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逃債的年輕人
存錢是刻在我們國民骨子裡的能力，但如何面對債務，在新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明顯還沒有準備。他們中的有些人，不情願面對欠下的債務，準備一逃了之。
避債而逃
春節前，經過幾番催促，發小收到了佘傑的短信。佘傑說，自己跟公司申請了外派到印尼做項目的工作，希望本份工作能盡快把欠對方的錢還上。
這不多見。大多數時候，打給佘傑的電話會在久久等待後無人接起，短信也基本不回。但催債就是這麼回事，債主不能停止催促，否則借出去的錢就會杳無音訊。
過去3年，發小通過定時的催促，才勉強追回了借款中的一萬多元，更多時候，他隻能在催促中等待。
外派印尼是佘傑的謊言。年關底下，佘傑希望對方能是以感受到他有要還錢的心意，暫緩催收的急切舉動。但實際上，這些都是假象。他沒錢，也不想還錢。求饒往往是他裝出來的嘴臉，一旦放下電話，佘傑便躺在沙發上，繼續像個沒事人一樣，憨吃憨睡。
1989年出生在上海的佘傑，目前單身。他的主業是在上海當地一家電子科技企業當銷售，副業則是掮客——他喜歡做無本生意，倒賣過軟體項目和建築施工項目，也做過一陣子KTV訂包廂的生意。用老上海人的話來說，他是專業打樁模子。2018年之前，佘傑有自己的公司，每個月靠着幫保險公司舉辦教育訓練會議，能賺上三五萬元。
這個在親朋眼中很會折騰生意的男人，實際上債務纏身。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期間，他下重注賭球，虧光了所有錢。佘傑沒讓太多人知道，想着靠工作翻身。一開始他的欠債不超過20萬元，後來因為急切想翻身，錯誤地把希望寄托在賭球上，結果，一注注賭注沒讓他清空借貸，反而讓欠款翻倍。
除了親友借款之外，佘傑至今還有近50萬元的網貸和信用卡欠款，加起來負債70萬左右。至少到現在，他沒打算償還這些欠款，而是想方設法躲避前來催收的債主或催收員，把這糟糕的局面應付過去。
發小的錢，也是在那之後欠下的。2021年，面對翻倍的債務，佘傑向當時在澳洲留學的發小求救。那時候，佘傑的發小手裡隻有3萬多元人民币，準備交房租用。佘傑沒管發小租不租房的事，都要了過來，承諾兩天後就還錢。事實就是，借完錢他就“消失”了。兩天後見佘傑沒有還錢的動靜，發小撥打他的電話，發現他已經銷聲匿迹。
事情鬧大了，兩人許多共同的朋友都知道這件事，佘傑想辦法躲到了蘇州，在一個不明内情的朋友家中躲避。一周後，迫于壓力，佘傑主動給發小打去電話。他說謊解釋，自己在出差中遭遇疫情管控，手機被從業人員收了上去，以至于沒辦法和發小聯系。發小當然也看出佘傑在說謊，幾乎每隔兩天給佘傑發短信、打電話。
一開始，佘傑承諾，自己可以分期還，後來趁發小沒留意，分期還錢的事也不了了之了。發小繼續催促，被盯煩了，佘傑躲了起來，不接電話、不作回應。還是躲不過，佘傑在電話裡對發小哽咽說真的還不起：“要有錢肯定還，真的不行就算賣房也會把錢還上。”
使完苦肉計，佘傑開始賣情分。他和發小說，自己幾年前還用信用卡借錢，就為了幫發小買電腦，這樣為他付出過的人，難道會是欠債不還的人嗎。他希望發小看在過往自己幫助過他的份上，不要步步緊逼。
因為決心避債，佘傑3萬元的欠款欠了3年，如今還剩下一多半沒還。催佘傑還債就像擠牙膏，迫切地催促、直到佘傑避無可避，才可能讓他吐出一點點還款，稍不注意，人就溜走找不着了。
有人問過佘傑，這般欠錢躲賬的姿态，難道不怕發小報警或去法院提告嗎？佘傑卻說，自己很了解發小的性情如何，加上發小剛回國，忙着找工作，比起一萬多元的欠款，佘傑相信發小會把更多精力放在其它重要的事情上。不面對，是佘傑處理這筆欠債的方式。
周旋
佘傑害怕聽到手機的嗡鳴聲。多年來，他因欠債四處躲避，每一次手機嗡鳴，就很可能接進了一通催債的電話。
發小不是佘傑唯一要躲避的債主。佘傑要應對的，還有機構債主雇傭來的大量催收員。
2024年春節後，催收機構仍在想辦法要回佘傑欠的錢。聯系不上下決心避走的佘傑，他們把催賬的資訊發到了佘傑的朋友那兒。那幾天，接連有朋友給佘傑發自己收到催收短信的消息詢問怎麼回事。佘傑逐個應付說“不是我”“亂發的”。
找不到當事人，催收者就會着手瞄準負債者的社會關系。這些年，佘傑想了個損招——隻要有人問，他就宣稱是因為身份證被盜用。為了證明真實性，他聲稱已經報案，如果對方不信，他還會變出一張挂失身份證的回執。
過去這些年，佘傑說了過多諸如此類的謊言，以至于在某幾個瞬間，他曾産生過一個怪異的錯覺——我真的沒有欠錢。
不願直面債務，賴賬在佘傑這已經發展成一套周旋的技巧。他會用“戰争”這個詞來形容這些年和各類催收公司周旋的過程。
2021年年末，佘傑開始陷入債務逾期中，信用卡被停用，支付寶賬戶一有錢流入立刻會自動被劃走還債。很快，不同網貸公司雇傭的催收員，開始用電話和短信找過來。
最初的幾通電話，催收員語氣溫和好言相勸。他們讓佘傑一點點還，實在不行還能協商利息和手續費。就這麼催了幾個月，佘傑都以置之不理“回應”。眼見佘傑沒反應，催收者再打過來，就直接報出佘傑的家庭住址和一些常用聯系人。他們“威脅”着告訴佘傑，如果再不還款，就讓佘傑在朋友圈裡混不下去。
佘傑準備好了那個身份證被盜用的謊言。靠着這招，佘傑在2022年成功騙過了很多人，甚至有些得意，在一些負債者聚集的群裡分享經驗。
2022年9月，一家催收機構找到了佘傑的工作郵箱賬号，順着字尾中和公司英文名有關的資訊，他們找到了佘傑機關的位址和電話，把催收的信函寄到了公司門口。
直到公司HR找了過來，佘傑才意識到這件事。電話裡，HR向他确認了好幾次，有沒有用公司的名義借款，還問了他具體的欠款金額。佘傑了解HR的擔憂：“說到底，還是擔心事情擴散，尤其是害怕員工欠款的資訊發到各種客戶那邊，影響公司形象。”最後，HR要求佘傑寫一封郵件，承諾欠款與公司無關，并且在文中注明在職時間與離職時間。這些他都照做了。
那次交涉之後，佘傑主動還款一千多元，他希望借此表達自己的還款意願，并向借款機構表示願意定期還款，隻要對方答應協商利息。
這實際上是佘傑的緩兵之計。他真實的計劃，是通過釋放協商還款的信号，借機拖延，再換個手機号，讓對方無法再借一些社會關系找到自己，再次脫逃。
一開始，佘傑順利地換了手機号碼，發現還是有催收者能找到，于是，他想着借用他人的姓名辦理新号。趁着過節回家看爺爺，幫老人辦寬帶的時候，他找到了機會。在營業廳，他想到在辦理寬帶業務的間隙，以爺爺的名義辦個手機号給自己用。
彼時，因為留守老人身份證被冒用的案件時有發生，按規定，營業廳的從業人員再三和爺倆确認，是否要為老人開通号碼。不待爺爺說話，佘傑就搶先回複，為了避免被從業人員懷疑，手機的套餐也是最便宜的，隻能通話，連流量也沒要。辦卡要簽字，一次、二次，老人家用不慣電子筆，佘傑有些心急，就握着爺爺的手，在螢幕上比劃着簽字。這一招，短暫地幫佘傑躲避過一些催收者。
催收者對佘傑的追逐，持續至今已3年有餘。期間，佘傑正常的生活，也被他的躲債行為逐漸摧毀。
2023年年中，度過疫情頻繁封控的階段，開始有人冒充銀行從業人員聯系他的母親，告訴她，如果佘傑再不還款，就會強制拍賣他的房産。還有人上門聲稱是佘傑的朋友，說佘傑欠了近百萬的外債。
隔空催款不成，催收員走到了和佘傑面對面博弈的地步。2023年10月，一名催收員找到了佘傑家居住地的居委會，假借要送一封信函給佘傑但不知道具體位址，把佘傑欠債的事透給了居委會的人。
居委會的從業人員一聽要上法院，也沒問對方身份，徑直帶着人來到佘傑家門口。
打開門的佘傑先是吃驚，然後生起了憤怒。他清楚，催收方知道他的具體住址，跑到居委會，無非是為了讓人知道身邊有這麼一個“老賴”的存在。在這樣的一個老小區裡，住的大多數人都互相熟識，有的叔叔阿姨他自小就認識。這麼一鬧，無非要讓他在社群裡“社死”。
以往，鄰裡間上下樓都會點頭緻意。那天一鬧，樓上、樓下的鄰居都來到走道裡看着。眼見着在社群裡的形象都毀了，佘傑和催收吵了起來。還是那些話，“我沒錢，逼我逼死了怎麼辦？”
至少在鄰居們的眼裡，佘傑自小是個又乖又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離異，從國中開始就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鄰居們互相照應，佘傑嘴甜，給他們留下的印象都很好。是以，當佘傑破口大罵的時候，鄰居們訝異于他還有這麼一面。
一地雞毛之後，佘傑都不記得自己到底說了什麼。等人散了，他就呆呆地關上了門，從冰箱裡開了一瓶可樂，回到房間的那張單人沙發上。
剛一坐下，電話響起。剛才那位催收員的聲音出現：“快點想辦法把錢還上，不然，隔幾天就來家裡，你也不好過對吧。”
“嗯，知道了。”佘傑記得自己挂電話的時候很平靜，他像一塊滾刀肉，覺得既然在街坊鄰居心中的形象已經坍塌，那對方再多來幾次，他也不在意了。
母親知道了這些事之後，不停地質問他，佘傑最後索性搬離了母親的住處。如果條件允許，佘傑想要逃離上海，到外地隐姓埋名來逃脫債務。之前做會務服務時，他對東南亞很熟悉，那裡物價低，适合生活。隻是，出國也需要錢，算來算去，佘傑最終還是放棄了。欠款的利息在增多、催收員變着花樣來騷擾他，佘傑在這場愈演愈烈的攻防戰中沒有任何勝算。
拒絕面對
佘傑并非個案。
河南的喬麓也陷入了催收攻防戰。喬麓從小偏科，上了中專後到了江蘇做廚師。因為過度消費，他背上12萬左右的欠款。喬麓不願直面這筆債務，從江蘇躲到了大連，又從大連折返來到天津。
2019年末，那時候的催收并不規範，喬麓的債權被不斷轉賣，最後引得了幾位催收員上門。喬麓和他們發生了一些口角，四個人動了手，事情還鬧到了警局。
喬麓說，正是那次暴力催收後，他就再沒有想過還錢。和催收者周旋時，即使說着希望對方幫忙寬限還款時間的話，也是為了暫時躲避還款。
2020年8月前後，國家對于各類借貸，尤其是網貸高額的利息出台了整治政策。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釋出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将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從原來的24%-36%，調整為15.4%。
在那前後，喬麓加入了一些負債者的群。
欠債的年輕人，大緻可以分為努力求上岸的，和下決心逃債的。2021年3月前後，社交媒體上掀起了一波被稱為“上岸”的活動，“上岸”指的是還清債務，這股風潮在當時吸引了不少人的加入，許多人也開始在網上分享他們在過度消費和借貸方面的經曆及悔恨。他們都希望，一切能重來該多好。
在微網誌和小紅書上，不少負債者發出自己剪碎的信用卡的圖檔以及登出花呗、借呗的截圖。一些人介紹他們的上岸經驗，包括通過減少日常開支和避免不必要的購物來努力還清債務。
群裡，負債者們每天的日常便是分享自己如何應對催收。大部分人在讨論如何面對債務，以及怎樣找到合适的零工，打工還錢。
但是，不願面對債務，下決心逃債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說，不行就人間消失，找個地方躲起來。
還有不少負債者寄希望于自己的借貸憑空消失。他們以政策為指針，覺得自己借的網貸利息過高，屬于非法借貸，以此要求網貸公司取消利息。還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平台會因為政策而被查封，他們覺得，隻要平台一關，欠下的貸款也就一筆勾銷了。
喬麓就是這麼想的。
在負債消失之前，他打算先找份工作躲避，就在群裡開了口，問哪裡有好賺錢的路子——這也是群裡時常發生的對話。很快有人發了一個所謂的催收的客服崗位，薪資6千，有周末。喬麓就這樣成為了一名催收員。
作為一名決心逃債的人，喬麓當催收員有着天然優勢。
他熟悉大多數負債者的心理。催收時，喬麓總結過一個邏輯，超過30歲以上的負債者，如果是單身，既然選擇了躲債，那麼還款的機率不高，他會放棄。但如果對方30歲已婚，他會想盡辦法要到家人的聯系方式。喬麓說，這樣的人，家裡多少是有錢的，隻要不遺餘力地打電話，發信函，一定能夠要到欠款。況且，在當下的就業環境下，一旦欠款的事情鬧大，影響了工作，得不償失。
2022年至今，喬麓的身份一分為二。他是在電話裡語氣強硬的催收員，也是在上班過程中躲到廁所裡接催收電話，假意哀求拖延還款的負債者。
無法重來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普惠金融司司長郭武平曾在2020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金融科技公司對借款人過度授信，使得低收入群體和年輕人深陷債務陷阱。同年8月，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曾公開表示，網貸平台“還有借出的8000多億元沒有回收”。
與之相伴的是，不少金融機構打着“自由自在消費”的口号吸引着人們超前消費，比如“熱愛的不能省”。
在超前消費的引誘下，很多年輕人前赴後繼地加入網貸，無力償還。他們中有很多人，原本是承載着父母的驕傲和希望、走出縣城的“明日之星”，但現在，那之後走上了朋友厭棄、辍學出走、打工還債的負債迷途。
佘傑的命運被負債所改變了。對于債務一逃了之，過去三年，這不僅沒幫佘傑重新偷得一副好日子，反而幫助他摧毀了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人際交往。
他借網貸的時候，曾同意過第三方檢視通訊錄的授權确認碼。朋友們不管知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都有機會因為收到催收資訊猜到他的秘密。
更大的代價在後面，佘傑曾在負債者的群裡訴苦，“催收弄得我工作都難保。我都打算慢慢還了，現在臉都丢盡了。”他的訴苦裡，也摻着掩耳盜鈴式的自我美化。
佘傑的母親也頂不住這種壓力。2024年年初，佘傑的母親不願承受鄰裡異樣的目光，也為了阻止兒子的人生毀滅的程序，她召集了幾位親友想辦法。在聚會現場，她提出自己做擔保，讓佘傑向親戚借現金：“不然他的下半輩子就毀了，不能做人，連出門坐火車都困難。”
佘傑本不願意借錢還債，那一趟，更多是母親在嘗試解決她所面對的壓力。最後，由母親出面協調，家裡人聯合幫佘傑還了40多萬元網貸。至于信用卡，他還得自己解決。
2024年2月9日，除夕當天上午，佘傑給最要好的朋友發去了一句新年快樂，原想着能夠約出來一個吃個宵夜，結果等到了中午，對方才回了個表情包，婉拒了他的邀約。4年之前，倆人幾乎一有空就聚頭，周末更是粘在一起。
一切都不一樣了。
那天，佘傑一個人看了一場電影。散場後，他散步到闵行百聯附近的高架橋。與平日裡繁華的上海不同，從高架橋向下看，車稀稀落落的，地鐵站邊的店鋪不少都拉上了卷簾門。
橋上，佘傑遇到了一個流浪漢，他看着佘傑，寄希望于他能慷慨解囊，嘴裡冒出一句：新年快樂。而後送上了一個支付寶的收款碼。
佘傑躲開了。一來，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可快樂的。再則，收款碼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境況，他的支付寶因為欠款逾期，已被停用很久了。
佘傑不是沒後悔過。他曾在欠款尚未到達頂點時嘗試過刹車，但最後還是跳進了那個無法回頭的漩渦裡。
佘傑說，那個圈子就是那樣，大家都在賭一個紅利的到來，有些人運氣好等到了，而自己則是運氣不好。他還是用賭球的邏輯來解釋，“有人在那個階段發了财。”
2022年的世界杯，如果不是佘傑已經負債累累，他說自己還是會忍不住賭一把。佘傑多少美化了自己，他提出的理由是，路已經不能回頭，那就盡力博一把。
“你看過繁花沒有，寶總就是這樣的人。”
*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資訊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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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一欣
編輯｜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