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哲忠
王哲忠先生
老来回顾人生旅程，我这一辈子的足迹，说深也深，说浅也浅。阅历既丰富多彩，又简单明了。概而言之：农家孩子——青少年学生——军人。15年的校园生活，35年的军旅生涯，退休老同志。
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乾县长留乡（前些年并入城关镇）孙段村。我们村子四面都是一马平川的良田，村子在县城南边，距县城十里地，距城北梁山上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约有二十二里。
我们孙段村在乾县，也算一块风水宝地。记得我小时候，村子开着东门、南门，东门上写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东门里靠北侧有一座佛堂，里面供奉着观音菩萨，院子里栽着月季等花卉。一些老年人会隔三岔五地在佛堂燃起红红的蜡烛，搞些念经敬佛的活动。
我们村的小学校就紧挨着佛堂的西侧，学校有两间教室，其中一间教室内含老师的卧室。教室的设施很简陋，每间教室只有一个黑板，十几张桌子和十来个长条凳子。教室外边有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不是很大的操场。
我在1948年春季，开始在本村小学念书（那时候乡村人多把上学称为念书）。学校的老师叫秦怀让，50多岁，个头挺高。学校设四个年级，共有50来个学生。秦老师和接替他的老师，都在有卧室的这个教室给学生上课，与此同时，其他班的同学都集中在另一间教室自习。当时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我知道，家里穷困，有时吃了上顿愁下顿，供我念书相当不易，所以一直很用功。老师很看重学生背语文课的功夫，我记性好，每逢背书，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爷爷多次劝我说，眼里过百遍，不如手里过一遍。所以，我在熟悉课文坚持背诵的同时，常用小楷抄写课文，这就巩固了记忆，也有练字的效果。
那个年代，规定小学为“四·二”分段（初小四年，高小二年），而乡村小学绝大多数都没有高小。转眼间，我在村里念完四年级了，便只好到县城的城关二完小（第二完全小学的简称）再去念五、六年级。记得在二完小门口报到时，我还没有大名，就后悔没有早点请族群里字门深（即有学问）的人，给自己起个好听文雅的名字，那就只好临时抱佛脚瞎想，突然想到，听人说永寿县有个叫任哲中的戏唱得很好，那咱就叫个王哲忠吧，但是，咱这个忠比他那个中下边多个心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起下的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现在。
到二完小上学，吃饭就和家里大不一样了。学校里开有食堂，可咱兜兜没钱，上不起灶。那就想办法吧，办法就是每周星期天上午，妈妈在家里给我烙上够吃六天的锅盔，下午，我步行十里背到学校。每天开饭时，我先把馍放到碗里，用手掰碎，然后浇上开水，泡上一阵，馍稍微有些变软，再撒上少许辣椒面和盐，用筷子搅一搅，一顿“美食”就做成了。既没有蔬菜，也没有水果。后来，有人半开玩笑说，按说你这种吃法，胃早就应该“罢工”了。可是，你说怪不，直到参军时，我连一片胃药都没吃过。这也许是老天爷的眷顾吧。
当时，学习上也碰到了个拦路虎。在本村小学，算术就教得少，学得少，底子没打好。特别是我春季上学学的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的课，可我连五年级第一学期的课还没上，所以，算术就学得很吃力。也有一些同学是这种情况。老师就说，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如果本人愿意，可以返回去，在咱校继续读四年级第二学期的课。我心想，这个提议好，咱不能图面子上好看，硬撑，于是，就主动申请到四年级上课。到了四年级，老师把算术乘除的运算原理，在黑板上演示得一清二楚，我脑子很快就开了窍，补上了算术不好这个短板，到了期末考试，我功课总评在全班是第七名。五、六年级四个学期期末考试，总评成绩都是全班第二名，此后多少年，我都觉得，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初的一个比较正确、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乾县中学的六年
我是1954年9月，开始上乾县中学的，先是考上初中，学了三年，1957年7月，考上高中，又是三年，一共六年。
乾县中学在关中地区颇有名气。它是1939年7月创立的。校址由原城隍庙和文昌庙改设而成。第一任校长是毕业于北平师范学院的张润泉老师。被人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戏曲作家范紫东先生曾任过学校早期的初中语文教员。乾中就读过的学生中，有后来成长为原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何文治，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佩成，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科技人才、教育和医务工作者，部队干部更是为数众多，所以，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多年都蜚声三秦大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名校。
我上学那会，乾县中学的校长是赵弘道老师，1959年由许毅生老师接任，教导主任一直是上官伟老师。我刚进校时，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学校洋溢着和谐民主的气氛和青春的活力。我周围听到的是朗朗的读书声，看到的是同学们打篮球、练单双杠的身影，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学校的认知更进了一步，更深了一层。我欣喜地发现，这个学校最为宝贵的是有一支高素质的敬业乐教的教师队伍。
就拿我的班主任何汝伟老师来说。何老师当时患眼疾，没有带语文课，是我们的专职班主任。开学伊始，第一次班会，何老师简单地对自己做了自我介绍后，就在黑板中间写了个大大的“人”字，用粉笔将这个“人”字圈起来，然后围绕着这个主题，分别以“光明正大”“勤劳善良”“坚韧宽容”讲了三个班会的课，让我们耳目一新，朦胧地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更让我们难忘的是，他时刻都在用行动给我们教如何做人。我们班有70多个学生，比较难带。他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注意个别谈心。同学们都明白他那严肃的面孔里，蕴藏着对我们深厚的爱。他非常关心同学，常常带病晚上到学生宿舍察看同学们是否睡得好，早上又催促同学们按时起床做早操。像这样尽心尽责的老师，同学们怎么能不热爱呢。还有教体育的邓崇谦老师，他在操场上一站，那精气神和威严，那精辟的讲话，那标准的示范动作，让人十分佩服。有一次上体育课时，下雨了，邓崇谦老师不是只说一声你们自由活动吧，而是在教室给我们上课。他讲新旧中国对体育和体育老师的不同态度，尤其是讲了吴传玉在芬兰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游泳得了名次后，升国旗奏国歌的故事。他讲得很有感情，很生动，可以说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1957年，邓老师就调到陕西师范学院体育系去了。
乾中的大多数学生，同我一样，都是从农村来的，那年头，虽然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和说法，但大家心里都明白，父母都是抱着砸锅卖铁也要供自己念书的心愿，让自己上学的，怎么说也得努力学。其次，也深知中学这六年，学得如何，决定着自己能否上大学；学得不好，以后上大学就没戏了，跳出农门的梦想也就必然破灭了，所以，一个个都很勤奋。上课专心听讲，课后做好作业，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我刚入校那阵子，学校还未通电，晚自习时，值日生就去汽灯房点好汽灯拿回教室排好，下自习后又送回汽灯房。为了周六、周日能继续学习，有时还想开夜车，同学们就用墨水瓶做个小煤油灯。就在豆粒大的亮光下，看书或做作业。大概到1958年，学校才通了电。
我们这个学校不光重视智育，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1955年春天，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徒步到武功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参观学习，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学校还提倡开展课外阅读活动。那几年，我除看了巴金的《家》《春》《秋》外，还看了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的班主任王兴德老师还组织我们开了学习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的大型主题班会。人的阅读史，就是人的精神成长史。读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充沛的精神食粮，对我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所以在初二第二学期，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记得我前去主席台领奖时，听到紧靠路边的几个女生悄声议论说：“那同学穿的烂烂的，还是个优秀生！”其实，我的衣服并不烂。我的衣服是妈妈用她辛辛苦苦织成的土布，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我感到挺好，只是穿的时间久了，看起来有些陈旧。说实话，我早就有一个理念：咱不跟别人比吃，也不比穿，就看谁学的好。正是有这个理念的支撑，1957年7月初中毕业时，我各门主课按当时通行的苏（联）式教育记分办法，全都是五分。
到了高中阶段，学校的校舍和教学的硬件基本没有变化，但老师更加敬业了，给我们带课的物理老师郭振华、化学老师屈崇光、代数老师穆俊英等，都对学生认真负责，潜心钻研教学方法，讲课时，大家格外喜欢听。同学们也自觉为自己“加压”，奋发攻读，开夜车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不料第二年秋天，上面提出学校也要大炼钢铁，于是我们全班拉上铺盖卷，到本县的杨庄镇泔河边扎营，建起高炉，拉起大风箱炼铁。不过，炼出的钢，全是收的废旧铁重新回炉炼出来的，劳民伤财搞花架子，没意思。尽管如此，因为是上面号召，全民性的“大跃进”运动，同学们还是不顾天气寒冷，光脚踩泥，自己烧砖垒高炉。面对这种情况，老师就只能组织学生轮流上课，从而减少了教学的损失。好在过了一大段时间，上面主动纠正了这一做法，让学生回到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一说。1959年冬，从乾县走出的革命老干部王炳南同志回乡探亲。他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是中美大使级谈判的首席代表。县上有关部门组织报告会，我和一部分同学有幸聆听了王大使在家乡的报告。同班同学叶永青前些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王大使在开场白说，他离京时，毛主席叮咛他回到家乡，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狠狠地挖它几撅头。后来听说王大使还真的到土壕和农民挖过土。”“散会后，大家都围着要看王大使，王大使给同学们说：‘我也是乾中毕业的，咱们都是学友，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为人民服务’。”听了王大使近4个小时的报告和他的一席话，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很兴奋，也受到了激励。
还应该特别说到的是，由于家贫，经济来源困难，在乾中学习的六年里，国家都给我发有助学金。就高中来说，国家给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每月发9元助学金，帮助我解决了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如果没有国家发的助学金，读完中学对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党和国家的这个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敢忘怀。
从大学生到解放军战士
在高中阶段，我比较喜爱文学，但从来没想过将来搞什么文学创作。所以，1960年高考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心想将来如果能当个老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是人生一件乐事，但结果因达不到北师大的分数线，录取的是第二志愿——西安政法学院（如今的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
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这在我们老王家族群里几辈子都没有过，不用说，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事。不过，那年头是人们过去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短缺，有时还得用“瓜菜代”来填饱肚子。所以，当我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后，全家人心里头都挺高兴，但脸上却没有多少喜悦的神情，大概还为我上学的费用多少有点担心。离开家到西安上学前的当天，妈妈只给我下了一碗挂面，算是对我的犒劳和奖赏，也是妈妈对我上大学的期盼。
当年西安政法学院除过我所报考的法律系外，还有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党史系、新闻系等。学校的环境和基础设施还是很不错的，有大礼堂，有大操场，有图书大楼，有学生食堂，每个系有一座楼。相比于小学和中学，那就宽敞气派多了。
我们法律系的系主任是郭怀都老师，系里的秘书叫王家祯，干事是刘泰融、史廷忠。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进校不久，系里就持续多天，组织我们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文章讲的都是中苏论战的大事，同学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全部理解文章的内容，但都拥护党中央关于国际共运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共基础课学的是语文、党史、政治经济学。党史、政治经济学都集中在大礼堂上，没有教材，有时会发个讲义，主要靠自己在课堂上记笔记。讲课的老师都博学多才，教书有方。例如，教语文的老师，古文学养深厚，把古文课讲得深透通达，朗诵的声调也别有韵味。教党史的老师当时就给我们讲了毛泽东就建党问题与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以及《民众的大联合》等著作，至今我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评定给予生活费和学习用品补贴，生活费每人每月最高13元，学习用品补贴每人每月不超过3元。给我每月发13元生活费、2元学习用品补贴。这笔钱是党和政府对一个上大学的农家穷孩子的亲切关怀，就像旱天的甘霖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也给我增添了学习的动力。
那时候，我们每天只上两节课，有体育课的话，才是三节课，课余时间相对较多。我在课堂学习之外，一是自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再就是跑图书馆。我看得较多的报刊有《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剧本》等。这样知识面就宽一些，学问的底子就扎实一些，学习成绩也就好一些。所以，我曾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还被系上评为思想、学习、劳动“三丰收”学生。
还有一件说来有趣的事。那时，我们学校对面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每逢周末，晚上经常办舞会，我们学校和法律系有的高年级同学就爱去那里跳舞，回来得比较晚。后来我们学校周六也开始举办舞会，地点就在大食堂。舞会时的音乐声响很大，在宿舍都能听到，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学生大多数不会跳舞，就悄悄去爬在窗外面看。嗨，看到一男一女相互拥抱着，跳来舞去的，有点怪怪的感觉，让人害羞，觉得不好意思。我瞅了一阵，赶快返回宿舍了。
大学校园的生活是愉快而丰富多彩的，也让人留恋。时间推进到了1962年6月中旬。一天上午，学生被集合在大礼堂开会。学校一位领导先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准备反攻大陆的报告，休息十分钟后继续开会，内容就是兵役征集动员，号召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军，报效国家。散会路上，有位关系要好的同学问我咋考虑的，我回答说，这事简单，学校领导不是讲了嘛，参军服兵役是公民的神圣义务，况且蒋介石现在还在蠢蠢欲动，报名当兵这事还能有啥含糊的！
其实，下午我还思前想后，帮助自己找了两条坚定决心的理由。我想，咱是党培养的大学生，平时也常说，要听从党的召唤，现在党召唤咱当兵上前线，咱无论如何，也得积极响应。我还想，咱一年级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说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还说让党考验自己，现在不就是个严峻的考验吗？咱绝不能让人一碗清水看到底，说“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一定得说到做到。这样想得更透彻了，更明白了，我就下定决心，在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大概过了二、三天，开始进行体检，我所有项目都全部合格。学校给了我们一周多的假，让回家看看，和家里人说说，告别一下。我回到乾县家里后，先把这事和父亲讲了。他把我的爷爷、婆婆（即奶奶）和妈妈叫到一起，让我说了一下报名参军的情况。父亲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都在永寿县监军镇一家名叫政兴通的商号当店员，见识多，明事理。我一说完，爸爸就直截了当地说，看来你这些年书还没有白念。村里有人说，你娃书念得好好的，咋去吃粮（指当兵）去了，我对他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国家用人之际，当兵保卫国家自然要排在前头。他接着说，你还不愧是咱王家的后人。当年抗美援朝，你大爸（叔父）已经32岁了，胡子一刮，二话没说，就跟部队到朝鲜去了。你这次积极报名参军，也算给咱王家争了光。家里的事你放心，还有一大家人呢。不再说啥了，最近几天，到你舅舅他们那里去给说一下就行了。父亲一席话，全家人都点头认可，我的心里更亮堂了，也更踏实了。
在家里待了四、五天，离家临走时，全家人和几个亲友把我送到村口，妈妈眼里闪着泪花，父亲又叮咛了一句：到部队好好干。我目不转睛地瞅了瞅爸爸妈妈，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声：好！就转身大步向县城走去，然后乘汽车回到了西安。
投笔从戎，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62年7月12日，我们应征入伍的新兵在小寨建工学校集中。西安的新兵和宝鸡的新兵编为一个新兵团。新兵团的团长听说是我将要服役的这个团二营的营长，名叫吴忠。他给了我一个工作：新兵团团部的书记（文书），当然是临时性的。第二天下午，我们西安的新兵从西安西站出发，坐了四天五夜闷罐子火车，到了一个名叫盐湖的车站停了下来，因为那时火车还未修到乌鲁木齐。在那里观看了新疆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话报剧《尼赫鲁反华》等节目，给人一种紧张肃穆的气氛。接着转乘汽车，在路上又行驶了4天，于7月20日到达团部所在地阿克苏。由此，开始了风雪边疆的军营生活，我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火热的军营锻炼成长
1962年7月，我响应党的召唤，投笔从戎，来到了祖国西部边陲重镇阿克苏。7月20日那天，一到团部驻地，新兵就被直接分到各个连队，我被分到了机二连。听首长们介绍，我们这个团是王震将军带过的部队，作风很硬梆，很能吃苦，很能打仗，曾涌现过不少功臣模范。不久，团里还请了多年前转业到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战斗英雄杜立海给我们做了传统报告。十一、十二月，团里还组织开展了向我团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功臣学习的活动。这一切，都使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就一门心思的想着，好好干，当个好兵，不辜负各位首长的期望，也对得起自己。
1963年4月，随着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发表，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雷锋同志的高贵品质使我深受教育，并写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学习体会文章，发表在新疆的《支部生活》杂志上。这也是我的文章首次见诸报端。
1963年5月3日，是我人生难忘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连长吕立春、排长孙继鸿。本来元月17日，连队党支部就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可能由于我在上年末的重机枪二练习实弹射击中，成绩没有及格，营党委没有批准。这对我算是一个考验，好在我态度端正，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抓住自己的短处，坚持刻苦训练，提高实弹射击水平，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这一年连队年终总结时，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标兵，获得了特等射手称号。
1964年初，我参加了新疆军区组织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培训。在军区文化部文艺科张景坤科长和丁郎老师的帮助指点下，我这个初涉文学创作园地的新手，写出了反映我团战士马德修爱岗敬业、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报告文学《络车飞转》，后刊发在1964年5月号的《新疆文学》上。
1964年年终总结时，我被评为师直属队五好战士标兵，又一次获得特等射手称号。
1965年6月，我出席了新疆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会议。同年8月，出席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同年9月提干，被任命为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从入党到提干，营连领导没喝过我一杯水，没抽过我一根烟。11月，被军区推荐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荣幸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
面对相继而来的的荣誉，我不禁想到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两句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是啊，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是各级党组织和首长教育培养的结果，是众多战友支持帮助的结果。我告诫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向前走啊！
1966年2月18日，我在师司令部直工科龙云科长的带领下，参加了英吉沙县乌恰公社乌恰五大队的社教工作。工作组还有我们师直属队工兵营一位司务长，地方一位汉语翻译。一位维族干部是副组长，还有五名维族干部（三男两女）。我有时协助云科长开展一些工作，主要抓民兵工作。当时我的事不多，我就主动多和社员一起劳动，坚持多做好人好事。三小队贫农玉龙苏托乎提和他老伴都将近80岁了，又没有孩子，他们平时走路都发喘，如果到沟里的水磨上去磨面，一定很作难。我就到他家去，给他筛干净了60多斤麦子，第二天又背到水磨上磨好。他有病，我就请医生给他看病，还给他拾柴火、提水，老人家非常感动。有一天在村口，他面对着我，对一群人笑呵呵地说了几句话，人们都哈哈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幸好这时一位维吾尔族干部来了，他懂一些汉语，翻译说：“你不要回你们口内了，就在我们这里给你找个媳妇，你就在我们这安家落户吧。”我听后只好点头说了两句：“热合买提，热合买提（谢谢）！”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个善意的玩笑，所以在开心一笑后，就慢慢走开了。这年11月初，社教结束了，我回到了部队营区。没过几天，我就发现机关和部队都已掀起了学习、背诵毛选著作“老三篇”的热潮。
1967年2月，我被调到总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分配在散文组，任助理编辑。不久，我在老编辑张忠和散文组组长、诗人纪鹏的带领下，去济南、沈阳等地，采写了部队参加“支左”、“支工”的稿件。后来，我还到驻保定某部去组过一次稿子。平时在编辑部，我主要是看初稿并填写意见。编辑部每次对准备刊发的稿件，都要开个编前会。在编前会上，听主编、副主编和老编辑对稿件的点评，对我来说，等于上课学习，真是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1968年国庆前后，根据上级安排部署，我们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搞斗、批、改。因为有上级的领导，大家又都有教养，所以，运动搞的比较稳妥。
1969年底，斗、批、改运动结束。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我要求调回汉中军分区工作，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1970年初，我调回陕西后，开始到汉中军分区上班。3月份，随同汉中地区战备办公室负责人孟士成到建设阳（平关）安（康）线的宁强民兵工地调研。当年建设铁路和公路，没有像现在的机械化，主要是手工作业。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我看到民兵们住在帐篷里，吃着粗糙的饭食，拿着铁钎、铁锤和十字镐开凿山石，用架子车拉土填充路基，不管是风里雨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们经常是一身泥土一身热汗，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我深深感到他们的辛劳，他们的可亲可敬。不禁想道，将来当你坐在火车上，沿着这条线路，很方便地走南闯北时，可不要忘了这些为修铁路而出力流汗的人们啊！
这年底，毛主席发出军队要搞野营训练的指示。我根据军分区首长的指示，和军分区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带领着地区通用机械厂、地区邮电局的民兵，沿着西乡县、洋县的一些地方（多为山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野营训练，胜利地完成任务。
1971年3月17日（这天是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日），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被调到了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听说这个处文化人多，人才济济，学习风气好，同志之间关系也融洽和谐，所以，我为自己能来这里工作感到高兴。
在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我先后从事过新闻报道、部队和民兵教育、理论研究等工作。1975 年初，曾受命参加省军区支农工作队，到陕北富县茶坊公社吉子湾大队支农将近一年。
在农村蹲点那一年，感触很深。我们蹲点的吉子湾（村），位于富县城西十多里路的洛河岸边，由两个生产小队组成，三十五六户人家，分别住在一面土塬半坡和一个叫做李家沟的地方。要论其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在富县算是比较优越富饶的。210国道从村前穿过，交通便利，有山有川有塬，平川地多山坡地少，可种粮食可务菜蔬瓜果，靠洛河川道的数百亩地平展肥沃，属于可灌溉农田。后沟的山上还有一个林场，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白桦林和硬杂木，还养着几十只山羊。说实在的，只要用心耕耘，养活百八十户人家是绰绰有余的。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背景下，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体制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单一的“以粮为纲”，农耕产量低，副业不让搞，多种经营受限制，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干活为挣工分，一个工（十分）值不了几毛钱，创收没门路，致富没希望，种的粮食尽管勉强能吃饱肚子，日子却过的比较恓惶。村里半数人家住在半山坡上陈旧的土窑洞里，有的人家小孩子上不起学，也有少数贫困户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用经济专家的话来说，是“不该贫穷的地方却没有摸着致富路，端着金碗讨饭吃！”支农工作队进驻后，上级要求我们要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没麻达，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也不胆怯惧怕。更重要的是，到农村后，只要你肯扑下身子下地，同社员群众一起干活，群众就会把你当成自家人，愿意和你接近拉家常，共同语言多了，做起群众工作就很顺利。但说实在话，尽管当时部队组织支农工作队包点帮扶，大方向是对的，出发点很好。作为驻村工作队员，我们愿意为改变老区贫困面貌奉献力量，可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好多问题是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支持的，不是支农工作队力所能及的。所以，工作队进村后，尽管决心很大，热情很高，也舍得出力流汗，从早忙到黑，辛辛苦苦地帮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可是说实在话，从整体上看，成效并不显著。
1979年下半年，省军区机关干部评级定职时，我被评定为副团职干事。年底，被任命为陕西省军区所属独立三团副政委，实际上到职时已是1980年4月的事了。
1982年12月，军队体制改革。我所在的独立三团成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第三支队。我被组织调到总队政治部宣传处担任处长。1984年底，又到新成立的武警西安指挥学校担任副政委、临时党委副书记，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1986 年7月，任武警陕西总队政治部主任。1988 年 12 月，被授予武警上校警衔。991 年 12 月，担任武警陕西省总队副政委。1992 年 12 月，晋升武警大校衔。1996年3月，总队由正师升格为副军级，机关在职领导干部职级待遇也水涨船高，我这个副政委也就成了正师职干部。
在担任总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的十余年时间里，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中央军委和武警总部关于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指示，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注重深入基层，为部队党的建设、宣传教育、干部队伍建设和双拥共建，做了大量的有一定成效的工作。平时，我学习比较刻苦，注意以身作则，清正廉洁，所以，在广大官兵中口碑尚好。
这期间，1992年上半年的年底，为迎接双拥运动 50周年，我受总队党委委派，和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张世全同志先后六次上延安，抓了我们延安支队和枣园中学共建双拥点的建设。1993年1月，全国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50周年大会在延安举行。前来参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了我们武警部队同地方共建的枣园中学等单位，对我们的军民关系和积极参加支援地方建设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期间，1993年8月到1994年4月，我还和总队副总队长温贞祥、参谋长王海虎、政治部副主任张世全、后勤部副部长李继龙，带领全总队千余名官兵，奔赴宁夏固原地区西吉县执行平息教派械斗、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在武警总部首长和自治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官兵深入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调查研究，调解矛盾，大办好事，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消除了不同教派群众的对立情绪，瓦解和打击了背后煽动的违法势力，平息了事态。事后，总队受到了武警总部的表彰，给我荣记了三等功。
在说到上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永远不都会忘记，在多年军旅生涯中，各级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培养，广大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至今仍深深怀念我的老班长阳生福、老排长孙继鸿、老连长吕立春、老指导员黄家骥以及许许多多的老首长，省军区是的老处长董治顺、武警总队的老主任 xxx 等，他们为我的成长进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是在他们的引领、扶持下，我由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部队领导工作的岗位。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1997年3月，我因年龄到杠，离岗退休。1998 年，应邀参与省教育纪工委《陕西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探索与实践》一书的编辑工作，任副主编。后来，又经当年我在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老处长、后任延安军分区政委、转业地方后曾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董治顺同志推荐，到省纪委《党风与廉政》杂志社帮忙编稿，时间大约一年半左右。这些大概可算是发挥了一点“余热”吧！
早年学习、工作的一些阅历和心路轨迹就写到这里吧。岁月如歌，那些走过的日子虽渐行渐远，但其中的许多事情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再拓展一点说，这也是青春的见证，还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芸芸众生人生历史的一则印记。所以，我愿费些笔墨追记于此。
2022年9月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