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车！下车！”随着几个士兵的大声吆喝，闷罐车的车门被缓缓打开，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依次从车门处跳下来。他们是才从全国各地被抓来的壮丁，将在南京某处进行简短的训练后被送往和共产党作战的前线。
时间已是黄昏，站台上熙熙攘攘，有提着大包小包、带着大人小孩赶着上车的，有从另一列火车上下来的一群群伤兵，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包着绷带，有的被人用担架抬着朝外面走去……
外公磨磨蹭蹭地跟着这一队壮丁走着，趁士兵不注意，他一个趔趄滚落到了火车车箱底部，顾不上撞到铁轨后的疼痛，他匍匐在车底爬行了一段距离，然后快速地扒上了不远处停留的一辆运煤车。跟着他一起偷逃出来的还有四五个人。
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缓缓开动了，第二天到了江西境内，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便在中途下了车，大家分手后各自找回家的路。外公沿着铁路线一直朝西走，若干天后回到了湖南的老家。
这是外公当初讲给我们听的他当逃兵的故事，讲的时候云淡风轻，甚至带有一丝自我解嘲的意味；可是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战乱频仍、饿殍遍野的年代，外公从千里之遥的南京逃回湖南老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和艰难困苦。
二
我的外公姓杨，大名国佐，名字大气，命运却卑微。
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去世了，他的父亲在他大约13岁时被土匪枪杀了——这大概是1935-1936年时候的事。
这样，13岁左右的外公顶替他的父亲当起了一家之主，当时他下面还有一个小他八、九岁的弟弟。18岁的时候，外公迎娶了外婆，第二年生了大舅，第三年又生了大姨。外公为了生计，不得不学着做起了生意。他拜一个酿酒的师傅为师，学会了做酒曲（我们那里俗称“酒药子”），另外还到处打鱼网虾，晒干了挑着到处赶集；后来有了一点本钱，便干脆做起了二道贩子，将甲地集市上的东西挑到乙地去贩卖，中间挣点差价。就这样，外公养活了一家人，还修葺了老房子，买了几亩地。
到了1946年，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到处抓壮丁，部队上的人的人早知道外公家里有两个男丁，便在保长的带领下到家里来抓人。外公当时恰好外出了，家里只有外公的弟弟，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是当兵的为了交差，便将外公的弟弟抓走了。
在他被押着去往部队驻地的路上，他看到了人群中的外公，他本能地喊了一声“哥”。这下，当兵的撇下外公弟弟，将外公抓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肩上的担子里还有没卖完的山货。那一年外公25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还有一个没成家的弟弟，他这一走，全家人只有喝西北风了，外公怎么能够放得下心来？
这样就发生了开头的故事，好在当时兵荒马乱，国民党面临崩溃，他当逃兵一事也没人追究，他就这样又开始种起了他的地，做起了他的小本生意。
从他逃回老家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外公和外婆又生了七个子女，这样加上之前生的两个，他们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孩，六个男孩（过继给别人一个），我妈妈就是他逃回老家后生的第一个小孩。
外公的成分不好，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爷爷是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在解放前买了几亩地，于是成分问题成了压在他和整个家庭身上的 一座大山，不仅外公和外婆抬不起头，还连累到他们的孩子都被人歧视。我妈和我爸谈婚论嫁的时候，大队书记都跑到我爸家里进行劝阻，遭到了我爸的坚决反对。后来甚至有人拿外公制作酒曲来大作文章，时不时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将外公揪上去，喊着诸如“打倒杨国佐，浪费粮食做酒药”的口号，一时间外公被批到了“臭名远扬”的地步。
不过坚强的外公似乎不为所动，他该吃吃、该喝喝、该干活干活，回到家还像没事人一样和家人开开玩笑。每当赶集的时候，他还悄悄地挑着担子，往来穿梭于各地集市……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倒下，否则这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就将遭遇灭顶之灾。
三
外公和外婆所生的九个子女居然都顺利存活而且成家立业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真是一件多少令人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这得归功于外公的“精明”和付出。
他们白天要忙着干农活，晚上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各种活动，比如总结会、学习会、批斗会、排练节目等，还要在家里喂养鸡鸭猪羊之类的家畜，外公有时候还要外出赶集，因此他们根本没时间照顾这么多的孩子，往往都是大的带小的，我妈就是这样一个专职的“保姆”兼“饲养员”。
当然，他们一般晚上睡觉之前都会习惯性地清点一下孩子的人数，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们实在是太累了，回来后就睡了，没有按时清点人数，等到第二天早上清点时，发现少了一个，三舅不见了。这下可把他们急坏了，发动家里人到处寻找，最后在公家的牛圈里发现了正在酣睡的三舅——这事在许多年后都成为了家族和村里的笑谈。
外公留给我的最熟悉的记忆是每年春节在家里炸糍粑的背影。弯着腰、戴着绒帽、系着围裙的外公站在灶台前，昏黄的煤油灯下，铁锅里的清油已经沸腾了，正在冒着细小的热气。外公用一只手拿起糍粑，另一只手在上面轻轻地拍了拍，紧接着小心地放到油锅里。糍粑周围立马腾起一层细浪，一个个糍粑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在里面欢快地四处游荡，转眼就变成了金黄色。外公一边吹开热气，一边仔细地将炸熟的糍粑夹出来放在一旁的盘子里，撒上用熟米粉和白沙糖做成的蘸料，香味立马溢满了整个屋子。外婆将盘子端到堂屋的桌子上，顷刻就被守候多时的大人小孩分个精光。外公走出来，看看这种场面，摇摇头，又走进厨房，但是我分明能看见他嘴角流露出的一丝笑意。
四
外公在六十多岁时因为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嘴巴也向一边歪斜，说话也不利索，走路也只能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慢慢行走。
我记得那是在春耕的时候，生产队安排他挑大粪，快到中午时分，他挑着一担大粪到一丘水田，用粪勺将桶里的大粪泼洒到地里，突然之间他就倒在了泥地里，引起了众人的一阵惊呼。
大家七手八脚将他抬到田埂上，这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指着自己的嘴巴，双手不停地颤动，有人帮他掐人中、按压胸部，外公这才稍微平息下来。当天下午，在县城医院上班的大姨带着一辆救护车回来，将他送到了医院，外公这才保住了命，但是从此他的人生就和拐杖、轮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再也不能出集体工挣工分了，再也不能挑着担子四处赶集挣钱了，再也不能在过年时为家人炸糍粑了……我们能够看出来他的失落和沮丧，好在这时候除了最小的一个舅舅在读高中，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小舅舅读书时就寄住在大姨的家里，因此外公基本上可以颐养天年了。
在外婆的精心照护下，外公活到了八十多岁。外公去世的那年冬天，老家下了很大的雪，卧床多时的外公终于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他卑微而辛劳的一生。
下葬的时候，雪越下越大，纷纷扰扰的雪花将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模糊的雪影中，灵柩在一阵阵的哀乐声和亲人们的哭声中缓缓移动，沿途有人家在路边摆上香烛酒菜，燃放鞭炮，以示对亡灵的尊重。看着大舅抱着的外公的遗像，村人们便忍不住摇头叹息：苦命人呐。
我那时还写了一首小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那个冬季我的外公走了/躺在那张褐色的木床上/安详地闭上了他的眼睛/他扭转脸去/他不愿看到我脸上的哀伤和恐惧……”
那是1992年初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会时不时地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