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齡犯罪：為什麼孩子們正變得殘忍

青少年犯罪呈現出低齡化趨勢，孩子們手段殘忍，案件細節令人驚駭。過去幾年，每當有低齡重型犯罪出現，各國社會都會掀起針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讨論，如何治理青少年犯罪，已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

越發殘忍

14歲的艾登·富奇（Aiden Fucci）坐在警車的後座，将一隻手高舉在鏡頭前，比出“V”的手勢。

被警車帶走的當天，他将這張自拍釋出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并配上一行文字：“嘿夥計們，最近有人看到崔斯汀了嗎？”

圖 | 少年犯艾登在警車上自拍

同一天，一位美國市民在樹林中發現一具渾身是血的屍體，死者是13歲的中學少女崔斯汀·貝利（Tristyn Balley）。後續調查發現，兇手正是釋出自拍的少年艾登。2021年5月8日晚上，艾登将崔斯汀叫出門，在離她家400米外的小巷中瘋狂砍下114刀。

法醫鑒定發現，114處刀傷中，有49處刺傷位于崔斯汀的手臂、胳膊等處，認定為防禦傷。這意味着崔斯汀一直堅持反抗到最後一刻。艾登用于殺死崔斯汀的獵刀尖端，折斷在她的頭皮中。

警方認為，艾登停在第114刀的唯一原因，是刀壞了。

經調查，聖約翰斯縣法官史密斯（Lee Smith）發現，艾登對此案有高度預謀，且犯案并非因為争執或複仇，“他的謀殺似乎沒動機，也沒有其它原因，隻是為了滿足自己内心的渴望，想體驗殺人的感受。”

殺害貝利後，艾登假裝不知情，并在社交平台上詢問貝利的去向。起初，警方也将其作為證人問詢，直到發現證據，才改以謀殺罪逮捕艾登。警察在搜查艾登的卧室時，發現有崔斯汀血迹的衣服碎片，此外還有一張艾登的畫作：畫中的女孩四肢被切斷。此前，艾登曾向同學說過他關于暴力和謀殺的幻想。

挑釁的自拍、案件細節的殘忍迅速引爆了美國社會輿論。然而，根據2021年美國佛洛裡達州的法律，14歲的艾登作為未成年人最多隻會在青少年監獄面臨7年監禁，21歲即可出獄。

“他應該被當作成年人判決。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為此沾沾自喜！”網民紛紛釋出類似評論。超過72萬美國網民簽署請願書，要求檢察官将艾登的指控更新為一級謀殺罪，作為成年人在普通法庭受審。

艾登的案件最終從青少年法庭轉移到成人法庭起訴。2023年3月24日，艾登被宣判為一級謀殺罪，判處最高刑期40年。該案檢察官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雖然對一個14歲未成年人提起一級謀殺罪的指控讓我很難受。但該案中的恐怖殘忍情節，讓我不難做出決定。”

圖 | 2023年3月24日，16歲的艾登在法院接受判決

近五年來，全球多國青少年犯罪數量激增，呈現出低齡化、暴力化的趨勢。英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2年英國持刀具或鋒利工具犯罪的案件數量達4.9萬件，其中近五分之一犯罪人員為10到17歲未成年人，比過往顯著增多。德國媒體也發現，2022年德國的犯罪數量激增，扭轉了過去五年的下降趨勢，其中兒童青少年占比顯著增加：警方記錄了約9.3萬名14歲以下嫌疑人，相比2021年增加了35%。

被曝光出的案件，其特點之一就是手段極其殘忍。2022年6月，德國15歲女學生阿納斯塔西娅被兩名同齡夥伴有預謀地掐死。2023年1月，德國下薩克森州文斯托夫市的14歲少年用石頭砸死同學。僅2個月後，北威州一位12歲女孩又被2名同齡人刺殺，身負多處刀傷。

2021年，日本山梨縣甲府市也發生一宗殺人縱火案。時年19歲的遠藤裕喜向學妹告白被拒，此後惱羞成怒。10月12日淩晨3點半，他侵入學妹家中，在一樓以斧頭、水果刀等先後殺死其父母，随後猛力攻擊其14歲妹妹的頭部。妹妹負傷沖上樓攜姐跳樓逃生，遠藤裕喜則用打火機油放火燒屋。

當時的日本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為14歲，但成年标準為20歲。也就是說，遠藤裕喜仍會被定為未成年人，受到日本《少年法》的保護。2022年，日本修改《民法》将成年年齡下調至18歲，修訂《少年法》将18-19歲少年犯列為“特定少年”，适用成年犯的最低量刑。

是以，遠藤裕喜成為了修例以來，首位被判處死刑的“特定少年”。為應對暴力犯罪的低齡化，以及越來越殘忍的未成年犯罪行為，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考慮或已立法将刑事責任的年齡調低，以震懾正在蔓延開來的低齡犯罪行為。

2024年1月18日，甲府地方法院對遠藤裕喜判處死刑。主審法官三上淳指出：“這是一宗基于極端惡意和強烈殺人意圖的殘忍犯罪。犯罪計劃周密，動機以自我為中心且不合理。他也沒有向死者家屬真誠道歉。”

法院認定，遠藤刑事責任嚴重，改過自新可能性低，年齡不足以構成他逃避死刑的理由。

刑罰困境

從犯罪學視角來看，青少年犯罪一直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與成年人犯罪相區分。大多數國家都将少年犯納入少年司法系統審判，差別于刑事司法系統。日本現代采用的《少年法》從1949年開始實行，也在保護優先主義的理念下制定，相較于懲罰，更看重對少年犯的矯正、教育與援助。

刑事責任年齡的設定，基于兒童青少年保護的基本邏輯。這種理念最早追溯至公元6世紀，羅馬的《查士丁尼法典》第一次提出“兒童不可能預謀犯罪”的原則，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天生的壞兒童，也沒有不可挽救的兒童。這一原則沿用至今，成為影響各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思想。以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例，樂觀主義者們認為，隻要社會制度不斷革新，人性就會趨于完美，因而對未成年人的司法政策以教育改造為主，即便有刑事處罰，也比成年人輕得多。

“青少年犯還隻是個孩子，應當給予重生機會”，這樣的理念也正在受到挑戰。在日本，“少年犯罪被害當事人協會”創辦者武瑠璃子指出，日本《少年法》過于着重對少年犯的保護，卻忽略了被害者的公平與正義。許多犯罪少年最後沒有履行民事賠償。犯罪者有沒有真正忏悔？感化得到什麼結果？被害家庭都無法知道。她質疑，司法制度隻保障了少年犯的重生機會，卻把被害者與家人的終生痛苦留在原地。

可在現實中，越發殘忍的青少年犯罪又反過來讓人們開始懷疑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有效性。在1997年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又稱酒鬼薔薇聖鬥事件）中，時年14歲的少年半年内連續襲擊兒童，殺死2人，重傷3人。受此事件的震撼，2000年日本國會将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降低至14歲。然而2004年，一起11歲少女殺死同班女生的案件又震動日本社會。

人們開始迷惑，難道每次遇上惡性案件，社會就要下調刑責年齡？

過去幾年，每當有低齡重型犯罪出現，各國都會掀起一波針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讨論。目前，全球近百個國家将刑事責任年齡定在12至13歲，如荷蘭、法國、土耳其等。日本、德國等40多個國家定為14歲，英國為10歲，瑞士、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為7歲。在美國，甚至有35個州沒有入刑年齡限制。也就是說，這些地區任何年齡的兒童都可能被判刑，擔負刑事責任。

秉持現實主義理念的英美法系，面對越發低齡、惡性的未成年犯罪，則有加重刑罰的趨勢。英美法系中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Malice Supplies The Age）在近年諸多判例中被廣泛運用。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由英國律師布雷克司頓（William Blackstone）在《英國法釋義》書中首次提出，他認為：“刑事責任能力的有無在很大程度上受該兒童的了解力和判斷力所左右，一個11歲的兒童，也可以像一個14歲的少年一樣狡猾。”是以，面臨未成年犯罪，如果控方能提供相應證據證明該未成年人在實施行為時具有明确惡意，即可補足刑事責任年齡，追究刑事責任。

根據此原則，英國曾判處兩名10歲男童8年監禁，這是其現代曆史上年齡最小的殺人犯。在如今的美國，大多數州通過社會服務、少年監禁和替代教育等幹預犯罪的青少年們，同時幾乎所有州也規定，在罪行嚴重、罪犯清楚了解罪行含義、有前科等條件下，少年犯可被視為成年人進行審判。

此項程式從90年代開始嚴格執行，至2016年，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因重度暴力被捕的未成年人數相比90年代下降了55%。在針對性的刑罰外，各國也開始嘗試在社會層面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幹預。

巴西裡約熱内盧的貧民窟充斥着幫派暴力和販毒，被稱為罪惡天堂。尤其令人驚駭的是，犯罪者中有着相當數量的未成年人。有媒體曾拜訪過裡約熱内盧的一所青少年監獄，接受采訪的裡卡多僅有15歲。他面孔稚嫩，卻有一種超越年齡的冷酷。裡卡多說，自己9歲就加入當地的黑幫組織，10歲開始在街頭幫人帶毒品。11歲時的那次殺人，是為了處決一個幫派中的叛徒，扣動扳機前，他剛吸食了可卡因。

許多少年犯罪背後都有其社會土壤。巴西各路黑幫的頭目都知道，兒童和青少年閱曆不深容易控制，更重要的是，即便被警察抓住，他們也能很快被釋放。青少年之惡在社會的鼓舞下放大，成為幫派可以利用的工具。為降低孩子們的犯罪可能，政府組織以及社會公益組織也在嘗試改造淨化犯罪的土壤，對未成年成長的社會環境進行幹預。

裡約熱内盧的卡通比貧民窟坐落着一座有看台的專業戶外球場，包含4個大小不同的室内外場地。2014年，一個NGO組織的足球教練阿爾貝托向記者介紹，他的組織正在免費培養當地的貧困青少年踢球，當地這樣的組織還有很多。阿爾貝托自己訓練着4名孩子，都在7歲左右。

巴西的貧民窟幫派與毒販盛行，很多孩子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非法勾當吸引。對足球的熱愛刻在每一個巴西人的骨子裡，是以，當地想到利用足球同犯罪争奪孩子。在這些社群足球場，孩子們可以免費學習足球技巧，甚至會進行社群間比賽。在這些社群足球場作為教練的志願者，也有一些是過去的幫派分子甚至是服刑結束的毒販。他們現身說法，進而影響少年們對世界的認識。

“貧民窟的孩子，他們深信着，這個世界帶給他們唯一的平等，就是他們站在球場上不斷取勝的那一刻。”教練阿爾貝托說。足球給貧困少年們帶來了重大改變。這些孩子隻要踢得好，就有機會在13歲後進入職業俱樂部，解決溫飽，甚至改變家庭命運。

一部以巴西社群足球場為題材的紀錄片《Pelada：貧民窟足球》，曾在巴西及國際社會引發反響。許多人發現，除加大對少年犯的懲處外，還應從根本上幹預社會。當毒販、黑幫和少年們都有了别的去處，當社會邊緣的人們也能摸到生活的出路，根植于人性的惡之基因，也能在希望裡被沖淡。

贖罪的缺失

2024年3月14日在美國密歇根州奧克蘭縣法院，47歲的詹姆斯·克倫布利（James Crumbley）被判犯有四項過失殺人罪，面臨最高15年監禁。殺人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兒子伊桑·克倫布利（Ethan Crumbley）。一個月前，孩子母親、45歲的詹妮弗·克倫布利（Jennifer Crumbley）被判同樣罪名。

兩年多前，夫婦倆的15歲兒子伊桑在底特律市郊的牛津高中開槍，殺死了4名學生，打傷7人。“詹姆斯·克倫布利并非因他兒子的所為而受審，而是因他自己的行為和不作為而受審。”檢察官麥克唐納（Karen McDonald）說。

槍擊發生當天早上，伊桑的父母克倫布利夫婦就被叫到學校，讨論兒子寫下的文字。輔導員拿出伊桑的數學作業紙，槍、子彈的圖畫清晰呈現，“救救我”“到處都是血”等文字四處散落，令人不安。輔導員對父母說，建議他們立即将兒子帶出學校接受心理健康治療。二人隻冷淡地表示自己很忙。“我們得去工作了。”母親說。

圖 | 少年伊桑在槍擊案當天的幾何作業紙

伊桑繼續回到課堂上課。在前一天的日記中，他抱怨自己腦子裡有一種聲音越來越大，父親卻拒絕帶他去看醫生，“明天就要開槍了。我可以使用槍支和彈藥。我将被判終身監禁，而很多人的生命隻剩下一天了。”少年寫下這樣的自我預言。

就在父母離開約兩小時後，伊桑從背包裡掏出了槍。

檢察官麥克唐納說，如果父母聽從輔導員的建議，如果父母更關注兒子的心理，甚至，如果父母花10秒鐘将這把槍鎖好，槍擊事件都本可以避免。她從法庭桌上拿起兇器，将鋼纜鎖插入槍中，證明其隻需要10秒鐘。

“詹姆斯·克魯布利有最簡單、最明顯的機會來阻止這四名學生的死亡，但他什麼也沒做……他什麼也沒做，一遍又一遍。”麥克唐納說。陪審團認同了檢察官的意見：克倫布利夫婦自己沒有開槍，卻對四條生命的隕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失責就是加害。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校園槍擊案兇手的父母提起刑事訴訟。此前，針對未成年犯罪，美國也通常會指令加害者一方賠償受害方巨額費用，除了醫療和訴訟費用外，還包括工資損失、精神賠償金等。在不少判決中，加害者的父母都承擔了高額賠償，在物質上盡量對受害家庭提供支撐。

可即使是父母代償罪惡，付給再多賠償，也無法消弭未成年人犯罪帶給受害家庭的痛楚。甚至，這種痛楚會因為少年犯們對罪惡的輕視，造成新的更深重的傷害。犯罪主體免于承擔或者較少承擔罪惡，使得罪惡難以從根本上清贖和預防。刑罰的從輕，使得一些少年犯對自己所犯罪行缺乏認識，進而輕蔑受害者及其家庭。這撕裂了社會對于司法公正的共識。

1998年出生的喬丹（Jordan Klee）由母親單獨撫養長大，他性格外向，是所有人都喜歡的那種陽光少年。喬丹就讀于美國密歇根州先鋒高中，成績優秀，擅長運動。高三畢業後，他就将以橄榄球運動員的身份升入密歇根大學。2016年10月4日，在放學回家路上，17歲的喬丹被同齡的17歲少年丹特（Danta wright）殺害。丹特和兩個混混同行，看中喬丹身上帥氣的運動服和球鞋，對其實施搶劫，在連開數槍後帶着他的衣物和錢财離開。

主犯丹特在律師協同下立即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定，這意味着他将免于刑事處罰。2017年6月26日，案件在密歇根州沃什特爾法庭開審。受害少年喬丹的母親凱倫泣不成聲，隻能由其表妹代替宣讀控訴。

凱倫每晚做着同一個噩夢。夢中她聽見兒子的尖叫，驚醒過來才意識到，兒子真的死了。“這是我的噩夢，也是所有父母都不應該遇見的噩夢……我失去了唯一的兒子。我再也看不到他回家時的微笑，再也吃不到他給我買的冰淇淋，再也聽不到他唱的歌了。我們晚上一起看電影的快樂時光，也永遠不可能再有了。”喪子母親的控訴，讓法庭上所有人為之動容。

輪到丹特發言時，這位兇犯搓着手搖着頭，露出牙齒恣意地微笑，神色輕松地說：“我想告訴你們的是，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因為我愛我的家人。”

法官大衛被丹特的反應所激怒。在此前23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從未否定過少年犯的認罪協定，但這次他決定行使自己的裁量權：“今天，我看到你坐在那裡，微笑、搖頭，好像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決定不接受你的認罪協定，我要你接受審判。你的二審權利已經被剝奪，案件将進入陪審團審議階段，如果你的罪名成立，你将在監獄裡度過餘生。我認為，這才是我應該做的正确的事。”

圖 | 被殺害的17歲少年喬丹·克裡

在陪審團判定下，丹特最終被判處50年刑期。可正如喬丹的母親凱倫所說，丹特因其犯罪而入獄，作為受害者家屬的她，也會每天都生活在無形的牢獄中。有一天丹特還可能走出監獄，而作為死者母親的自己，卻将墜入永世的黑暗中難以掙脫。

“你還活着，但喬丹已經沒有未來了。”

- END -

撰文｜謝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