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為了紀念介子推？古代民間和官方為何對寒食節起源認知不一？

寒食節可能是中國傳統節日中最為“多變”的一個，在曆史上，這個節日僅具體時間就發生過多次變化，在兩漢時期第一次見載于史時，寒食節的時間是在“隆冬”，之後又演變出“冬至後百五日”“三月初五”“五月初五”等多個日期，跨越冬、春、夏三個季節。在長度上也發生過多次變化，從最初的“禁火、寒食五日”，演變成為“三日”，最後變成僅節日當天禁火寒食。在習俗上又有禁食溫熱食物，和禁食一切經火烹饪的食物兩種。這種“多變”在其他節日的演變史上是罕見的。

而關于寒食節的起源，在古代更是出現了官方和民間認知兩極分化的現象，自寒食節這一節日出現起，“紀念介子推”說就是民間的主流認知，而官方最初對這一說法并未提出異議，但随着時間推移，在否認“介子推說”的基礎上，“禁火說”和“改火說”成為官方的主流認知和解釋，這種官民認知兩極分化的有趣現象背後，實際上隐藏着相當有趣的曆史事實與官民不同的心态。

一、悲情之神介子推——幻想與事實

寒食節在曆史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就與介子推這一人物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成書于兩漢的《新論·離事》雲：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

這是關于寒食節起源的最早記錄，可見最遲至兩漢，在并州（山西）太原郡就出現了寒食節這一民俗，并且圍繞介子推這一人物形成了特定的宗教禁忌。

介子推又稱介之推，是春秋時期晉國貴族，品行高潔，曾追随公子重耳（即晉文公）流亡，歸國後不受賞賜，最終隐居山林不知所終，和寒食節并無關系。

然而在民間傳說中，介子推的事迹要曲折悲情得多，東漢末年的《琴操》記錄了當時的民間傳說：介子推與晉文公一同流亡時，曾在晉文公挨餓時割下大腿上的肉給他吃，晉文公歸國上位後，介子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隐居山林，晉文公放火燒山逼他出山，介子推抱着樹被燒死，晉文公為了紀念介子推，下令民間在介子推被燒死那一天，即五月五日禁火。

這一傳說本身于史無據，但這種忠君愛國，卻郁郁不得志，最終悲情赴死的悲劇英雄，非常符合飽受壓迫的底層百姓的想象，引發他們的同情和崇拜，也使得這一民俗在山西地區以太原郡為中心，迅速蔓延開來。“禁火寒食祭介子”的故事在民間代代相傳中幾經嬗變，逐漸帶有了越來越多神異化的色彩，主人公介子推也随之神格化，成為了主管雨雪冰雹的神祇，如果有人在其祭日（即寒食節）期間動火，就将招緻他的怨怒和報複，曹操的《明罰令》就說：

“雲有廢（寒食節）者，乃至（緻）雹雪之災。”

後趙建平二年（331AD），石勒以寒食節屬“淫祀”為由予以禁斷，不料次年就發生雹災，冰雹大如雞蛋，導緻了數萬人畜的死亡。這些曆史巧合更是使得寒食節和介子推信仰結合起來，使得寒食節的範圍日益擴大，從山西的地方民俗演變成一個全國性的習俗。

二、“禁火說”與“改火說”——官方的權威解釋

盡管介子推信仰在民間逐漸根深蒂固，但從後趙以“淫祀”為名試圖禁斷寒食節來看，這個在民間傳說中遭遇不公而死的愛國者顯然并不被統治者所推崇。是以，在隋代的杜公瞻否定了寒食節起源于“介子推說”，推出“禁火說”後，很快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和認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寒食節的“官方解釋”。

杜公瞻認為，首先，介子推割股救君、被焚而死的故事未見《史記》《左傳》記載，屬于民間傳說，并非信史。其次，如果介子推之死确鑿，寒食節的日期怎麼會一變再變，是以必然是“皆因流俗所傳”。第三，如果寒食節真的是春秋時期就有的祭日，為何在春秋到秦這麼長的曆史時期都不見載，直到兩漢才為人所知？杜還認為，春季禁火寒食實際上源于周制的禁火舊制，《周禮》記載的“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國中”才是寒食習俗的真正源頭。

不得不說，杜公瞻對“介子推說”的分析合理，質疑有力，是以當杜公瞻提出“禁火說”的時候，也很快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支援。唐朝統治者完全接受了“禁火說”，在動用官方力量予以進一步闡釋的同時，以法令的形式對寒食節的起源進行說明，并對習俗進行了規範，天寶十年三月，唐玄宗敕曰：

“《（周）禮》标納火之禁，《（論）語》有鑽燧之文，是以燮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以後，寒食并禁火三日。”

由此可見，唐朝統治者在認可并接受“禁火說”的基礎上，又援引儒家經典《論語》，将“改火說”并列為寒食節的源頭之一。“改火”即在經過一個周期後熄滅舊火，點燃新火，來預防疾病和災禍。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火焰崇拜觀念，廣泛存在于中國、希臘、羅馬等古代文明中，《論語》曰：

“鑽燧改火。”

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故曰“改火”。

在改火期間，不僅要使用特定的木材和生火方法，而且要使“新火”和“舊火”兩不相見，這就要求在熄火和生火之間間隔一個周期，而這個間隔周期，就是寒食節的來源。

“禁火說”和“改火說”在唐之後被曆代統治者所繼承，盡管介子推在宋代也得到了正式的冊封，成為了有“編制“的神靈，但“禁火說”和“改火說”的官方地位從未動搖。客觀地講，相比于民間盛行的“介子推說”，“禁火說”和“改火說”的可信程度要高得多，但邏輯漏洞和不合理之處也很多。那麼，為何皇朝統治階級在寒食節起源上無視民間根深蒂固的“介子推信仰”，堅持選擇“禁火說”和“改火說”呢？

三、君權至上——無法再被容忍的“消極反抗者”

實際上，底層百姓笃信和尊崇“介子推傳說”的原因，也恰恰正是至高無上的皇朝統治者不願意接受“介子推傳說”的原因，在傳說中，介子推忠君愛國，割股啖君，卻遭到國君不公正的待遇，于是以隐居山林消極反抗，不料竟遭國君放火燒山，最終導緻這個愛國者殉道式的悲劇結局。在這個過程中，介子推是愛國者、是英雄、是殉道者，而君主則是介子推之死的直接責任人。

在先秦時代，君臣之間的政治倫理基礎是契約，《論語》中：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那麼當“君無禮”的時候，臣自然也不必事之以忠。在“介子推傳說”中，盡管介子推隻是“消極反抗”，仍能看到這一政治倫理的影子。然而自秦漢以降，日益加強的君主專制使得君權日益強大，最終導緻這一政治倫理的瓦解和崩潰，唯我獨尊的專制君主連介子推這樣的“消極反抗者”也無法容忍了，而民間對其的信仰和尊崇，更被視為是一種消極的不滿情緒和隐藏的不穩定因素，統治階級和底層百姓對于寒食節起源認知的兩極分化背後，實際上是日益加強的專制之下，越來越不容質疑和冒犯的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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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

責編 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