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一天三頓酒，經常大中午才起，老婆孩子過年躲在縣城不回來 

齊燕 |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講師

一、沒有團聚的一家人

過年回家的時候，想去堂姐家串門，便問母親堂姐和伯母有沒有回來。母親告訴我，今年伯母、堂姐和堂哥都沒有回來，看樣子是不會回家過除夕了。既然堂姐不在家，我便打消了去串門的念頭。

聽到伯母和堂姐、堂哥不回老家過年的消息，我反而覺得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回家，伯母、堂姐和堂哥在縣城可以過一個舒心的春節，若回家面對喝酒成瘾的伯父，可能就要過一個吵架和生氣的春節了。

我也不知道伯父的喝酒成瘾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是自從伯父沉迷喝酒後，家庭關系就開始緊張，以至于走到了現在的狀況。

我印象中伯父以前是一位非常注重個人形象，會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潔利落的人，也是一位對孩子非常關心的父親。高中的時候，我和堂姐在同一所高中讀書，堂姐高我一級，我和堂姐經常相約一起坐車上學。每次堂姐離家，伯父都會給堂姐準備一點自己做的菜，是一位十分貼心的父親。

大伯家的變化發生在堂姐讀大學的時候。堂姐還有一個親哥哥，就是我的堂哥。堂哥幾個月的時候感冒，因為醫生用藥不當導緻耳朵聾了。因為聽不見後來也就沒有辦法學習說話，長大後堂哥成了聾啞人。堂哥雖然聾啞，但是在特殊教育學校接受了完整的中國小教育，并上了大學。堂哥畢業後一直勤勤懇懇打工，完全具有養活自己的能力。堂哥大堂姐兩三歲，當堂哥進入适婚年齡的時候，伯父伯母開始操心堂哥的婚姻大事。當時伯母家并沒有多少積蓄，伯母借遍了自己娘家的兄弟姐妹，花了十多萬，在村裡建立了一棟房子，作為給堂哥結婚預備的新房。房子建成的時候，也正是堂姐讀大學期間。

房子建成後，家裡欠了十多萬的債務，伯母壓力非常大，和伯父商量外出打工還債，伯父不願意外出，伯母就自己外出了。伯母受教育水準不高，外出打工做的也是非常辛苦的體力活，如在醫院、酒店等地方做保潔等等。靠着吃苦耐勞和省吃儉用，伯母花了幾年時間把建房時欠下的債慢慢還完了。

堂姐大學畢業後回到老家縣城工作。一開始工資非常低，好在公司提供食宿，縣城物價也不高，堂姐也慢慢開始攢下一些積蓄。這一時期堂哥也在縣城一家工廠上班，工作認真踏實，公司提供住宿，堂哥也能攢下一些錢。這一時期伯母仍然在外地打工。

伯母不在身邊，堂姐就承擔起了關心堂哥的責任。托人幫助給堂哥介紹對象，帶着堂哥去相親等等。看到青年人結婚買房成為一種趨勢後，堂姐就開始打聽縣城的房源，想到在縣城給堂哥買一套房子，這樣增加堂哥成婚的機會。當打聽到一處價格還不錯的二房間後，堂姐果斷聯系伯母，堂姐、堂哥和伯母三個人的積蓄湊在一起付了房子首付。買房到現在已經至少七八年的時間，現在房子貸款都已經還完了。伯母也在前幾年從外地回來，到縣城打工。現在堂哥、堂姐和伯母就住在縣城的房子裡。

這段時間伯父在哪裡呢？伯母外出務工後，伯父在家從事農業生産，春天種韭菜，夏秋收拾果園。韭菜地和果園面積都不大，伯父一個人做也能做完。但伯父原來就有每天喝點酒的習慣。伯母在家的時候會通過唠叨限制一點。伯母外出務工後，沒有人限制管着，伯父一天喝三頓，喝醉成為常事，經常大中午才起床，做點飯喝點酒再去地裡幹活，就已經下午了。老家農村有句話“人勤地不懶”，意思是人勤快了，土地上的産量就會高。伯父這樣的狀态，土地的産量也不好。不管是韭菜，還是蘋果的品相也不好，影響了出售的價格。如此一來，伯父從事農業生産也很難擷取可觀的收入。又由于抽煙喝酒，也很難積攢下多少錢。即便如此，伯父也不願意外出，并堅持到現在。

二、家庭發展壓力與家庭危機

在我的老家，村莊裡的男性每頓飯都喝點酒貌似是普遍情況。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曾祖父一輩、爺爺輩，每頓飯必喝幾盅酒，而我的曾祖母、奶奶她們不僅不會勸阻，甚至還會給他們專門準備下酒菜。但是到了我的父輩這一代人，情況就開始發生了變化。這一代男性在結婚後沿襲了每頓飯喝點酒的慣習，但是這一慣習在家庭中不再具有了合法性，每到酒盅端起來的時候，便是家中的妻子開始批判丈夫喝酒的時候。說得多了，便會引發争吵，為了不吵架，慢慢地，很多男性也就改掉了每頓必喝酒的慣習，幾天喝一次，或者隻有過年過節才喝點。丈夫不喝酒了，家庭争吵減少很多。沒有改掉喝酒慣習的丈夫，甚至喝酒越來越成瘾的已婚男性，家庭則會面臨嚴重的關系危機。

之是以出現這樣的變化，與我的父輩所處的時代和家庭發展壓力有很大關系。我是90後，我的曾祖父輩是20世紀的20後左右，我的爺爺輩是20世紀的30後、40後，這兩代人的青年、壯年到老年都是在農村度過。這兩代人結婚成家後家庭發展壓力就是撫育子女、并幫助子女成婚。也就是我們說得簡單家庭再生産的任務。這兩代人的青年、壯年時期，我的家鄉也一直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生産是最主要的生計模式，也是擷取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農業生産的特點是季節性和天時性，每種作物都有特定的農忙時節，在農忙時節還有特定的農時時間。比如夏天農忙的季節，一天最忙的時間有兩個，一是天剛蒙蒙亮到中午十點多，一是下午四五點到七八點，因為這是一天中溫度相對比較低一些的時間，農作物也不會被曬得發燙，去地裡進行農業勞動，不容易中暑，也不會傷到農作物。農業的這種季節性和天時性的特點，使得農民會有大量的農閑時間。農村男性在一天的農閑時間喝點酒但不喝醉，倒頭睡一覺，并不影響起床後繼續幹農活。家裡的妻子們也就不會對喝酒的事情進行幹預。

到了我的父輩這一代人，也就是60後前後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成家之後面臨的家庭生計模式、家庭再生産任務和家庭發展壓力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80年代的時候，老家鄉鎮興建了很多鄉鎮企業，從小磚廠到各類塑膠加工廠都有，到了90年代，村莊裡開始種植經濟作物桑樹，養蠶賣蠶繭成為當地農村家庭非常重要的副業收入。這一時期的家計模式是“半耕半副”的模式。除了傳統的糧食作物種植之外，家庭成員還會從事副業，男性在農忙之餘去磚廠打工，女性則是在非種糧季節養蠶。磚廠裡的活非常辛苦，也因為有一定的危險性而馬虎不得。是以如果男性白天喝酒睡大覺，就會影響工作。養蠶的體力勞動非常密集，特别是到了後期的十幾天，也需要男性參與到養蠶的勞動中去，如果男性喝酒睡覺，也會影響這一勞動。不管是工廠的勞動，還是養殖勞動，都與男性經常喝酒的慣習産生了沖突，在勞動沖突、家庭沖突和喝酒慣習中，部分男性做出了調整，改變喝酒慣習。

家庭再生産任務在這一代人身上也在發生變化，從原來的簡單家庭再生産向擴大化家庭再生産轉變。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開始時，在農村建一棟房子就可以幫助兒子成婚。但是到了第一個十年快結束的時候，在縣城買一套婚房越來越成為結婚的剛需。在農村建房需要花費十幾萬，在縣城買房首付也需要二三十萬。因為老家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嚴格，老家村莊裡也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純女戶家庭。這些家庭雖然不像有兒子的家庭那樣面臨必須買房的壓力，但也有為女兒積攢一些陪嫁的壓力。這一方面是老家曆來有給女兒準備嫁妝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自己老了需要女兒養老，就要在女兒成家時和婚後對女兒進行支援，而且是比傳統婚俗的支援力度更大。比如女兒結婚的時候，陪嫁一些錢，或者是承擔婚房裝修，或者是陪嫁車等等。

計劃生育政策也深深改變了老家農村的教育觀念。由于老家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較早且十分嚴格，自80後開始，當地家庭普遍是1~2個孩子。家庭對于子女教育十分重視，一改之前多子女時代向男孩傾斜性投資的做法，而是對男孩女孩一視同仁地投入。教育投入的效果顯現，并在村莊中形成正向回報，帶來村莊家庭在教育上的進一步重視和投入。教育自80後這一代人開始，就成為家庭的一項剛性開支。随着教育競争越來越激烈，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壓力也越來越大。

随着家庭再生産難度的逐漸增加和家庭發展壓力的加大。60後也不斷去調整家計模式。從八九十年代開始并延續到21世紀頭十年的“半工半副”，到第一個十年快結束的時候，開始變成了“半工半耕”（以務工收入為主，以農業收入為補充）。很多家庭開始長期外出務工（之前也有外出務工，但主要是冬季農閑的短暫外出務工。）。留在村莊裡的人，也以勞動密集型的經濟作物種植作物收入來源。有的家庭是夫妻一起長期外出務工；有的家庭是丈夫去外地務工，妻子在縣裡找個工廠或者家庭作坊打工，或者是找一些零工做。勞動密集型經濟作物種植，其勞動節奏不比在工廠小，需要終日去地裡幹活。在工廠打工或者做零工，也是遵循工業社會的時間節律。所有人的生活節奏都要按照這套節律來安排。

在這樣的生産節律和生活節律下，喝酒慣習就成為一項非常嚴重的“陋習”。因為喝酒會影響工作，會耽誤事情，也容易引發交通事故。這些都不利于家庭的經濟積累，會拖慢家庭再生産任務完成的進度，會影響家庭發展。不僅女性認為喝酒是陋習，村莊裡的男性也不再把喝酒慣習視為一種展現男性氣概的事情了，也将其視為一種“陋習”。男性并沒有戒掉喝酒，但是控制了喝酒的頻率和喝酒的量，在親友聚會和逢年過節的時候小酌幾杯，但是不再像以前那樣經常喝得微醺或者喝得大醉。

而我的伯父作為60後，子女作為80後末尾出生的人，正是經曆當地農村家庭再生産任務變遷和家庭發展壓力增大的一代人。我的伯母、堂姐和堂哥都敏銳的發現了時代的變化，并不斷想辦法改變家庭生計模式，不斷強化家庭合力。如我的伯母在四五十歲的時候開始外出打工；想辦法積累成婚資源，如給堂哥在縣城買房；想辦法提升個人能力，積蓄收入，如伯母現在仍繼續在縣城打工，堂姐不斷考各種證書以提升自己。而我的伯父，由于行為上沿襲了他上一代男性的慣習，沒有調整自己以增強擷取經濟收入的能力，沒有融入到增強家庭合力的方向中去，與家庭成員關系緊張、産生家庭危機就成為必然發生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