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哲忠
王哲忠先生
老來回顧人生旅程，我這一輩子的足迹，說深也深，說淺也淺。閱曆既豐富多彩，又簡單明了。概而言之：農家孩子——青少年學生——軍人。15年的校園生活，35年的軍旅生涯，退休老同志。
上國小的日子
我的老家在陝西省乾縣長留鄉（前些年并入城關鎮）孫段村。我們村子四面都是一馬平川的良田，村子在縣城南邊，距縣城十裡地，距城北梁山上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合葬墓乾陵約有二十二裡。
我們孫段村在乾縣，也算一塊風水寶地。記得我小時候，村子開着東門、南門，東門上寫着“紫氣東來”四個大字。東門裡靠北側有一座佛堂，裡面供奉着觀音菩薩，院子裡栽着月季等花卉。一些老年人會隔三岔五地在佛堂燃起紅紅的蠟燭，搞些念經敬佛的活動。
我們村的國小校就緊挨着佛堂的西側，學校有兩間教室，其中一間教室内含老師的卧室。教室的設施很簡陋，每間教室隻有一個黑闆，十幾張桌子和十來個長條凳子。教室外邊有一個用土牆圍起來的不是很大的操場。
我在1948年春季，開始在本村國小念書（那時候鄉村人多把上學稱為念書）。學校的老師叫秦懷讓，50多歲，個頭挺高。學校設四個年級，共有50來個學生。秦老師和接替他的老師，都在有卧室的這個教室給學生上課，與此同時，其他班的同學都集中在另一間教室自習。當時所開設的課程，主要是國文、算術。我知道，家裡窮困，有時吃了上頓愁下頓，供我念書相當不易，是以一直很用功。老師很看重學生背國文課的功夫，我記性好，每逢背書，都能背得滾瓜爛熟。爺爺多次勸我說，眼裡過百遍，不如手裡過一遍。是以，我在熟悉課文堅持背誦的同時，常用小楷抄寫課文，這就鞏固了記憶，也有練字的效果。
那個年代，規定國小為“四·二”分段（初小四年，高小二年），而鄉村國小絕大多數都沒有高小。轉眼間，我在村裡念完四年級了，便隻好到縣城的城關二完小（第二完全國小的簡稱）再去念五、六年級。記得在二完小門口報到時，我還沒有大名，就後悔沒有早點請族群裡字門深（即有學問）的人，給自己起個好聽文雅的名字，那就隻好臨時抱佛腳瞎想，突然想到，聽人說永壽縣有個叫任哲中的戲唱得很好，那咱就叫個王哲忠吧，但是，咱這個忠比他那個中下邊多個心字。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起下的這個名字，一直叫到了現在。
到二完小上學，吃飯就和家裡大不一樣了。學校裡開有食堂，可咱兜兜沒錢，上不起竈。那就想辦法吧，辦法就是每周星期天上午，媽媽在家裡給我烙上夠吃六天的鍋盔，下午，我步行十裡背到學校。每天開飯時，我先把馍放到碗裡，用手掰碎，然後澆上開水，泡上一陣，馍稍微有些變軟，再撒上少許辣椒面和鹽，用筷子攪一攪，一頓“美食”就做成了。既沒有蔬菜，也沒有水果。後來，有人半開玩笑說，按說你這種吃法，胃早就應該“罷工”了。可是，你說怪不，直到參軍時，我連一片胃藥都沒吃過。這也許是老天爺的眷顧吧。
當時，學習上也碰到了個攔路虎。在本村國小，算術就教得少，學得少，底子沒打好。特别是我春季上學學的是五年級第二學期的課，可我連五年級第一學期的課還沒上，是以，算術就學得很吃力。也有一些同學是這種情況。老師就說，學習有困難的同學，如果本人願意，可以傳回去，在咱校繼續讀四年級第二學期的課。我心想，這個提議好，咱不能圖面子上好看，硬撐，于是，就主動申請到四年級上課。到了四年級，老師把算術乘除的運算原理，在黑闆上示範得一清二楚，我腦子很快就開了竅，補上了算術不好這個短闆，到了期末考試，我功課總評在全班是第七名。五、六年級四個學期期末考試，總評成績都是全班第二名，此後多少年，我都覺得，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一個比較正确、甚至可以說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乾縣中學的六年
我是1954年9月，開始上乾縣中學的，先是考上國中，學了三年，1957年7月，考上高中，又是三年，一共六年。
乾縣中學在關中地區頗有名氣。它是1939年7月創立的。校址由原城隍廟和文昌廟改設而成。第一任校長是畢業于北平師範學院的張潤泉老師。被人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的戲曲作家範紫東先生曾任過學校早期的國中國文教員。乾中就讀過的學生中，有後來成長為原中國航空航天部副部長的何文治，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科學家李佩成，其他方面的專家、學者、科技人才、教育和醫務工作者，部隊幹部更是為數衆多，是以，這個學校的教育品質多年都蜚聲三秦大地，用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名校。
我上學那會，乾縣中學的校長是趙弘道老師，1959年由許毅生老師接任，教導主任一直是上官偉老師。我剛進校時，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學校洋溢着和諧民主的氣氛和青春的活力。我周圍聽到的是朗朗的讀書聲，看到的是同學們打籃球、練單雙杠的身影，我為此感到十分高興。
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對學校的認知更進了一步，更深了一層。我欣喜地發現，這個學校最為寶貴的是有一支高素質的敬業樂教的教師隊伍。
就拿我的班主任何汝偉老師來說。何老師當時患眼疾，沒有帶國文課，是我們的專職班主任。開學伊始，第一次班會，何老師簡單地對自己做了自我介紹後，就在黑闆中間寫了個大大的“人”字，用粉筆将這個“人”字圈起來，然後圍繞着這個主題，分别以“光明正大”“勤勞善良”“堅韌寬容”講了三個班會的課，讓我們耳目一新，朦胧地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更讓我們難忘的是，他時刻都在用行動給我們教如何做人。我們班有70多個學生，比較難帶。他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注意個别談心。同學們都明白他那嚴肅的面孔裡，蘊藏着對我們深厚的愛。他非常關心同學，常常帶病晚上到學生宿舍察看同學們是否睡得好，早上又催促同學們按時起床做早操。像這樣盡心盡責的老師，同學們怎麼能不熱愛呢。還有教體育的鄧崇謙老師，他在操場上一站，那精氣神和威嚴，那精辟的講話，那标準的示範動作，讓人十分佩服。有一次上體育課時，下雨了，鄧崇謙老師不是隻說一聲你們自由活動吧，而是在教室給我們上課。他講新舊中國對體育和體育老師的不同态度，尤其是講了吳傳玉在芬蘭赫爾辛基奧林匹克運動會上，遊泳得了名次後，升國旗奏國歌的故事。他講得很有感情，很生動，可以說是給我們上了一堂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1957年，鄧老師就調到陝西師範學院體育系去了。
乾中的大多數學生，同我一樣，都是從農村來的，那年頭，雖然沒有知識改變命運的理念和說法，但大家心裡都明白，父母都是抱着砸鍋賣鐵也要供自己念書的心願，讓自己上學的，怎麼說也得努力學。其次，也深知中學這六年，學得如何，決定着自己能否上大學；學得不好，以後上大學就沒戲了，跳出農門的夢想也就必然破滅了，是以，一個個都很勤奮。上課專心聽講，課後做好作業，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我剛入校那陣子，學校還未通電，晚自習時，值日生就去汽燈房點好汽燈拿回教室排好，下自習後又送回汽燈房。為了周六、周日能繼續學習，有時還想開夜車，同學們就用墨水瓶做個小煤油燈。就在豆粒大的亮光下，看書或做作業。大概到1958年，學校才通了電。
我們這個學校不光重視智育，還十分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1955年春天，學校組織全體師生徒步到武功農學院（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參觀學習，讓我們開闊了視野。學校還提倡開展課外閱讀活動。那幾年，我除看了巴金的《家》《春》《秋》外，還看了蕭三寫的《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伏契克寫的《絞刑架下的報告》。當時的班主任王興德老師還組織我們開了學習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铎寫的《把一切獻給黨》的大型主題班會。人的閱讀史，就是人的精神成長史。讀書活動為我們提供了充沛的精神食糧，對我們形成正确的人生觀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是以在初二第二學期，被學校評為優秀學生。記得我前去主席台領獎時，聽到緊靠路邊的幾個女生悄聲議論說：“那同學穿的爛爛的，還是個優秀生！”其實，我的衣服并不爛。我的衣服是媽媽用她辛辛苦苦織成的土布，一針一線縫制而成的，我感到挺好，隻是穿的時間久了，看起來有些陳舊。說實話，我早就有一個理念：咱不跟别人比吃，也不比穿，就看誰學的好。正是有這個理念的支撐，1957年7月國中畢業時，我各門主課按當時通行的蘇（聯）式教育記分辦法，全都是五分。
到了高中階段，學校的校舍和教學的硬體基本沒有變化，但老師更加敬業了，給我們帶課的實體老師郭振華、化學老師屈崇光、代數老師穆俊英等，都對學生認真負責，潛心鑽研教學方法，講課時，大家格外喜歡聽。同學們也自覺為自己“加壓”，奮發攻讀，開夜車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不料第二年秋天，上面提出學校也要大煉鋼鐵，于是我們全班拉上鋪蓋卷，到本縣的楊莊鎮泔河邊紮營，建起高爐，拉起大風箱煉鐵。不過，煉出的鋼，全是收的廢舊鐵重新回爐煉出來的，勞民傷财搞花架子，沒意思。盡管如此，因為是上面号召，全民性的“大躍進”運動，同學們還是不顧天氣寒冷，光腳踩泥，自己燒磚壘高爐。面對這種情況，老師就隻能組織學生輪流上課，進而減少了教學的損失。好在過了一大段時間，上面主動糾正了這一做法，讓學生回到學校，恢複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還有一件事可以說一說。1959年冬，從乾縣走出的革命老幹部王炳南同志回鄉探親。他時任中國駐波蘭大使，是中美大使級談判的首席代表。縣上有關部門組織報告會，我和一部分同學有幸聆聽了王大使在家鄉的報告。同班同學葉永青前些年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到：“王大使在開場白說，他離京時，毛主席叮咛他回到家鄉，要和農民打成一片，狠狠地挖它幾撅頭。後來聽說王大使還真的到土壕和農民挖過土。”“散會後，大家都圍着要看王大使，王大使給同學們說：‘我也是乾中畢業的，咱們都是學友，你們要好好學習，将來好好為人民服務’。”聽了王大使近4個小時的報告和他的一席話，我和同學們都感到很興奮，也受到了激勵。
還應該特别說到的是，由于家貧，經濟來源困難，在乾中學習的六年裡，國家都給我發有助學金。就高中來說，國家給我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同學，每月發9元助學金，幫助我解決了學習和生活上的困難。如果沒有國家發的助學金，讀完中學對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黨和國家的這個恩情，我一直銘記在心，不敢忘懷。
從大學生到解放軍戰士
在高中階段，我比較喜愛文學，但從來沒想過将來搞什麼文學創作。是以，1960年聯考時，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心想将來如果能當個老師，“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是人生一件樂事，但結果因達不到北師大的分數線，錄取的是第二志願——西安政法學院（如今的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系。
一個貧窮的農家子弟，能夠考上大學，這在我們老王家族群裡幾輩子都沒有過，不用說，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事。不過，那年頭是人們過去常說的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糧食短缺，有時還得用“瓜菜代”來填飽肚子。是以，當我帶着大學錄取通知書回到家裡後，全家人心裡頭都挺高興，但臉上卻沒有多少喜悅的神情，大概還為我上學的費用多少有點擔心。離開家到西安上學前的當天，媽媽隻給我下了一碗挂面，算是對我的犒勞和獎賞，也是媽媽對我上大學的期盼。
當年西安政法學院除過我所報考的法律系外，還有哲學系、政治經濟學系、黨史系、新聞系等。學校的環境和基礎設施還是很不錯的，有大禮堂，有大操場，有圖書大樓，有學生食堂，每個系有一座樓。相比于國小和中學，那就寬敞氣派多了。
我們法律系的系主任是郭懷都老師，系裡的秘書叫王家祯，幹事是劉泰融、史廷忠。當時的國際形勢比較複雜。進校不久，系裡就持續多天，組織我們學習《列甯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文章講的都是中蘇論戰的大事，同學們雖然一時還不能全部了解文章的内容，但都擁護黨中央關于國際共運的路線、方針、政策。公共基礎課學的是國文、黨史、政治經濟學。黨史、政治經濟學都集中在大禮堂上，沒有教材，有時會發個講義，主要靠自己在課堂上記筆記。講課的老師都博學多才，教書有方。例如，教國文的老師，古文學養深厚，把古文課講得深透通達，朗誦的聲調也别有韻味。教黨史的老師當時就給我們講了毛澤東就建黨問題與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的通信，以及《群眾的大聯合》等著作，至今我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學校根據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評定給予生活費和學習用品補貼，生活費每人每月最高13元，學習用品補貼每人每月不超過3元。給我每月發13元生活費、2元學習用品補貼。這筆錢是黨和政府對一個上大學的農家窮孩子的親切關懷，就像旱天的甘霖一樣，滋潤着我的心田，也給我增添了學習的動力。
那時候，我們每天隻上兩節課，有體育課的話，才是三節課，課餘時間相對較多。我在課堂學習之外，一是自學《共産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再就是跑圖書館。我看得較多的報刊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劇本》等。這樣知識面就寬一些，學問的底子就紮實一些，學習成績也就好一些。是以，我曾被選為班上的學習委員，還被系上評為思想、學習、勞動“三豐收”學生。
還有一件說來有趣的事。那時，我們學校對面的陝西師範大學、西安外國語學院，每逢周末，晚上經常辦舞會，我們學校和法律系有的高年級同學就愛去那裡跳舞，回來得比較晚。後來我們學校周六也開始舉辦舞會，地點就在大食堂。舞會時的音樂聲響很大，在宿舍都能聽到，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學生大多數不會跳舞，就悄悄去爬在窗外面看。嗨，看到一男一女互相擁抱着，跳來舞去的，有點怪怪的感覺，讓人害羞，覺得不好意思。我瞅了一陣，趕快傳回宿舍了。
大學校園的生活是愉快而豐富多彩的，也讓人留戀。時間推進到了1962年6月中旬。一天上午，學生被集合在大禮堂開會。學校一位上司先做了關于國際形勢和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準備反攻大陸的報告，休息十分鐘後繼續開會，内容就是兵役征集動員，号召同學們積極報名參軍，報效國家。散會路上，有位關系要好的同學問我咋考慮的，我回答說，這事簡單，學校上司不是講了嘛，參軍服兵役是公民的神聖義務，況且蔣介石現在還在蠢蠢欲動，報名當兵這事還能有啥含糊的！
其實，下午我還思前想後，幫助自己找了兩條堅定決心的理由。我想，咱是黨培養的大學生，平時也常說，要聽從黨的召喚，現在黨召喚咱當兵上前線，咱無論如何，也得積極響應。我還想，咱一年級時就寫了入黨申請書，說要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還說讓黨考驗自己，現在不就是個嚴峻的考驗嗎？咱絕不能讓人一碗清水看到底，說“這人是個口頭革命派”，一定得說到做到。這樣想得更透徹了，更明白了，我就下定決心，在第二天就去報了名。
大概過了二、三天，開始進行體檢，我所有項目都全部合格。學校給了我們一周多的假，讓回家看看，和家裡人說說，告别一下。我回到乾縣家裡後，先把這事和父親講了。他把我的爺爺、婆婆（即奶奶）和媽媽叫到一起，讓我說了一下報名參軍的情況。父親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都在永壽縣監軍鎮一家名叫政興通的商号當店員，見識多，明事理。我一說完，爸爸就直截了當地說，看來你這些年書還沒有白念。村裡有人說，你娃書念得好好的，咋去吃糧（指當兵）去了，我對他們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是國家用人之際，當兵保衛國家自然要排在前頭。他接着說，你還不愧是咱王家的後人。當年抗美援朝，你大爸（叔父）已經32歲了，胡子一刮，二話沒說，就跟部隊到北韓去了。你這次積極報名參軍，也算給咱王家争了光。家裡的事你放心，還有一大家人呢。不再說啥了，最近幾天，到你舅舅他們那裡去給說一下就行了。父親一席話，全家人都點頭認可，我的心裡更亮堂了，也更踏實了。
在家裡待了四、五天，離家臨走時，全家人和幾個親友把我送到村口，媽媽眼裡閃着淚花，父親又叮咛了一句：到部隊好好幹。我目不轉睛地瞅了瞅爸爸媽媽，點了一下頭，說了一聲：好！就轉身大步向縣城走去，然後乘汽車回到了西安。
投筆從戎，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962年7月12日，我們應征入伍的新兵在小寨建工學校集中。西安的新兵和寶雞的新兵編為一個新兵團。新兵團的團長聽說是我将要服役的這個團二營的營長，名叫吳忠。他給了我一個工作：新兵團團部的書記（文書），當然是臨時性的。第二天下午，我們西安的新兵從西安西站出發，坐了四天五夜悶罐子火車，到了一個名叫鹽湖的車站停了下來，因為那時火車還未修到烏魯木齊。在那裡觀看了新疆軍區文工團演出的話報劇《尼赫魯反華》等節目，給人一種緊張肅穆的氣氛。接着轉乘汽車，在路上又行駛了4天，于7月20日到達團部所在地阿克蘇。由此，開始了風雪邊疆的軍營生活，我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軍戰士。
在火熱的軍營鍛煉成長
1962年7月，我響應黨的召喚，投筆從戎，來到了祖國西部邊陲重鎮阿克蘇。7月20日那天，一到團部駐地，新兵就被直接分到各個連隊，我被分到了機二連。聽首長們介紹，我們這個團是王震将軍帶過的部隊，作風很硬梆，很能吃苦，很能打仗，曾湧現過不少功臣模範。不久，團裡還請了多年前轉業到生産建設兵團農一師的戰鬥英雄杜立海給我們做了傳統報告。十一、十二月，團裡還組織開展了向我團參加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英雄功臣學習的活動。這一切，都使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就一門心思的想着，好好幹，當個好兵，不辜負各位首長的期望，也對得起自己。
1963年4月，随着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發表，部隊掀起了學習雷鋒的熱潮。雷鋒同志的高貴品質使我深受教育，并寫了“怎樣做人，為誰活着”的學習體會文章，發表在新疆的《支部生活》雜志上。這也是我的文章首次見諸報端。
1963年5月3日，是我人生難忘的一天。我被準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我的入黨介紹人是連長呂立春、排長孫繼鴻。本來元月17日，連隊黨支部就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但可能由于我在上年末的重機槍二練習實彈射擊中，成績沒有及格，營黨委沒有準許。這對我算是一個考驗，好在我态度端正，沒有灰心喪氣，而是抓住自己的短處，堅持刻苦訓練，提高實彈射擊水準，經受住了這次考驗。這一年連隊年終總結時，我被評為五好戰士标兵，獲得了特等射手稱号。
1964年初，我參加了新疆軍區組織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新人新事”征文教育訓練。在軍區文化部文藝科張景坤科長和丁郎老師的幫助指點下，我這個初涉文學創作園地的新手，寫出了反映我團戰士馬德修愛崗敬業、刻苦學習軍事技術的報告文學《絡車飛轉》，後刊發在1964年5月号的《新疆文學》上。
1964年年終總結時，我被評為師直屬隊五好戰士标兵，又一次獲得特等射手稱号。
1965年6月，我出席了新疆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機關積極分子會議。同年8月，出席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會議。同年9月提幹，被任命為師司令部作訓科參謀。從入黨到提幹，營連上司沒喝過我一杯水，沒抽過我一根煙。11月，被軍區推薦出席了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榮幸地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等中央上司同志。
面對相繼而來的的榮譽，我不禁想到清朝“揚州八怪”之一的鄭闆橋的兩句詩：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是啊，自己取得的成績，都是各級黨組織和首長教育培養的結果，是衆多戰友支援幫助的結果。我告誡自己，一定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一步一個腳印，繼續向前走啊！
1966年2月18日，我在師司令部直工科龍雲科長的帶領下，參加了英吉沙縣烏恰公社烏恰五大隊的社教工作。工作組還有我們師直屬隊工兵營一位司務長，地方一位漢語翻譯。一位維族幹部是副組長，還有五名維族幹部（三男兩女）。我有時協助雲科長開展一些工作，主要抓民兵工作。當時我的事不多，我就主動多和社員一起勞動，堅持多做好人好事。三小隊貧農玉龍蘇托乎提和他老伴都将近80歲了，又沒有孩子，他們平時走路都發喘，如果到溝裡的水磨上去磨面，一定很作難。我就到他家去，給他篩幹淨了60多斤麥子，第二天又背到水磨上磨好。他有病，我就請醫生給他看病，還給他拾柴火、提水，老人家非常感動。有一天在村口，他面對着我，對一群人笑呵呵地說了幾句話，人們都哈哈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幸好這時一位維吾爾族幹部來了，他懂一些漢語，翻譯說：“你不要回你們口内了，就在我們這裡給你找個媳婦，你就在我們這安家落戶吧。”我聽後隻好點頭說了兩句：“熱合買提，熱合買提（謝謝）！”大家都明白，這隻是個善意的玩笑，是以在開心一笑後，就慢慢走開了。這年11月初，社教結束了，我回到了部隊營區。沒過幾天，我就發現機關和部隊都已掀起了學習、背誦毛選著作“老三篇”的熱潮。
1967年2月，我被調到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社，配置設定在散文組，任助理編輯。不久，我在老編輯張忠和散文組組長、詩人紀鵬的帶領下，去濟南、沈陽等地，采寫了部隊參加“支左”、“支工”的稿件。後來，我還到駐保定某部去組過一次稿子。平時在編輯部，我主要是看初稿并填寫意見。編輯部每次對準備刊發的稿件，都要開個編前會。在編前會上，聽主編、副主編和老編輯對稿件的點評，對我來說，等于上課學習，真是耳目一新，受益匪淺。
1968年國慶前後，根據上級安排部署，我們被集中起來，進行學習，搞鬥、批、改。因為有上級的上司，大家又都有教養，是以，運動搞的比較穩妥。
1969年底，鬥、批、改運動結束。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我要求調回漢中軍分區工作，組織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1970年初，我調回陝西後，開始到漢中軍分區上班。3月份，随同漢中地區戰備辦公室負責人孟士成到建設陽（平關）安（康）線的甯強民兵工地調研。當年建設鐵路和公路，沒有像現在的機械化，主要是手工作業。環境艱苦，勞動強度大。我看到民兵們住在帳篷裡，吃着粗糙的飯食，拿着鐵釺、鐵錘和十字鎬開鑿山石，用架子車拉土填充路基，不管是風裡雨裡，為了加快工程進度，他們經常是一身泥土一身熱汗，不分晝夜地加班加點，我深深感到他們的辛勞，他們的可親可敬。不禁想道，将來當你坐在火車上，沿着這條線路，很友善地走南闖北時，可不要忘了這些為修鐵路而出力流汗的人們啊！
這年底，毛主席發出軍隊要搞野營訓練的訓示。我根據軍分區首長的訓示，和軍分區另外兩個同志一起，帶領着地區通用機械廠、地區郵電局的民兵，沿着西鄉縣、洋縣的一些地方（多為山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野營訓練，勝利地完成任務。
1971年3月17日（這天是巴黎公社100周年紀念日），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被調到了陝西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聽說這個處文化人多，人才濟濟，學習風氣好，同志之間關系也融洽和諧，是以，我為自己能來這裡工作感到高興。
在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我先後從事過新聞報道、部隊和民兵教育、理論研究等工作。1975 年初，曾受命參加省軍區支農工作隊，到陝北富縣茶坊公社吉子灣大隊支農将近一年。
在農村蹲點那一年，感觸很深。我們蹲點的吉子灣（村），位于富縣城西十多裡路的洛河岸邊，由兩個生産小隊組成，三十五六戶人家，分别住在一面土塬半坡和一個叫做李家溝的地方。要論其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在富縣算是比較優越富饒的。210國道從村前穿過，交通便利，有山有川有塬，平川地多山坡地少，可種糧食可務菜蔬瓜果，靠洛河川道的數百畝地平展肥沃，屬于可灌溉農田。後溝的山上還有一個林場，生長着密密麻麻的白桦林和硬雜木，還養着幾十隻山羊。說實在的，隻要用心耕耘，養活百八十戶人家是綽綽有餘的。可在當時以“階級鬥争為綱”時代背景下，實行的是“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體制和“大鍋飯”的配置設定制度，單一的“以糧為綱”，農耕産量低，副業不讓搞，多種經營受限制，群衆的生産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幹活為掙工分，一個工（十分）值不了幾毛錢，創收沒門路，緻富沒希望，種的糧食盡管勉強能吃飽肚子，日子卻過的比較恓惶。村裡半數人家住在半山坡上陳舊的土窯洞裡，有的人家小孩子上不起學，也有少數貧困戶靠國家救濟過日子。用經濟專家的話來說，是“不該貧窮的地方卻沒有摸着緻富路，端着金碗讨飯吃！”支農工作隊進駐後，上級要求我們要和群衆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每天同社員一起下地幹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沒麻達，風裡雨裡泥裡水裡也不膽怯懼怕。更重要的是，到農村後，隻要你肯撲下身子下地，同社員群衆一起幹活，群衆就會把你當成自家人，願意和你接近拉家常，共同語言多了，做起群衆工作就很順利。但說實在話，盡管當時部隊組織支農工作隊包點幫扶，大方向是對的，出發點很好。作為駐村工作隊員，我們願意為改變老區貧困面貌奉獻力量，可是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如何從實際出發，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症結，調動廣大農民群衆的生産積極性，好多問題是需要國家層面的政策指導支援的，不是支農工作隊力所能及的。是以，工作隊進村後，盡管決心很大，熱情很高，也舍得出力流汗，從早忙到黑，辛辛苦苦地幫群衆做了不少好事，可是說實在話，從整體上看，成效并不顯著。
1979年下半年，省軍區機關幹部評級定職時，我被評定為副團職幹事。年底，被任命為陝西省軍區所屬獨立三團副政委，實際上到職時已是1980年4月的事了。
1982年12月，軍隊體制改革。我所在的獨立三團成為新組建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陝西省總隊第三支隊。我被組織調到總隊政治部宣傳處擔任處長。1984年底，又到新成立的武警西安指揮學校擔任副政委、臨時黨委副書記，主持學校全面工作。
1986 年7月，任武警陝西總隊政治部主任。1988 年 12 月，被授予武警上校警銜。991 年 12 月，擔任武警陝西省總隊副政委。1992 年 12 月，晉升武警大校銜。1996年3月，總隊由正師升格為副軍級，機關在職上司幹部職級待遇也水漲船高，我這個副政委也就成了正師職幹部。
在擔任總隊政治工作上司幹部的十餘年時間裡，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承和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認真落實中央軍委和武警總部關于新時期政治工作的訓示，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注重深入基層，為部隊黨的建設、宣傳教育、幹部隊伍建設和雙擁共建，做了大量的有一定成效的工作。平時，我學習比較刻苦，注意以身作則，清正廉潔，是以，在廣大官兵中口碑尚好。
這期間，1992年上半年的年底，為迎接雙擁運動 50周年，我受總隊黨委委派，和總隊政治部副主任張世全同志先後六次上延安，抓了我們延安支隊和棗園中學共建雙擁點的建設。1993年1月，全國紀念延安雙擁運動 50周年大會在延安舉行。前來參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等中央上司同志視察了我們武警部隊同地方共建的棗園中學等機關，對我們的軍民關系和積極參加支援地方建設的活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這期間，1993年8月到1994年4月，我還和總隊副總隊長溫貞祥、參謀長王海虎、政治部副主任張世全、後勤部副部長李繼龍，帶領全總隊千餘名官兵，奔赴甯夏固原地區西吉縣執行平息教派械鬥、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在武警總部首長和自治區負責同志的上司下，我們組織官兵深入群衆中，積極宣傳黨的政策，調查研究，調解沖突，大辦好事，開展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漸消除了不同教派群衆的對立情緒，瓦解和打擊了背後煽動的違法勢力，平息了事态。事後，總隊受到了武警總部的表彰，給我榮記了三等功。
在說到上述這一切的時候，我永遠不都會忘記，在多年軍旅生涯中，各級黨組織對我的教育培養，廣大戰友對我的幫助和支援。我至今仍深深懷念我的老班長陽生福、老排長孫繼鴻、老連長呂立春、老指導員黃家骥以及許許多多的老首長，省軍區是的老處長董治順、武警總隊的老主任 xxx 等，他們為我的成長進步，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是在他們的引領、扶持下，我由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部隊上司工作的崗位。這不是客套話，而是發自内心的聲音。
1997年3月，我因年齡到杠，離崗退休。1998 年，應邀參與省教育紀工委《陝西高校紀檢監察工作探索與實踐》一書的編輯工作，任副主編。後來，又經當年我在省軍區政治部宣傳處的老處長、後任延安軍分區政委、轉業地方後曾任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董治順同志推薦，到省紀委《黨風與廉政》雜志社幫忙編稿，時間大約一年半左右。這些大概可算是發揮了一點“餘熱”吧！
早年學習、工作的一些閱曆和心路軌迹就寫到這裡吧。歲月如歌，那些走過的日子雖漸行漸遠，但其中的許多事情對我來說，卻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再拓展一點說，這也是青春的見證，還可以說是那個年代芸芸衆生人生曆史的一則印記。是以，我願費些筆墨追記于此。
2022年9月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