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車！下車！”随着幾個士兵的大聲吆喝，悶罐車的車門被緩緩打開，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依次從車門處跳下來。他們是才從全國各地被抓來的壯丁，将在南京某處進行簡短的訓練後被送往和共産黨作戰的前線。
時間已是黃昏，站台上熙熙攘攘，有提着大包小包、帶着大人小孩趕着上車的，有從另一列火車上下來的一群群傷兵，他們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包着繃帶，有的被人用擔架擡着朝外面走去……
外公磨磨蹭蹭地跟着這一隊壯丁走着，趁士兵不注意，他一個趔趄滾落到了火車車箱底部，顧不上撞到鐵軌後的疼痛，他匍匐在車底爬行了一段距離，然後快速地扒上了不遠處停留的一輛運煤車。跟着他一起偷逃出來的還有四五個人。
不知過了多久，列車緩緩開動了，第二天到了江西境内，他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覺得這樣下去遲早會被發現，便在中途下了車，大家分手後各自找回家的路。外公沿着鐵路線一直朝西走，若幹天後回到了湖南的老家。
這是外公當初講給我們聽的他當逃兵的故事，講的時候雲淡風輕，甚至帶有一絲自我解嘲的意味；可是我們無法想象，在那個戰亂頻仍、餓殍遍野的年代，外公從千裡之遙的南京逃回湖南老家，到底經曆了怎樣的颠沛流離和艱難困苦。
二
我的外公姓楊，大名國佐，名字大氣，命運卻卑微。
他的母親在他八歲時去世了，他的父親在他大約13歲時被土匪槍殺了——這大概是1935-1936年時候的事。
這樣，13歲左右的外公頂替他的父親當起了一家之主，當時他下面還有一個小他八、九歲的弟弟。18歲的時候，外公迎娶了外婆，第二年生了大舅，第三年又生了大姨。外公為了生計，不得不學着做起了生意。他拜一個釀酒的師傅為師，學會了做酒曲（我們那裡俗稱“酒藥子”），另外還到處打魚網蝦，曬幹了挑着到處趕集；後來有了一點本錢，便幹脆做起了二道販子，将甲地集市上的東西挑到乙地去販賣，中間掙點差價。就這樣，外公養活了一家人，還修葺了老房子，買了幾畝地。
到了1946年，國共内戰正酣，國民黨到處抓壯丁，部隊上的人的人早知道外公家裡有兩個男丁，便在保長的帶領下到家裡來抓人。外公當時恰好外出了，家裡隻有外公的弟弟，當時隻有十六歲，但是當兵的為了交差，便将外公的弟弟抓走了。
在他被押着去往部隊駐地的路上，他看到了人群中的外公，他本能地喊了一聲“哥”。這下，當兵的撇下外公弟弟，将外公抓走了，臨走的時候，他肩上的擔子裡還有沒賣完的山貨。那一年外公25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還有一個沒成家的弟弟，他這一走，全家人隻有喝西北風了，外公怎麼能夠放得下心來？
這樣就發生了開頭的故事，好在當時兵荒馬亂，國民黨面臨崩潰，他當逃兵一事也沒人追究，他就這樣又開始種起了他的地，做起了他的小本生意。
從他逃回老家到解放後的六十年代，外公和外婆又生了七個子女，這樣加上之前生的兩個，他們一共生了九個孩子，其中三個女孩，六個男孩（過繼給别人一個），我媽媽就是他逃回老家後生的第一個小孩。
外公的成分不好，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爺爺是當地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另一方面是因為他自己在解放前買了幾畝地，于是成分問題成了壓在他和整個家庭身上的 一座大山，不僅外公和外婆擡不起頭，還連累到他們的孩子都被人歧視。我媽和我爸談婚論嫁的時候，大隊書記都跑到我爸家裡進行勸阻，遭到了我爸的堅決反對。後來甚至有人拿外公制作酒曲來大作文章，時不時在憶苦思甜大會上将外公揪上去，喊着諸如“打倒楊國佐，浪費糧食做酒藥”的口号，一時間外公被批到了“臭名遠揚”的地步。
不過堅強的外公似乎不為所動，他該吃吃、該喝喝、該幹活幹活，回到家還像沒事人一樣和家人開開玩笑。每當趕集的時候，他還悄悄地挑着擔子，往來穿梭于各地集市……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倒下，否則這一家大小十幾口人就将遭遇滅頂之災。
三
外公和外婆所生的九個子女居然都順利存活而且成家立業了，在那個物質匮乏的年代，這真是一件多少令人感到驚奇和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這得歸功于外公的“精明”和付出。
他們白天要忙着幹農活，晚上還要參加生産隊的各種活動，比如總結會、學習會、批鬥會、排練節目等，還要在家裡喂養雞鴨豬羊之類的家畜，外公有時候還要外出趕集，是以他們根本沒時間照顧這麼多的孩子，往往都是大的帶小的，我媽就是這樣一個專職的“保姆”兼“飼養員”。
當然，他們一般晚上睡覺之前都會習慣性地清點一下孩子的人數，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們實在是太累了，回來後就睡了，沒有按時清點人數，等到第二天早上清點時，發現少了一個，三舅不見了。這下可把他們急壞了，發動家裡人到處尋找，最後在公家的牛圈裡發現了正在酣睡的三舅——這事在許多年後都成為了家族和村裡的笑談。
外公留給我的最熟悉的記憶是每年春節在家裡炸糍粑的背影。彎着腰、戴着絨帽、系着圍裙的外公站在竈台前，昏黃的煤油燈下，鐵鍋裡的清油已經沸騰了，正在冒着細小的熱氣。外公用一隻手拿起糍粑，另一隻手在上面輕輕地拍了拍，緊接着小心地放到油鍋裡。糍粑周圍立馬騰起一層細浪，一個個糍粑就像一個個調皮的孩子，在裡面歡快地四處遊蕩，轉眼就變成了金黃色。外公一邊吹開熱氣，一邊仔細地将炸熟的糍粑夾出來放在一旁的盤子裡，撒上用熟米粉和白沙糖做成的蘸料，香味立馬溢滿了整個屋子。外婆将盤子端到堂屋的桌子上，頃刻就被守候多時的大人小孩分個精光。外公走出來，看看這種場面，搖搖頭，又走進廚房，但是我分明能看見他嘴角流露出的一絲笑意。
四
外公在六十多歲時因為中風導緻半身不遂，嘴巴也向一邊歪斜，說話也不利索，走路也隻能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慢慢行走。
我記得那是在春耕的時候，生産隊安排他挑大糞，快到中午時分，他挑着一擔大糞到一丘水田，用糞勺将桶裡的大糞潑灑到地裡，突然之間他就倒在了泥地裡，引起了衆人的一陣驚呼。
大家七手八腳将他擡到田埂上，這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了，隻是指着自己的嘴巴，雙手不停地顫動，有人幫他掐人中、按壓胸部，外公這才稍微平息下來。當天下午，在縣城醫院上班的大姨帶着一輛救護車回來，将他送到了醫院，外公這才保住了命，但是從此他的人生就和拐杖、輪椅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他再也不能出集體工掙工分了，再也不能挑着擔子四處趕集掙錢了，再也不能在過年時為家人炸糍粑了……我們能夠看出來他的失落和沮喪，好在這時候除了最小的一個舅舅在讀高中，孩子們都已經成家立業了，小舅舅讀書時就寄住在大姨的家裡，是以外公基本上可以頤養天年了。
在外婆的精心照護下，外公活到了八十多歲。外公去世的那年冬天，老家下了很大的雪，卧床多時的外公終于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他卑微而辛勞的一生。
下葬的時候，雪越下越大，紛紛擾擾的雪花将整個村子都籠罩在一片模糊的雪影中，靈柩在一陣陣的哀樂聲和親人們的哭聲中緩緩移動，沿途有人家在路邊擺上香燭酒菜，燃放鞭炮，以示對亡靈的尊重。看着大舅抱着的外公的遺像，村人們便忍不住搖頭歎息：苦命人呐。
我那時還寫了一首小詩，詩的開頭是這樣的：“那個冬季我的外公走了/躺在那張褐色的木床上/安詳地閉上了他的眼睛/他扭轉臉去/他不願看到我臉上的哀傷和恐懼……”
那是1992年初的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會時不時地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