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一天三顿酒，经常大中午才起，老婆孩子过年躲在县城不回来 

齐燕 |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

一、没有团聚的一家人

过年回家的时候，想去堂姐家串门，便问母亲堂姐和伯母有没有回来。母亲告诉我，今年伯母、堂姐和堂哥都没有回来，看样子是不会回家过除夕了。既然堂姐不在家，我便打消了去串门的念头。

听到伯母和堂姐、堂哥不回老家过年的消息，我反而觉得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回家，伯母、堂姐和堂哥在县城可以过一个舒心的春节，若回家面对喝酒成瘾的伯父，可能就要过一个吵架和生气的春节了。

我也不知道伯父的喝酒成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自从伯父沉迷喝酒后，家庭关系就开始紧张，以至于走到了现在的状况。

我印象中伯父以前是一位非常注重个人形象，会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利落的人，也是一位对孩子非常关心的父亲。高中的时候，我和堂姐在同一所高中读书，堂姐高我一级，我和堂姐经常相约一起坐车上学。每次堂姐离家，伯父都会给堂姐准备一点自己做的菜，是一位十分贴心的父亲。

大伯家的变化发生在堂姐读大学的时候。堂姐还有一个亲哥哥，就是我的堂哥。堂哥几个月的时候感冒，因为医生用药不当导致耳朵聋了。因为听不见后来也就没有办法学习说话，长大后堂哥成了聋哑人。堂哥虽然聋哑，但是在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了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并上了大学。堂哥毕业后一直勤勤恳恳打工，完全具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堂哥大堂姐两三岁，当堂哥进入适婚年龄的时候，伯父伯母开始操心堂哥的婚姻大事。当时伯母家并没有多少积蓄，伯母借遍了自己娘家的兄弟姐妹，花了十多万，在村里新建了一栋房子，作为给堂哥结婚预备的新房。房子建成的时候，也正是堂姐读大学期间。

房子建成后，家里欠了十多万的债务，伯母压力非常大，和伯父商量外出打工还债，伯父不愿意外出，伯母就自己外出了。伯母受教育水平不高，外出打工做的也是非常辛苦的体力活，如在医院、酒店等地方做保洁等等。靠着吃苦耐劳和省吃俭用，伯母花了几年时间把建房时欠下的债慢慢还完了。

堂姐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县城工作。一开始工资非常低，好在公司提供食宿，县城物价也不高，堂姐也慢慢开始攒下一些积蓄。这一时期堂哥也在县城一家工厂上班，工作认真踏实，公司提供住宿，堂哥也能攒下一些钱。这一时期伯母仍然在外地打工。

伯母不在身边，堂姐就承担起了关心堂哥的责任。托人帮助给堂哥介绍对象，带着堂哥去相亲等等。看到青年人结婚买房成为一种趋势后，堂姐就开始打听县城的房源，想到在县城给堂哥买一套房子，这样增加堂哥成婚的机会。当打听到一处价格还不错的二居室后，堂姐果断联系伯母，堂姐、堂哥和伯母三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付了房子首付。买房到现在已经至少七八年的时间，现在房子贷款都已经还完了。伯母也在前几年从外地回来，到县城打工。现在堂哥、堂姐和伯母就住在县城的房子里。

这段时间伯父在哪里呢？伯母外出务工后，伯父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春天种韭菜，夏秋收拾果园。韭菜地和果园面积都不大，伯父一个人做也能做完。但伯父原来就有每天喝点酒的习惯。伯母在家的时候会通过唠叨约束一点。伯母外出务工后，没有人约束管着，伯父一天喝三顿，喝醉成为常事，经常大中午才起床，做点饭喝点酒再去地里干活，就已经下午了。老家农村有句话“人勤地不懒”，意思是人勤快了，土地上的产量就会高。伯父这样的状态，土地的产量也不好。不管是韭菜，还是苹果的品相也不好，影响了出售的价格。如此一来，伯父从事农业生产也很难获取可观的收入。又由于抽烟喝酒，也很难积攒下多少钱。即便如此，伯父也不愿意外出，并坚持到现在。

二、家庭发展压力与家庭危机

在我的老家，村庄里的男性每顿饭都喝点酒貌似是普遍情况。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曾祖父一辈、爷爷辈，每顿饭必喝几盅酒，而我的曾祖母、奶奶她们不仅不会劝阻，甚至还会给他们专门准备下酒菜。但是到了我的父辈这一代人，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代男性在结婚后沿袭了每顿饭喝点酒的惯习，但是这一惯习在家庭中不再具有了合法性，每到酒盅端起来的时候，便是家中的妻子开始批判丈夫喝酒的时候。说得多了，便会引发争吵，为了不吵架，慢慢地，很多男性也就改掉了每顿必喝酒的惯习，几天喝一次，或者只有过年过节才喝点。丈夫不喝酒了，家庭争吵减少很多。没有改掉喝酒惯习的丈夫，甚至喝酒越来越成瘾的已婚男性，家庭则会面临严重的关系危机。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与我的父辈所处的时代和家庭发展压力有很大关系。我是90后，我的曾祖父辈是20世纪的20后左右，我的爷爷辈是20世纪的30后、40后，这两代人的青年、壮年到老年都是在农村度过。这两代人结婚成家后家庭发展压力就是抚育子女、并帮助子女成婚。也就是我们说得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任务。这两代人的青年、壮年时期，我的家乡也一直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生计模式，也是获取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季节性和天时性，每种作物都有特定的农忙时节，在农忙时节还有特定的农时时间。比如夏天农忙的季节，一天最忙的时间有两个，一是天刚蒙蒙亮到中午十点多，一是下午四五点到七八点，因为这是一天中温度相对比较低一些的时间，农作物也不会被晒得发烫，去地里进行农业劳动，不容易中暑，也不会伤到农作物。农业的这种季节性和天时性的特点，使得农民会有大量的农闲时间。农村男性在一天的农闲时间喝点酒但不喝醉，倒头睡一觉，并不影响起床后继续干农活。家里的妻子们也就不会对喝酒的事情进行干预。

到了我的父辈这一代人，也就是60后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成家之后面临的家庭生计模式、家庭再生产任务和家庭发展压力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的时候，老家乡镇兴建了很多乡镇企业，从小砖厂到各类塑料加工厂都有，到了90年代，村庄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桑树，养蚕卖蚕茧成为当地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副业收入。这一时期的家计模式是“半耕半副”的模式。除了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之外，家庭成员还会从事副业，男性在农忙之余去砖厂打工，女性则是在非种粮季节养蚕。砖厂里的活非常辛苦，也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而马虎不得。所以如果男性白天喝酒睡大觉，就会影响工作。养蚕的体力劳动非常密集，特别是到了后期的十几天，也需要男性参与到养蚕的劳动中去，如果男性喝酒睡觉，也会影响这一劳动。不管是工厂的劳动，还是养殖劳动，都与男性经常喝酒的惯习产生了冲突，在劳动冲突、家庭冲突和喝酒惯习中，部分男性做出了调整，改变喝酒惯习。

家庭再生产任务在这一代人身上也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转变。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时，在农村建一栋房子就可以帮助儿子成婚。但是到了第一个十年快结束的时候，在县城买一套婚房越来越成为结婚的刚需。在农村建房需要花费十几万，在县城买房首付也需要二三十万。因为老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老家村庄里也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纯女户家庭。这些家庭虽然不像有儿子的家庭那样面临必须买房的压力，但也有为女儿积攒一些陪嫁的压力。这一方面是老家历来有给女儿准备嫁妆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自己老了需要女儿养老，就要在女儿成家时和婚后对女儿进行支持，而且是比传统婚俗的支持力度更大。比如女儿结婚的时候，陪嫁一些钱，或者是承担婚房装修，或者是陪嫁车等等。

计划生育政策也深深改变了老家农村的教育观念。由于老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早且十分严格，自80后开始，当地家庭普遍是1~2个孩子。家庭对于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一改之前多子女时代向男孩倾斜性投资的做法，而是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地投入。教育投入的效果显现，并在村庄中形成正向反馈，带来村庄家庭在教育上的进一步重视和投入。教育自80后这一代人开始，就成为家庭的一项刚性开支。随着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压力也越来越大。

随着家庭再生产难度的逐步增加和家庭发展压力的加大。60后也不断去调整家计模式。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并延续到21世纪头十年的“半工半副”，到第一个十年快结束的时候，开始变成了“半工半耕”（以务工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补充）。很多家庭开始长期外出务工（之前也有外出务工，但主要是冬季农闲的短暂外出务工。）。留在村庄里的人，也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种植作物收入来源。有的家庭是夫妻一起长期外出务工；有的家庭是丈夫去外地务工，妻子在县里找个工厂或者家庭作坊打工，或者是找一些零工做。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种植，其劳动节奏不比在工厂小，需要终日去地里干活。在工厂打工或者做零工，也是遵循工业社会的时间节律。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按照这套节律来安排。

在这样的生产节律和生活节律下，喝酒惯习就成为一项非常严重的“陋习”。因为喝酒会影响工作，会耽误事情，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些都不利于家庭的经济积累，会拖慢家庭再生产任务完成的进度，会影响家庭发展。不仅女性认为喝酒是陋习，村庄里的男性也不再把喝酒惯习视为一种体现男性气概的事情了，也将其视为一种“陋习”。男性并没有戒掉喝酒，但是控制了喝酒的频率和喝酒的量，在亲友聚会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几杯，但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喝得微醺或者喝得大醉。

而我的伯父作为60后，子女作为80后末尾出生的人，正是经历当地农村家庭再生产任务变迁和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一代人。我的伯母、堂姐和堂哥都敏锐的发现了时代的变化，并不断想办法改变家庭生计模式，不断强化家庭合力。如我的伯母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想办法积累成婚资源，如给堂哥在县城买房；想办法提升个人能力，积蓄收入，如伯母现在仍继续在县城打工，堂姐不断考各种证书以提升自己。而我的伯父，由于行为上沿袭了他上一代男性的惯习，没有调整自己以增强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没有融入到增强家庭合力的方向中去，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产生家庭危机就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情了。