体力行，断然否弃了“东方红/太阳升”这样的“民族形式”，他的“颂体”灌注了交响乐的气韵，又欣然采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祖国，人民，领袖，三位一体，而领袖又分明凌驾于祖国和人民之上：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当年的胡风，以真诚与激情代表了亿万人民的“集体意志”，他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
日记里留下了许多他在诗情的燃烧中不能自持的情状。11月17日：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顶礼！格拉齐亚啊，你永生在我心里！18日：“昨夜自二时醒到五时，对着窗外的星星。”19日：“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20日：“疲乏之至。五时，听无线电的一支情歌，写出了甜美的《黎明》一节。”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24日：“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大约是激情的过度燃烧，挥洒诗情的同时，先是痔疮，再是咳嗽、头痛和腹泻，许多的疼痛袭击他，但他的眸子依然纯净，他的诗情依然清澈甜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他一口气写了四个乐章，三千八百行。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首诗是一场热病”，又说：“时代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祖国是伟大的，暖起我们这一点可怜的血温吧。”
这一系列的乐章，竟然是在一场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漫长的等待中完成的。滞留北京，是上面的意思。10月27日，在朋友的怂恿下，胡风给周恩来写信，提出见面要求。但周恩来并未在日理万机之余满足他的要求，直到一个月后，11月27日，胡乔木来了。此时，《欢乐颂》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乐章《赞美歌》（后改为《光荣赞》）也已经写完。胡乔木首先肯定了胡风多年来对党的事业的真诚追求，又说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但这个不同还不是“庸众”之见。最后奉劝胡风：脱离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11月29日，胡风在致路翎信中说：“派人来说了一些意外的话，在力量上给了最高的承认，但在‘理论’上还有问题。这变化，我想是因那首诗促进的。我想，我迟早得住北平的。”
诗情高烧下的胡风，似乎业已膨胀起来了一个无限浪漫主义的主体，他突然感到自己拥有了空前伟大的力量，自己甚至是别人无法战胜的。那首直接献给毛泽东的颂歌（《欢乐颂》），在胡风虚幻的想象里，这首诗竟然能神奇到改变最高层对他的看法，进而改变他的命运，从此以后，他可以在首善之区我行我素，呼风唤雨。
理论家的胡风一向相当看重“作品”，他重庆时期一眼相中路翎，并倾注大量心血栽培路翎，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个年轻人的“作品”与他的理论是一致的，凭借路翎的“作品”，可以证明胡风理论的“正确性”乃至实践性的力量。时间开始了，胡风在失落与焦虑之中，总想到自己的这几个小兄弟，并敦促他们“拿出作品来”。在胡风的美好盘算里，拿出好的“作品”，就可以冲破“坛子”上的庸俗和沉闷，也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力量。他的《时间开始了》，固然是产生于诗情的不可自已，但同时也是“斗争”的需要。他要烧一把大火，所以，《欢乐颂》发在《人民日报》上，也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对自己的这个大东西，胡风绝对有信心，完全相信它的“战斗力”，在信中，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朋友，它“惊住了一切人”，让不少“宠儿们”不得不露出“尴尬神气”。
那次与胡乔木谈话后三天，胡风似乎颇受鼓舞，又给胡乔木写信，希望解决入党问题。过了些日子，胡乔木第二次来见胡风，告诉他，周总理现在不能和他谈话，但很想谈，等再来北京吧。至于入党问题，胡乔木认为也可以考虑，但他并不“奉劝”胡风。总理不能见了，党的大门也关上了，胡风的问题实在是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胡风过得相当充实、相当快乐。他补写了第四乐章《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中的一个小节，约三百余行。后来的“胡风分子”徐放和鲁煤来看望他，他给他们读刚写好的《安魂曲》，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夜已经很深了，送走客人，他还想给上海的爱人M（梅志）写信，但实在太疲乏了，决定明早再写。对爱人和儿女的祝福，他暂时写进了这一天的日记里：“亲爱的M，亲爱的晓谷、晓风、晓山，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来源：百年潮 2004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