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瑪才旦：藏地電影的三重叙事
近日，萬瑪才旦導演生前制作完成的第八部藏語電影《雪豹》進入院線上映，該片自亮相以來在全世界連連獲獎，斬獲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金椰獎”最佳導演，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編劇、最佳攝影等大獎。《雪豹》是萬瑪才旦導演首次嘗試高工業水準的CG技術，來建構雪豹的視覺形象，但他也表示，“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電影，而不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亂的奇幻電影。”
本文作者從《雪豹》出發，結合此前影片中的動物叙事、“魅”力叙事、“佛系”叙事認為“萬瑪才旦講的是藏地故事，卻又特别适合藏地以外的更多人；它不再是僅飽含着古老文明的西藏書寫，更是将許許多多西藏經典改寫成了一種非曆史的、普遍的智慧”。
文 / 劉曉希
1991年，萬瑪才旦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出版藏文小說集《誘惑》《城市生活》《崗》，中文小說集《流浪歌手的夢》《嘛呢石，靜靜地敲》《塔洛》《撞死了一隻羊》《烏金的牙齒》等，2015年和2018年，萬瑪以自己的兩部文學作品作為基礎自編自導了電影作品《塔洛》和《撞死了一隻羊》，并分别獲得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和“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2019 年的夏天，其小說《氣球》獲得第七屆“花城文學獎中短篇小說獎”，由這部小說拍攝而成的電影作品《氣球》也入選威尼斯電影節兩大官方競賽單元之一的“地平線”競賽單元，這是在《塔洛》《撞死了一隻羊》之後第三次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的青睐。而如今的電影《雪豹》，靈感同樣源于藏族作家江洋才讓的短篇小說《雪豹，或最後的詩篇》。
在萬瑪才旦之前，不少學者對“少數民族電影”争議不斷，直到萬瑪才旦一系列作品的出現，“少數民族電影”似乎才迎來了權威概念生成的契機。而作為一位名副其實的作者導演，從其連貫的藏地書寫中，我們似乎也不難提煉出那些可以被譽為“藏地2.0”的先鋒叙事手法。
動物叙事
文學理論當中習慣把以動物為叙事主體或與動物有關或涉及動物描寫的文學作品稱為“動物叙事”，“動物叙事”當中的動物形象既可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又可作為“時間性的生命存在”。而藏獒、羚羊、野驢，包括這次的雪豹，不止一次出現在萬瑪才旦的電影當中，并自覺承擔着“動物叙事”的兩種主要職能。
▲ 《撞死了一隻羊》電影劇照
電影《撞死了一隻羊》裡，司機金巴在送貨路上撞死了一隻羊并遇上了一個殺手，而羊對藏人的意義非同一般，是以金巴要為這隻羊超度，并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自我與他人的救贖。萬瑪才旦在一次采訪中說到：“這個片子其實是做了這樣的設計——從一開始撞羊，到最後司機輪胎爆了，他靠着這個輪胎睡着，其實也是一個輪回。那裡是在同一個地方拍的，就好像從一個起點開始，然後周而複始。通過《撞死了一隻羊》，我希望觀衆能夠更多地了解藏人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情感和處境，而不隻是對于一個族群的寬泛了解。”而在電影《老狗》中，藏獒的命運一波三折，最終被老人親手勒死。原因在于，老人的兒子結婚多年卻沒有孩子，這件事一直壓在老人心中，老人不斷催促兒子夫婦去看醫生，但最後卻得知自己的兒子不能傳宗接代，于是才萌生了将老狗勒死的内心動機。這兩部電影當中的羊和藏獒，顯然更接近于一種“時間性的生命存在”。
電影《雪豹》的“動物叙事”則更具說明意味，特别是在出家前的雪豹喇嘛放生雪豹這段叙事中，萬瑪才旦将鏡頭平視被吊打的雪豹的眼睛，并還原雪豹的視角，倒置拍攝，融合了“動物叙事”中動物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和“時間性的生命存在”。
冬天，一隻雪豹闖進了一家牧民的羊圈，咬死了九隻“小牛犢子”一樣的羯羊。是以，牧民父子争執不下：大兒子金巴堅持要打死這隻雪豹，父親卻傾向于放生，小兒子“雪豹喇嘛”得知此事，帶領一組電視台記者前往采訪報道，并牽引出鄉政府、警察的介入調解。在這整段故事裡的雪豹，牧民眼中它是咬死羯羊的畜生，喇嘛眼中它是雪山下凡的精靈，記者眼中它是制造話題的新聞，警察眼中它是國家保護的動物，作為中間物，雪豹昭然了信仰和法律、生存與規則、執念與放下、私利與大愛等等對立關系，并把人們在處理這類關系時的糾結、無奈、失措和釋然真實還原出來，在這一層面，雪豹更像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而鏡頭同時對準了有靈性的雪豹内心，電影展現雪豹既有食肉、嗜血的殘忍，又懂報恩、護犢的溫柔的複雜性，其更主要的目的在于符号化地寓言着同是哺乳動物且更加複雜的人類，在這一層面，雪豹則更像是一種“時間性的生命存在”。
“魅”力叙事
萬瑪才旦多次将文學作品和電影并置，并屢獲大獎，他在聯結文學和電影層面仿佛有着一種神秘力量，他超級擅長将電影語言的長鏡頭紀實和文字語言的召喚與想象糅合在一處，而這個神秘地帶則是由一種叫做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來通往。
▲ 《氣球》電影劇照
電影《撞死了一隻羊》中，在夢裡，男主人公毫不猶豫地殺死了那個康巴男人的殺父仇人，但他醒來，摘掉墨鏡，陽光明媚，一切如初，他很開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縱觀影片，一切都在真實的生活與想象中的夢境間遊走，客觀的事實不斷與主觀的臆想進行碰撞，這使得影片在魔幻現實的進行中為離不開信仰神話的藏地内容叙事賦予一抹形式上的魅力。電影《氣球》更是在片中前後共出現六次超現實段落。而在《雪豹》當中，雪豹被放走和山中回報雪豹喇嘛的兩個超現實段落，取材于江洋才讓的短篇小說《雪豹，或最後的詩篇》，也是萬瑪才旦在作品中首次大規模使用高工業水準的CG技術來完成攝制，其效果則是魔幻而詩意地聯通了人間和萬物的靈性。
除了“賦魅”，萬瑪才旦電影的深刻性更多地反映在他“賦魅”的同時又“祛魅”的能力。“祛魅”是指祛除神秘化，從世界中排除某種超越性的魔力，是世界逐漸走向理性化的結果。在韋伯看來，“世界的祛魅”也就是意味着現代社會逐漸轉向更為理性的發展，換句話說，祛魅的過程，實質上是從神聖化走向世俗化的過程，在萬瑪才旦電影中則展現為藏地的神秘與特殊正在被置換為大寫的“他者”。
▲ 《靜靜的嘛呢石》電影劇照
在以往涉及到藏地的電影，大多都極具神聖色彩，仿佛是不理世俗、不食人間煙火的淨土，而在《靜靜的嘛呢石》中，既有寺院——對傳統文化深深地依賴以及對信仰的虔誠、傳承的精神領域，也有村莊——科技文化高速發展下不斷接納新事物的世俗生活。在現代化走入村莊後，小喇嘛的哥哥開始做生意、篆刻着嘛呢石的老人很少受到關注、在藏戲院子外有了錄像廳、錄像廳播放着港台片、有人賣着名為“唐僧肉”的零食。萬瑪才旦用鏡頭直面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将現代化程序中民族信仰所遇到現代性沖擊展現給藏地以及以外的廣大的他者。
類似的叙事也發生在《尋找智美更登》和《塔洛》中。藏戲無人問津，現代舞蹈吸睛不斷；楊措的短發和K歌熱舞，塔洛的小辮子和草原上的寂寞收音機。如果說這幾部電影的自我“祛魅”帶有悲劇性的凄美，接下兩部電影則通過以“母語”和“漢語”（或外語）為隐喻的“賦魅”和“祛魅”，将其落腳點放置在講述現代性的“優越性”。
《撞死了一隻羊》開始，一輛卡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金巴插上一盤錄音帶，藏語版《我的太陽》随之升騰，在夢中，這首世界名曲卻用意大利語唱了出來，醒來後，司機金巴選擇了救贖之路。《雪豹》中，外來記者學習藏語，藏地喇嘛學習漢語；金巴一家吃不慣城裡人帶來的自發熱小火鍋，卻願意分享記者生日的快樂；金巴一方面氣急敗壞要宰了吃掉自己九隻羊的雪豹，一方面又在看着溫情脈脈的英國BBC雪豹紀錄片；雪豹喇嘛一面念經，一面研讀攝影技術，臆想中出現的曾被自己救贖的雪豹又在風雪山林中将自己救回，其實是現實中掩藏在山石邊的錄影機鏡頭下雪豹溫存日常的真實寫照；金巴和代表着法制的警察固執辯解，講着國語的警察不斷地要求具有藏民和公務員雙重身份的副鄉長擔任“翻譯”，極力以現代理智的處世原則扭轉傳統思維的牧民情緒。在這裡，傳統一方面遭遇了現代文明的沖擊，但也同時被現代性文明的大愛包容，特寫是影片結尾的一段字幕，說明金巴一家得到了政府的相應補償，這無疑在說明，萬瑪才旦竭力向我們轉述着法制和人情之間正在達成一種默契，傳統與現代之間正在慢慢實作和解。
是以，與韋伯認為的我們再也不需要神靈來解釋生命的終極意義不同，萬瑪才旦的世界觀并不是要在信仰和理性之間二選一，他更無意于簡單粗暴地揭示靈性和實存之間的二難境地，他要做的，也是正在做的，是對二者的共同守護。
“佛系”叙事
作為一名藏族導演，在萬瑪才旦的成長過程中藏傳佛教給他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靜靜的嘛呢石》中的嘛呢石，在它的上面被雕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從藏語翻譯過來為“嘛呢石”，與其說嘛呢石是一塊刻有真言的石頭，不如說它是信仰的承載物，信奉藏傳佛教的人認為六字真言是神聖而具有神聖力量的，他們将真言刻在石頭上，賦予石頭超自然的力量，使石頭有了靈性，而這石頭能夠幫助他們、指引他們逃脫死後入地獄的苦難；《尋找智美更登》中的藏戲原型，來自《方等部·太子須大拏經》這本藏譯經藏，在這個故事中以智美更登為代表，表達出善良溫厚、舍己為人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就是藏族傳統文化所弘揚的最基礎的精神。這些無一不傳遞着萬瑪才旦電影中人物的生死觀，藏地符号的精神指向，既是無限多的“他者”向往的無法觸摸的遠方，也是和“他者”息息相關的精神日常。是以，空間環境、人物形象、語言文化、符号設定成為了萬瑪才旦藏地電影的又一叙事原則——佛系叙事。
萬瑪才旦講的是藏地故事，卻又特别适合藏地以外的更多人；它不再是僅飽含着古老文明的西藏書寫，更是将許許多多西藏經典改寫成了一種非曆史的、普遍的智慧。“佛系”電影的文化心理基于一種詩性的正義，以一種努力關注“人”的視角去關注弱勢群體，它格外适用于處在危機中的現代世界中的人們，特别是萬瑪才旦還常常借助動物叙事和魅力叙事，一起在靈性與肉身、現實與幻想中滿足當代人的靈魂尋覓，是以當人們看到藏地的寬廣高遠、藏人的沉靜淡然，人們便進行想象和修飾并引用到自己身上，迅速演變成一種新型生活方式和交際方式。
然而，萬瑪才旦佛系叙事的積極意義則在于他真切地堅持了佛系叙事的終極關懷，也就是讓“他者”關注自身的同時也要通過“想象”去關注那些過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的狀況和立場，并且通過藏地人的真實和他者的想象，共同捍衛着現實社會中的脆弱力量，比如《雪豹》中，我們就已經看到，社會正在嘗試建構出一種機制，它兼顧世俗的願望和文明的理想。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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